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风云

评分：

6.0 还行

原名：On the Waterfront又名：岸上风云 / 在江边

分类：剧情 / 爱情 / 犯罪 / 地区：美国年份：1954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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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8-05

码头风云影评：《码头风云》：生命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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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Almereyda / 文
五木 / 译

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在献给伊利亚·卡赞的《写给伊利亚的信》（A Letter to Elia）中（与Kent Jones共同执导），讲述了他第一次观看《码头风云》并被它深深吸引的场景，“诸多面孔、躯体、他们走动的方式……声响、声音被听到的方式。这就是平日所见的普罗大众啊。就好像我也身处其中，我熟悉它，我与它紧密相连”。
将近六十年过去，人们仍可能折服于卡赞所能呈现的真实，也能明白1954年，年轻的斯科塞斯那一代人如何对《码头风云》产生由衷的认同感。码头工人们都有着一副冷峻的面孔，拖着沉重的身躯穿行在新泽西州霍博肯（Hoboken）的防洪堤、酒吧、房屋内，这些都与实际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冬季的严寒加强了现实主义的意味。正如卡赞在他的自传中所写到：“低温下刺骨的寒风折磨着演员们的面孔——他们卸下演员的外壳，回归常人姿态”。
即便如此，影片经久不衰的力量与卡赞对于现实主义风格的把控和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电影的视觉设计我们能感知到他对于演员——“大写的演员”无与伦比的感受力。《码头风云》之所以成为杰作、一部经典，就在于它打破了现实主义的桎梏，讲述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诗意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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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客观！这可不是纪录片！”导演在分镜脚本首页如此写道，下面的一段用红墨水写着：
摄影
特里（TERRY）的
内心体验
毫无疑问，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所饰演的特里（Terry Malloy），是影史上最有魅力、最完美的表演之一。Terry是一名初级码头工人、一名落魄的拳击手，是Johnny Friendly （Lee J. Cobb饰演）团伙中的一个小喽啰；而他的哥哥Charley（Rod Steiger饰演）则是一名冷血的会计，充当Johnny的得力干将。
影片的开场，Terry将一个工会卧底诱至屋顶并将他推下高楼。此后不久，Terry被传唤，出庭指认Johnny、Charley等整个黑帮集团。在烟不离手的神父Barry（Karl Malden饰演）与被杀害的卧底的妹妹，金发碧眼的知识分子Edie（Eva Marie Saint饰演）的灵魂拷问下，Terry的良心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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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兰度与森特演对手戏的时候，我被震住了，心碎了。投以柔情，报以倾囊。世人皆如此，不是吗？”
——伊利亚·卡赞在接受Richard Schickel采访时说道。
《码头风云》是卡赞的第十部作品（共十九部），是不受制片厂控制的独立制作。但它是基于卡赞为二十世纪福斯所制作的情节剧所积攒下来的口碑，这些影片不留情面地直击社会问题，像《君子协定》（Gentleman’s Agreement 1947）中的反犹太主义、《碧姬》（Pinky 1949）中的种族主义、《萨帕塔传》（Viva Zapata! 1952）中更具野心地直面革命天性。
在拍摄《码头风云》之前，卡赞在筹备阿瑟·米勒“银幕上的剧作”《钩》（The Hook）时碰壁了。他发现小说家、编剧兼记者的巴德·舒尔伯格已经完成了一个码头故事，主人公是霍博肯孑然一身的爱尔兰男子，而不是布鲁克林红钩区（Red Hook）的一名居家男人[1]。在卡赞的指导下，舒尔伯格对故事进行了大量修改，并继续沉浸在实地考察中，流连于码头上的酒吧，获取事件的细枝末节和各类码头黑话。影片中的Terry Malloy和神父Barry的形象都是基于鲜活原型所塑造的。
基于此，就像《哈姆雷特》的内核远不止于揭露了中世纪丹麦宫廷的腐败，《码头风云》所要讲述的已不再仅仅是关于工作条件、公会敲诈、改革等诸如此类的码头生意。影片中只有一个场景是真实的劳动场景：工头Big Mac向操作绞车的恶棍使了眼色，一堆威士忌酒箱瞬间将口齿不清的Kayo Dugan给压垮了。
可以说，这是一部传统的、陈词滥调的电影。但正是舒尔伯格在没有逾越惯例的情况下，在剧本中萌生了爱情故事，为卡赞创作了一部卓越的电影奠定了基础。

