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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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又名：伟大诗人杜甫

分类：纪录片 / 地区：英国年份：2020

简介：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探寻杜甫的足迹，伊恩·麦克莱恩爵士朗读英文版的杜甫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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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5-31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影评：《杜甫》放在西方视野下才是爆款

文调反唱唱
早在18世纪，杜甫诗歌已经在英语世界备受关注，并日益成为文学经典。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自称是海外第一部以杜甫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已经迟到了3个世纪之久。尽管西方汉学家宇文所安将杜甫视作超越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文学大家。然而对于西方普通观众而言，杜甫却鲜为人知。BBC的难题便是在58分钟内，对完全不了解杜甫的观众进行科普。既然目标观众是普通西方民众，其讲述方式就不可避免地从他者视域出发。或许从这个角度，可以找到《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获西方世界赞许，却难以取悦中国观众的缘由。
译本之争：用编年史记述杜甫的“忠臣”
尽管还存在用错史料、人名混淆，以及部分词句跳过不翻译的错误，围绕着《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最大争论点还是译本的选用。片中大部分对诗句的翻译将押韵、平仄、节奏、对仗、典故、暗示等技法舍去，使得中国古诗丧失了音乐性、象征性、多义性。
诸如 “卧龙跃马终黄土”（《阁夜》），用白话文翻译为“像诸葛亮和公孙述这样的忠臣，最终也成了黄土中的枯骨”。“卧龙跃马”借用了典故，分别出自《蜀书·诸葛亮传》和《蜀都赋》，在许渊冲的英译版本中译为“Premier and Emperor”，而在影片中译者采取了直译“Tales of sleeping Dragon and leaping horse.”。诸如此类还有多例，若符号减值，诗歌中的精神也就无法传达，古文中的古韵、美感也会减去不少。
这位翻译“欠妥”的译者是当代著名旅美史学家、教育家洪业，译文选自1952年出版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同名传记著作，是英语世界第一本研究杜甫的专著，因年代久远，查询资料有限，所以翻译难免出现纰漏。而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诸如葛瑞汉(A. C. Graham)、霍克思(David Hawkes)、华兹生(Burton Watson)等汉学家的译本修正了前辈的一些错误，翻译质量略为上乘。平仄、押韵、对仗、隐喻、讽刺等要素，在两种语境的文化里难以找到对应，这是古诗词的不可译性。但明明有更好的版本，为何偏偏选择最早的那一本呢？
答案归于纪录片整体的创作思路，导演用杜甫的十五首作品，串联起人物从孩童到垂垂老矣的整个人生，将诗作置于生平与时代中去品味。比之枯燥地朗诵与赏析诗歌中的内涵，故事化的呈现显然更具有大众趣味与观赏性，适合对文化感兴趣但并非专业研究的BBC—4大多数观众。而洪业的译本是最方便进行故事化的，因为它是一本以编年史的记述顺序，向读者一一介绍杜甫诗歌的专著。
洪业并非文学家，而是一名史学大家。作为早期的杜诗英译研究者，他发现了一些版本有文字不同、编次颠倒、典故伪造、史传误失等问题，而后将杜诗与唐史相对照，对编年顺序提出了很多创见。洪业的这种研究方法，源于他对杜甫生平事迹的考订。诸如只有他注意到了《壮游》中‘忤下考功第’的“忤”字与736年举子反抗主考“位卑而权重”的科举风波之间有关，进而解释了杜甫科举落榜的谜题：“这次科考之后杜甫曾‘快意八九年’，我倾向于认为诗人没有通过科考是因为上述事件被惩诫了”，这一说法令多年占据主流的“诗才大于应试才能”的观点站不住脚。这番解释令人叹服，洪业对问题的敏感，背后是其对笔端略带感情，而又辅以纵横捭阖的史学考证。写完《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后，洪业并没有终止对杜甫的研究，在1981年发表的《洪业论学集》中收录了《我怎样写杜甫》、《再说杜甫》等几篇洪业晚年对杜诗的新见解，以及对《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书中错误的修正。
细查为何洪业一生研究杜甫，将自己比做杜甫的“忠臣”。从他的人生履历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十四五岁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杜诗镜铨》。1942年，身为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被日军关入监狱将近半年。出狱以后，他辗转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任助理研究员。洪业认为，爱国精神是杜甫性格中最杰出的部分，似乎与他在经历了清华日军囹圄之灾，而后流亡海外的情感相似。书中对《破斧》唐史考据的末尾，洪业突然跳出学理的迷宫，转而指出“我人所指者为那些亲朋戚好为国捐躯长逝而不返者矣”。
