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评分：

6.0 还行

原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又名：A Brighter Summer Day

分类：剧情 / 犯罪 / 地区：中国台湾年份：1991

简介：结识小明（杨静怡）前，小四（张震）是典型的乖仔，是父母的希望和兄妹的骄傲（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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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7-20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影评：【杨德昌逝世十周年】一边愤世嫉俗一边勇往直前

作者：杨建伟
2016年11月26日晚，被称为华语电影三大奖项之一的台湾金马奖迎来了第53届盛会。在金马奖的主视觉海报上，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孩拿着手电筒，向着天空照射出一束光亮。海报上的男孩是13岁时的台湾演员张震，形象来自于1991年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同年，美国标准收藏公司发行了《牯岭街》的蓝光修复版，再次引起影迷热议。那时候，距离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德昌逝世已过去了9年。

时间继续推进，如今我们来到了杨德昌逝世的第十个年头。10年前的今日，杨德昌因结肠癌病逝于美国加州贝弗利山庄的家中，享年60岁。他生前共导演了8部电影，并担任了其中7部电影的编剧。其中，改编自台湾青少年真实杀人事件的《牯岭街》、刻画出家庭亲情及生命意义的《一一》获奖无数。台湾电影学者、影评人焦雄屏称他为“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世界级的人物”，盛赞其艺术成就让所有人感到骄傲，而他的去世更是让同一代的台湾导演，“新电影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侯孝贤感慨道：“一个时代过去了。”
“虽然（杨德昌）作品不多，但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惊人。部部都是制作严谨，表达犀利深刻、足以载入史册的现实主义力作。”学者黄文杰如此评价杨德昌的创作。身为台湾电影研究者，黄文杰著有《陷落的电影江湖》一书，在杨德昌逝世10周年之际，他又写了《愤世嫉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表达自己对这位影人的敬意。
这本书不仅集中探究了杨德昌的人生经历及其电影内涵，更为了“研究作为社会反思者、批判者的杨德昌在现代变迁化中的迷惑于反思、愤怒与坚持”。正如书名“愤世嫉俗”所明示的，读者可以从黄世杰的研究中一窥杨德昌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万象的看法，塑造出了一个在电影之外更加全面和完整的杨德昌的形象。

对台湾教育现状不满：
自由的风气越来越少，保守的思想越来越多

在电影《牯岭街》中，国文老师“中国文字是最有道理的，洋文比不上”的说法被学生质疑。不仅提出质疑的学生小猫被罚了，连无辜的男主角小四也被罚站，仅仅是因为没有回答老师“谁在嘘他”的问题。后来，因小四的同学滑头抄袭他的试卷，小四的爸爸去学校交涉，最终因不满学校领导的官僚腔调而发生了争执，小四被记了大过。在黄文杰看来，这两处情节不仅反映了专制学校与压迫式教育的畸形，也是杨德昌从小在上学过程中受到的偏见、压抑的映射。
上小学时，杨德昌就对老师产生了反抗心理，因受了不公平的处分而不理睬老师。3年后，杨德昌的母亲不得已将他转至女师附小，他才开始发奋读书，成了“众人眼中的好学生”。
1959年，杨德昌考上了“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次年考入日间部。这与《牯岭街》中的小四的经历是一样的。这时的杨德昌“随心所欲，个性自由发展”，因认为很多老师对他误解很深，双方关系不太好。他爱看漫画，因上课时画漫画、传阅漫画而被批评和罚站。到了初三时，杨德昌遇上了一个他认为“心理有问题”的老师。这位老师以“有同学反映杨德昌调戏女老师”为借口修理他，经常强制杨德昌写悔过书。原因何在？他觉得这老师“觉得面子挂不住，一定要在所有的学生面前修理他”。就这样，杨德昌度过了一段不那么愉快的初中生涯，他认为这种打压学生的情况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十分普遍。
“（杨德昌）对台湾的教育环境真的是很反感，他常讲以前上课时是多么不舒服，觉得老师对人抱有怀疑，像《牯岭街》陈述的是当年他就读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情形，到了《一一》，样样被压抑，被老师羞辱，完全是他个人的投射。”杨德昌生前的合作伙伴、台湾导演吴念真这句话，再次验证了杨德昌对台湾教育的不满。
杨德昌也曾遇到过良师。在国立交通大学时，他的国文老师陈乃超讲课天马行空，教写作总是突破常规、让学生自由发挥。大一下学期有一次写作文，杨德昌把“原来以为作文里应该有的东西通通都丢掉，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结果得到了第一个甲。有一次，陈乃超在黑板上写下了管仲的“能者作智，愚者守焉”，并让学生“回去好好想想”。回望此事，杨德昌认为这8个字唤醒了自己的创作意识，对自己影响巨大。