二十九岁的爱娃·玛丽·森特（Eva Marie Saint）饰演Edie，这是她电影生涯的第一个角色。她要比实际年龄更显年轻，充满活力、脆弱又绽放光芒。实际上她是影片中唯一的女性，美得不可方物——在这一点上，她与白兰度没什么两样——围绕在白兰度身边的都是像Moose、Truck和Slim这些粗犷的码头工人。舒尔伯格巧妙地通过Terry的内心挣扎，日渐发酵的羞耻感，以及他的责任感来推进故事；他几乎出现在每个场景中，和Edie同场演戏的时间要比其他角色来得更多。森特陪伴着白兰度，同他并肩作战。卡赞最喜欢的场景是两人共处的一幕，他说：“我们看到亲密无间的两人被气质、教养、愧疚、悲伤和惊惧阻碍。在至关重要又令人心碎的酒吧场景中，影片用一系列简单的过肩特写，表现了白兰度和森特之间的拒迎两难，倾慕交织痛苦”。
Edie ：每个人不都是别人生命的一部分吗？
Terry：你真的相信那些鬼话？
Edie ：我信。
这些话语比Barry神父在影片中的任何布道更能打动人心，也为Terry关于牺牲的觉醒奠定了基础。也是在酒吧里，森特低头耳语：“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帮帮我吗”；白兰度双手托着下巴，心绪不宁：“我很想帮忙，但无能为力”；随着影片中来自Leonard Bernstein唯一的配乐，他们的柔情与苦楚体现得淋漓尽致；Edie抚摸了Terry的脸庞，“可以的话你定会帮忙”；然后原谅了Terry。这绝对是美国影史上最具荣光的场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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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伟大的摄影师鲍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的贡献并非易事。他出生于俄国，二十年前与金·维果（Jean Vigo）合作无间。考夫曼参与了《萨帕塔传》（Viva Zapata!）第二摄制组的工作；《码头风云》则是他作为摄影导演拍摄的首部美国电影。卡赞不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激赏，更像是凭着自己的直觉选用了他。《码头风云》是有史以来绝美无比的黑白电影之一，媲美维果的《亚特兰大号》。在《生活》（A Life）杂志中，卡赞坦承他一开始对他的摄影师抱有怀疑态度，质疑他的毅力，怀疑他在刺骨寒风中工作的能力。按照卡赞自己的说法：拍摄初期自己处于怒火中烧的状态：
还能比这更糟心吗？瞧吧，最灰冷，最短暂的白天到来了；在该死的屋顶上所能看到的天际线与我所想的相去甚远……与《码头风云》中所呈现的简直天壤之别——影片中几乎看不见该死的天际线。
很快，卡赞意识到这天气其实相当完美，考夫曼适应了捉摸不透的现场条件，创造了统一协调的灰色谱系，在视觉上诠释了卡赞想要捕捉到内心体验，码头上雾气弥漫、工厂浓烟、人们呼吸、垃圾桶中燃烧的火，与网笼、黑色金属栅栏、带刺的围栏融于一体，让人置身于危险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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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这世间的孤儿。”
——伊利亚·卡赞《演员的誓言》（The Actors’ Vow）
“为何要杜撰一个词来形容非我？”
作为生于土耳其的希腊移民，卡赞将自己描述一个局外人，世间的孤寂感是一种天生的状态，一种恒续不断的精神状态。在制作电影之前，他在剧院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一开始成为一名演员，随后是那一代人中出众的舞台导演。然而，他的自传中记录了他生涯中毁灭性灾难前前后后所遭遇到的不利、怨恨、伤痛和质疑，这一切都与1952年他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作证一事牵连。卡赞最初拒绝合作，而后改变自己的立场，断绝了十七年前与剧团***的短暂关系，供出了八个旧时朋友的名字。
当时正处于冷战正酣，***，作为永远的局外人，卡赞是屈服于这无法逃避、卑劣的委员会的人当中，最杰出和最成功的美国公民。他的摇摆不定对时代的文化景观产生了冲击；当他买下《纽约时报》的版面，发表一份激进的“声明”呼吁人们追随他的脚步时，社会分歧变得更为尖锐。
当然了，将先锋剧团中***管理者的意识形态冲突，与把人从房顶上扔下或者把人悬于货物钩上的暴徒行径等同起来未免有些荒谬。但卡赞在Terry Malloy身上找到深厚的认同感，《码头风云》可以被视为是他对告密行为的自我辩白。
卡赞在《生活》杂志中记录了他屈服于调查委员会的苦楚，细致地描述了他的屈辱、羞愧和自我厌恶。同时他也承认，面对铺天盖地的蔑视，他做出抵抗姿态并拒绝道歉。斯科塞斯在《写给伊利亚的信》中始终保持克制，只是按照卡赞自己的说法：自己（卡赞）当初的决定是“灾难性的”，而造成的苦果也在他脸上留下烙印。（影片随后切进卡赞晚年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似乎是由龟裂的水泥拼凑而成。）
也许需要意识到一点，《码头风云》中我们所能嗅到的危险气息，Terry被孤立的感觉，他的软肋和竭力抵抗，这些都是卡赞的共情，在评价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视而不见。1947年卡赞与人合伙在纽约创办了演员工作坊，自我剖析和冒险是他所开创和培养的表演风格标志，白兰度、森特、Malden、Steiger和Cobb等人都在这里接受了基础训练。卡赞在《演员的誓言》中发出号召：
我将接受拒绝，接受疼痛
接受沮丧，甚至卑鄙
接受沮丧，甚至卑鄙
接受向我纷至沓来的一切
这一信条被贯彻到一种新的美式表演风格中，这种风格内外兼修，明显比之前的大多数表演风格更为细致、直接、即兴，更加真实。《码头风云》中伟大的表演正源于这种诗意现实主义风格。卡赞开创了这种风格，并在影片中加以改进，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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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交出供词之后，我才制作出好的原创性电影。”
——伊利亚·卡赞《生活》杂志