同样，他在《杜诗引得序》中也曾发出感慨：“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说出我要说的话：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我的悲哀愤慨。卢沟变起，华北沦亡之后，那些杜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嶔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等等，差不多天天在唇舌之上。”
除去时代境遇的相似，洪业对杜甫的痴迷还在于对其为人的由衷敬佩，他这样描写杜甫：“所谓诗圣，应指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真有至情的才算是至人。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s）。其他诗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个‘W’是（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s）。他为人一贯实诚可敬，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是如此”。
因彼时的中美关系一度冷淡，洪业先生在哈佛论学的环境稍显落寞，对于他而言，《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寄托了他缅怀故国的深情，以及与杜甫气息相通的感激。是他的忧患之作，也是发愤之书。或许也正是囿于时代的境遇，洪业的译本才会如此注重中心思想的传达，而忽略了杜诗中更为丰富的文学符号性。然而，对比其他后代汉学家对诗作本身字斟句酌的译本，洪业的译本却更有资格作为讲述杜甫人生的参考，为当今的纪录片所用。
归化策略：用类比让西方观众体悟杜诗
“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传统，距今已有3000多年，比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古老。”开篇电视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这样介绍道，进而带领着观众游访西安、洛阳、巩义、长沙、成都等杜甫一生所到之处，以完成对杜甫的再次构想。
正如枯燥的诗歌分析可能会给普通观众带来知识性的压迫，对东方文化不甚了解的西方人民大众，也可能也会对陌生的海量中国地名和历史产生认知障碍，进而带来审美性的压迫。丧失了审美的权利，更遑论理解杜诗的韵味了。为了让观众从这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影片使用了在翻译学上称作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的方法。
根据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
中的解释。归化是指“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异化是指“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尽量迁就读者，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
简而言之，运用归化策略可让西方观众在文化和情感上更为贴近自己的认知，从而打破文化的壁垒。迈克尔·伍德为方便西方观众理解，做了一系列类比。将安史之乱比作一战；李杜风格差异如酒神与日神；远离北方战乱的长沙就像二战时卡萨布兰卡；盛唐的长安好比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
偶尔也引用宇文所安提到的与杜甫“齐名”的莎士比亚和但丁相互阐释。将安史之乱后流离失所的杜甫比作“莎士比亚笔下那个风餐露宿的人”。又将杜甫理想与抱负再也难以实现的境遇，联系到另一个流放诗人但丁的诗句“命运永远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它是一种恩赐”。
现代哲学思想理论也可以拿来用，比如迈克尔·伍德将杜甫的忧国忧民，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来解释：“个体对某一思想和文明含有巨大的悲痛，往往因为他爱得深沉”。又或者引用杜甫离开长安前发出的感叹“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秋雨叹》），迈克尔·伍德评价“杜甫陷入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焦虑”。更有甚，当迈克尔·伍德坐在白帝城的竹筏上，提起杜诗中对人之有限而自然无限的慨叹：“好比现代主义艺术家，甚至是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
最富创举的归化策略恐怕是邀请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来朗诵杜诗。正如洪业在《杜诗引得序》提到的，杜诗只能上了岁数才能通晓其内涵。英国皇家戏剧出身的伊恩·麦克莱恩此时已有80岁，他穿着黑色的棉麻上衣，脖子挂着一条深蓝围巾，儒雅温吞地用莎士比亚戏剧腔调朗诵杜诗。仿佛这些诗句是为他演绎过的那些人物李尔王、甘道夫（《指环王》）所写。
