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

评分：

6.0 还行

原名：悲情城市又名：A City of Sadness / A Cidade da Dor

分类：剧情 / 历史 / 地区：中国台湾年份：1989

简介：普通人的命运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面前总是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个人，如果勇敢地站出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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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11-24

悲情城市影评：非喜剧

——侯孝贤《悲情城市》的一些杂碎记忆

1，序

如果说台湾电影是对台湾人城市生活的一个多角度的写照，那么侯孝贤作为台湾电影的领军人物可以说是这个大花园中赫然独立的一树芭蕉。如果说吴宇森的电影是暴利的美学在世界影坛的一个最好代表，那么侯孝贤的乡土文艺片则是与之迥然不同的另类尝试。
侯孝贤，作为台湾电影的标志性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新浪潮中脱颖而出，迅速确立了自己台湾电影领军者的地位。他参与编剧并投资拍摄的电影《小毕的故事》及参与导演的《儿子的大玩偶》成为台湾新电影的重要作品。他后来导演的《风柜来的人》（1983）和《冬冬的假期》（1984）连续获得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侯孝贤开始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1989年，《悲情城市》在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夺得了最佳影片金狮奖，侯孝贤因此成为台湾电影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导演，也是在世界四大影展中第一位获此最高奖项的中国人。《悲情城市》也凭此奖一举成名，引来了无数影迷的追捧，更成为当年台湾最卖座的电影，总票房达到了7000多万。而《悲情城市》的风潮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褪。20年后的今天，它依然作为一部伟大的文艺片被众多影评人和普通观众所津津乐道。它所开创的获奖以后再公映的电影商业模式也被后来的电影人所频繁使用，但是再也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像《悲情城市》一样成功，既得到国际影评人的认可，又引起普通观众的极大观看热情。

2，再

很多人都知道《悲情城市》获得了如何的成功，却不知道原来《悲情城市》在此之前只是作为另一部电影的前传来构造的，就像《星球大战前传》一样。只是这个前传成为了永恒的经典，而那部本来的正片，却成为了遥远的梦。
1985年底，正当侯孝贤面对电影是考虑市场还是创作意图的德艰难抉择的时候，制片人张华坤替侯孝贤出了一个怪招。周润发和杨丽花这两个在现实中根本完全不搭界的人就这样被硬生生的扯到了一起。当年的《民生报》在摄影版的头条刊登了这个消息，“周润发配杨丽花，花这回遇到发，立刻就有化学变化”。
很快故事就出来了，杨丽花是台湾本地的酒家大姐头，周润发则是秘密查访一批被吞的走私货的香港来客。经过一系列事情，两人逐渐从敌对走向相知，并且发展出微妙的感情。而故事中杨丽花的名字就叫阿雪，也就是《悲情城市》中林家老大文雄的女儿阿雪。
在扩充故事的时候，为了建立阿雪扎实的身家背景，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和祖父逐一诞生，不知不觉就扯出了一大帮人物，一个台湾本土大家族呼之欲出。最后阿发和阿花的故事没拍成，却成就了阿花的家人。一个前传就这样被扶了正。成为了日后的《悲情城市》。
剧本作为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向来被大家所重视。一个好的剧本，会为一部电影增色不少。念真和朱天文合作的剧本将全剧分为88场，加上开始的序场，共89场。讲述了一个台湾本土大家族在抗战胜利以后到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期间的兴衰历史。
故事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始。此时，吴家的大儿子文雄外面的女人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光明”。不久以后，林家父亲林阿禄家的艺旦间重新开张迎客，取名“小上海酒家”（想来很讽刺，正是从大上海来的那帮人毁了小上海这家人的生活。）林家的二儿子本是一名医生，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人强征到东南亚，从此杳无音讯，只有二嫂还在痴痴的等。林家的三儿子文良在日剧时代被日本人带到上海做翻译，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台湾，但是已经神志不清。林家的四儿子文清，八岁的时候从树上摔下来，从此变成聋哑，自己开了一家照相馆。林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老三文良在《九一八》的歌声和雷雨交加中清醒过来。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红猴暴亡，老三和本土的帮派结下梁子。老三参与上海帮的走私活动被老大发现制止，因此被上海帮以汉奸罪告发，等从宪兵队弄回来已经成痴呆。老大文雄的小舅子为了替文良讨公道，与本土流氓发生打斗，被刺伤。文雄前仇今恨加在一起，与本土帮派发生打斗，最后被上海帮的人枪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台湾戒严，陈仪用武力镇压，严厉打击进步知识分子。老四文清因为与知识分子林老师等交好被抓，最终被释放。文清的好朋友宽荣是一个有着一腔抱负的青年人，对社会现实有着诸多不满，在“二二八事件”过后，彻底看透当局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与一群怀有同样梦想的知识分子逃入深山中，秘密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秘密基地被剿，宽荣也被打死。文清和宽荣的妹妹宽美结婚，婚后生下了一个孩子，名叫“阿朴”。这期间，文清一直与在山里的宽容联系，并且不时接济宽荣等人的革命活动，正因为这样，在宽容等人的秘密活动被发现以后，文清也被抓了起来，音信全无。只剩下宽美和牙牙学语的孩子。1949年，大陆易守，国名党退居台湾，而小上海里面“光阴阴阳叠错，明冥难分，生活持续发生下去”。