1988年，在导演了《指望》、《海滩的一天》等4部电影后，杨德昌在电影工作之外还进入了台北艺术学院戏剧系执教。在那里，他被视为一个另类的老师，不按常理出牌：他先讲一段时事，让学生发表看法，也说说他自己的见解；学生随意地坐在一起共同讨论，甚至可以去电影片场实地见习......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了1995年，最后以杨德昌被学校辞退而告终，学校认为他这种“离经叛道的教学方式过于激进”。
“自由的风气越来越少，保守的思想越来越多。”对于台湾教育当时的状况，杨德昌心怀感慨，并投射进了自己的电影中。
对台湾媒体不信任：
报纸与电影发行商站在同一阵营，并扮演救世主

杨德昌有过很多次与记者发生不愉快的经历。据《牯岭街》合作人、台湾导演陈以文回忆，杨德昌有次在香港接受媒体访问，觉得“自己所说的对方并不懂”，断然拒绝了记者“第一个问题没录好，希望再录一次”的请求。还有一次在《牯》的工作室，杨德昌更是被气得下楼走了，因为记者说了一句“杨静怡不是美女，为什么要找她来演”。
“基本上，杨德昌对媒体是不信任的。杨德昌会怀疑什么是真实，媒体所呈现的是一个人的正面，藏在后面的东西是不为人所见的。”《恐怖分子》的共同编剧小野回忆道，在当年撰写这部电影的新闻稿时，杨德昌每次都会强调：“我们要控制得非常准确，借由新闻稿不断释出讯息，让记者不能写错。”
在《牯岭街》刚上映时，有些记者为了博眼球，评价这部电影是“一个外省人对台湾本地人的诋毁”，让杨德昌瞠目结舌。当他对发行商私吞台湾当局的电影补助津贴提出抗议时，部分媒体会受发行商之邀，发表了一些恶意中伤的文章——“说我（杨德昌）如何非议这个社会、说我不爱台湾，说我更像大陆人。”这种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做法，让杨德昌对媒体更加失望。他说：“电影之死归结于新浪潮的兴起：台湾的纸媒永远都和各大电影发行商是同一阵营的，因为这些大发行商是纸媒广告收入的主要客户，而理所当然，纸媒则为发行商希望达成的宣传效果营造舆论攻势。”

在影片《麻将》中，邱董有一句台词：“那么多人每天看电影看八卦杂志看畅销书，甚至看广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想听别人告诉他怎么过日子。”黄文杰在书中写道，此处不仅是讽刺、批判世人“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反过来也批判了媒体通过扮演大众的救世主，制造各种虚假来骗人和赚钱。杨德昌在接受焦雄屏的访问时说：“商业电视、媒体的基础都是大广告，这种东西最容易掉进去，大家只赚钱不付出，最后就是骗人骗钱......大家不察觉这个操纵和剥削的技巧，但事实上到处都有暗示，其实成立的因素完全一样，就是告诉你，你需要什么。”
那么杨德昌认为媒体告诉大众需要什么呢？在电影《独立时代》中，杨德昌回答了这个问题。影片中，Molly的姐姐是一位电视主持人，在一档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中宣扬用“爱心”和“成双成对”来战胜孤独，标榜这个世界“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希望”。事实却是，营造出婚姻美满的幸福形象的她，与自己的丈夫早已感情破裂，长期分居，却在被指出真实情况后称这是谣传。Molly的姐夫写了众多的甜蜜的爱情小说，销售火爆到”卖得比琼瑶还好”，但后来他醒悟了，袒露这些书“都是一些毒品，一些鸦片”，是用来安慰心灵空虚的大众的产物。更讽刺的是，当他意识到这些，转变了写作风格，写成了他认为真正关怀大众的《儒者的困惑》时，声称为了理想投入文化事业的Molly却看不到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描摹台湾人精神状态的肖像画师”：
人和人之间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真