Terry在法庭上指认Johnny Friendly之后，重返码头的决定不像是原则和自尊的展现，而是一个幻想，正如斯科塞斯在《写给伊利亚的信》中所指出的，是向好莱坞戏剧性的约定俗成的让步，是一个尽情宣泄的出口。
《码头风云》的高潮未能免俗，Terry的形象被拔高，他用史诗般的磨难实现了个人救赎。Terry和他的对手们缠斗，被恶棍们打倒。而后出现电影中另一个不可磨灭的形象：白兰度那张卓绝的脸上布满血痕。（这是他演艺生涯中遭受的最猛烈的毒打之一。）作为Terry能量来源的Edie，只能在一旁无措。在这个当口，与赋予主角光环的打斗相比，来自于女性的爱情也变得无关紧要。卡赞竭力挖掘人物的深度：当码头工人们在Terry身后为他鼓劲时，一台手持摄影机捕捉到他眩晕、踉跄的主观视角，伯恩斯坦的配乐让这个场景深入人心。这位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英雄，在满腔正义感的推动下，带领着他的工友们重返工作。

在之后的双人特写中，神父和Edie挽着手，相视一笑，这可能是影片的一个误导信息点；但好在最后的影像里，冰冷金属仓库大门缓缓关闭，制造了一种恰到好处的，模棱两可又残酷的触动感，远不是志满意得的庆功之感。
《码头风云》成为一部轰动之作，席卷当年的学院奖，让卡赞的电影生涯起死回生；卡赞也开始了他一系列雄心勃勃，具有个人标志的电影制作。正如《码头风云》一般，它已经上升到集体意识中的高地，类似的场面依旧紧迫，依旧令人惊讶，依旧拨动心弦，催促人们走出漫长的政治阴影，摆脱得失成败的盲目之风。用卡赞的话来说，通过这些影片，我们被赋予了一种“终极的亲密感”。还是卡赞的原话：这些影片让我们得以直面“真实”。观看时我们心生讶异，危险感也在一旁虎视眈眈。

注：
[1] “布鲁克林红钩区的一名居家男人”正是阿瑟·米勒的剧作《钩》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