尤其是《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的朗诵，让人无法不产生联想。此序写的是杜甫晚年追忆盛唐之舞的景象。影片富有创意地分作两次朗诵，配以演员穿着古代服装表演舞剑的画面。一次是大唐盛世时期的公孙大娘舞剑，礼乐繁华是盛世的代表，序中回忆了剑器舞的全过程，表演的时间也相对更长。等伊恩·麦克莱恩再次朗诵
时，影片已经接近尾声。“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 此时已是唐朝日渐衰落，风尘四起的落寞时代。杜甫再次见到女子舞剑，与当年公孙大娘的姿态神似，原来是大娘的弟子，顿觉凄凉落寞写下这篇。伊恩·麦克莱恩由叹息式的陈述句念出这些诗句，仿佛也在为他曾饰演的即将疯癫的李尔王哀叹。
悲情主义：与西方文本类似的英雄塑造
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木兰辞》拍成迪士尼动画《花木兰》，为满足西方观众的喜好，它的呈现必然是置于“文化认同”视阈下的。所讲述的也不再是以“出生地“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故事，“替父从军”经历了符合西方核心价值观“美国梦”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洗礼，成为一个地道的西方故事。这样的文化认同转换也悄然隐藏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
东西方文化传统中都有对英雄与爱情的描绘，大概由于杜甫的爱情诗作的确不多，迈克尔·伍德在讲述杜甫田园诗时不无遗憾地提到“儒家思想没什么情欲”。而对于英雄的描绘，纪录片则将杜甫塑造成一个符合西方人认知习惯的悲情英雄。
在杜甫的出生地，今河南巩义，迈克尔·伍德神秘地说起一件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离奇”事件。杜甫3岁丧母，之后被寄养在位于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的姑母家中。姑母的孩子与杜甫一般大，时常一同玩耍。时疫横行洛阳，杜甫与表弟都染上了瘟疫。姑母找来了巫医指点，对方告诉她，靠房柱东南侧睡觉就可能痊愈。姑母作出了牺牲，将原本睡在房柱东南侧的儿子与杜甫调换。不久，杜甫痊愈，而表弟却在瘟疫中不幸死去。
这件事不是空穴来风，出自31岁的杜甫为去世的姑母写下的墓志铭《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杜甫将这一件事记载，是为感激姑母救命之恩。迈克尔·伍德却从言语中读到了杜甫是天选之子之意。这一番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讲述，为杜甫赋予了神性。紧接着下一幕影片便引用“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为杜甫的天赋秉异增添更有说服力的佐证。
这些对杜甫的解读不但超越了中国人的常识范畴，就是在东方叙事中也不常见。然而却像是希腊神话中英雄故事的开端，在史诗的传统里英雄是天神的儿子，受到到神的庇护或眷顾。神性为英雄赋权，让他听见历史的召唤，而后走上前往冒险的旅途，救赎世人。对应到杜甫的故事，这条路就是选择儒家的出仕，而非道家的归隐，完成救世济民的抱负。
然而，杜甫的仕途不顺，撞上“零录取”的科举风波之后又遇安史之乱，好不容易做官又很快被罢免流放，蜀中漂泊。从杜诗中可以找到具体而微的悲剧情节，“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兵车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诗行间溢满对政治的绝望和生命的悲哀。
迈克尔·伍德强调，如若没有残暴的军阀安禄山发动叛乱，没有随之而来的失序与混乱，杜甫的诗就不能脱胎换骨，达到诗圣的地位。迈克尔·伍德在这里再次提起但丁的流放，正是经历了苦难，但丁才能最终写出《神曲》。在《神曲》的第五章《天国篇》中，英雄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阙值，遭遇了最高级最终极的苦难，最终完成精神的蜕变，在天堂的玫瑰中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
肉体消亡但是精神永存，杜甫一生籍籍无名，直到死后他的诗才得以流传，成为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遗产。“杜甫是那个时代中国思想和诗歌的大全。他为匡扶国家所做的，比任何一个君主都做得还多”迈克尔·伍德在片尾总结道。
中国古诗译者路易·艾黎认为，杜诗是属于平民阶层的，字里行间的人道主义、自然之爱，彰显着和平和仁爱。杜甫对于阶级矛盾的书写，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下的疫情正使得全球许多地区陷入世界末日的恐慌当中，杜诗和他的故事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应景，这或许也是这部纪录片火爆的另一原因。
在充满着变数的当代，人们希望有人可以书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黑暗现实，也期待着有人为他们记录“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的濠上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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