在《杨德昌》一书中，美国影评人约翰·安德森称他为“描摹台湾人精神状态的肖像画师”。在安德森看来，杨德昌在每部电影中都描绘了现代人的生存感受，深入探讨了大众在时代变幻中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杨德昌对此现代人的生活怀有沉重的焦虑。
《牯岭街》的叙事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台湾，一个战乱、迁徙尚未远去的过渡时代，一个全民恐慌的时代——国民党对民众实施严厉监控，成年人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而同样惊惶的孩子则通过拉帮结派寻求安全感。对于现实和电影里的谋杀案，杨德昌反对将事件单纯化的做法：“这个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事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型之下，台湾创造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在《台湾四百年》一书中，作者许倬云曾用“钱淹脚目”形容台湾及人民此时的富足。1992年，台湾人均收入已由1951年的137美元，涨至9591美元，涨幅高达70倍。杨德昌看到了随之而来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在针对电影《独立时代》的采访中，他谈到：“人类文明到这时候，物质文明也到这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危机的阶段。这部电影要讲的问题是来自我们的精神生活”，“如何在精神生活上面让它合理化，让它健康，让它更蓬勃，这是这个故事要讨论的、蛮重要的话题。”
遭遇精神危机的人物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比比皆是。《一一》里的敏敏哭着反省自己生活：“我觉得自己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恐怖分子》里的周郁芬在小说中写道：“那天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从《麻将》里红鱼的欺蒙拐骗，到牯岭街上的青少年犯罪，杨德昌把人们空虚无聊的生活状态和道德上的困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我一直相信，‘诚’‘真’是非常重要的，人和人之间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真。”
以悲剧为武器的乐观主义批判者：
本来就要批判社会，就是要对社会有见解

我们在评价杨德昌的电影时，总绕不过“批判”二字。小野在《我们曾是彼此的“恐怖分子”》一文中，称杨德昌“看什么都不顺眼，拍得很冷酷，把堕落的、黑暗的一面展示出来，让人们不要逃避。”杨德昌本人也回应过，说他批判只是因为爱台湾。“我爱台湾，因为我生长在台北，我爱这个地方。但到头来，总是有人会说，假如你真的爱它就不应该批评它。”而杨德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本来就要批判社会，就是要对社会有见解”。
对于杨德昌电影中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精神，学界已达成了肯定的共识。比如台湾学者吴珮慈对此称赞道：“杨德昌作品中所富含的理性思辨力量与知识分子批判色彩，力道之强，令观者难忘，在台湾影坛可谓无人能出其右。”再比如在著作《杨德昌的电影世界》中，法国学者让·米歇尔·付东将这他的批判态度上升到了对生命的思考层面：“他以一种批判的构建方式使人明白，我们究竟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什么才是生命的源动力，以及生命的终结将是怎样一种结局。”
杨德昌悲观吗？黄文杰在书中写道，悲剧只是他用来批判社会的有力武器。谈到电影《海滩的一天》时，杨德昌曾说：“生命的延续力在于对未来的光明灿烂的寄望，本片最后的目的也就是在暗示这种勇往直前的信念。”在洛杉矶西木村杨德昌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铭文——“Dream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爱与希望的梦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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