3，继

《悲情城市》是侯孝贤导演的第十部电影，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十是一个寓意吉祥的数字，十代表圆满，代表完美，代表一个阶段的结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悲情城市》之于侯孝贤正是这样的意义，它带来了荣誉，带来认可，带来关注，也带来了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悲情城市》可以说是，侯孝贤电影精神的一个最好体现，也可以理解为侯孝贤电影创作的一个高峰。在这部片子中，侯孝贤将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人生阅历，生活体验，完全呈现在自己的电影语言之中。大量的运用了长镜头，深焦距，定镜拍摄，并且采用了情绪性的时空组合方式，利用气韵剪辑法，制造出电影蒙太奇的效果。这样，虽然有大面子的静止画面，和长镜头画面，却也不会让观众觉得过于枯燥，反而会徜徉于台湾乡村的幽深静谧之中。虽然身无所至，但是心已向往。定镜拍摄和深焦距的运用，更多的展示了片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给观众呈现了一幅幅平淡安宁的普通大众的生活图景。关于文清被捕入狱，在牢房中与两位狱友告别，侯孝贤只用了一个个长镜头来展示。该镜头长达2分36秒，从正面表现了“二二八事件”。整个镜头起于黑，落于黑，中间画面变得明亮，这一过程中始终便随着光线的明暗变化，也暗示了光明和黑暗两股势力的斗争，最终回归黑暗，也预示了革命者被残酷镇压的悲惨命运。
在《悲情城市》这部片子中，涉及到多次打斗和死亡的场景：红猴被秘密的杀死，文良和的打斗，文雄的死亡，“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对外地人的殴打和最后当局对宽容等人的暴行。侯孝贤都用了很含蓄的方式来呈现，始终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冷眼静观，不带任何感情，没有爱憎，也没有同情。这是很多现在导演所缺失的。据朱天文后来在自己的书中谈起来，侯孝贤的电影之所以会有这种“冷眼看生死”的叙事态度，是在筹拍《风柜来的人》之时侯孝贤很是困惑，于是，朱天文给了一本书给侯孝贤，这就是《沈从文文集》。“侯孝贤后来回忆说，看完这本书，没注意里面讲什么，但喜欢的是作者的写作观点，因为沈从文并不会像一些作家那样，很主观地钻进生活阴暗面，反而是很客观地写一些时间，使你感觉到这些事件在阳光下进展着，所以让人感觉这些事很广亮。”后来，客观试点就成为侯孝贤看待世界周遭事物及电影艺术创作的常规守法。
《悲情城市》在剧中人物的塑造上也花足了功夫，剧中人物的台词虽然不多，但是演员的表演都十分精准，特别是林家三兄弟，老大的扮演者陈松勇粗鲁的行为和慈善的眼神，很好的展现了一个土流氓大哥的形象，但又不失为人父兄的慈爱。而老三的扮演者高捷，虽戏份不多，但也是足够抢镜。剧中第一男主角梁朝伟的台词完全缺席，本是为了弥补他不会客家话的缺陷。但也正因为他的聋哑才更让我们体会到故事背景时代政治的黑暗和人民内心的压抑。这样无心的插柳的行为，成就此片的一个亮点。剧中人物庞杂，方言更是多种多样，广东话，客家话，上海话，普通话，日本话，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大融合的局面。这样的大融合中，也体现了台湾普通民众的无奈。就像林老师所说，台湾人更多的感觉是被人踢来踢去，像个没娘的孩子，没人疼没人爱。
《悲情城市》中，日本姑娘小川静子应该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静子和宽荣之间无法言谈的情愫，从遣送日本人回国的那时开始就只能是埋在心底永远的秘密。而静子走之前将自己的和服送给了宽美，静子在教室里教小孩子唱日本童谣《红蜻蜓》，这都颠覆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对日本人的看法，我们看见的不再是凶神恶煞的侵略者和杀人犯的形象，而是一个真实善良的年轻女孩的形象。她美好，安静，善良，具备了人类所应具备的一切美德。这样的人物，却因为国别的问题，而错失自己的爱情和理想生活。只能无奈的离开台湾，回到自己早已就不熟悉的祖国——日本。

4，终

侯孝贤和他的电影，所建立的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弄懂的。有人会觉得文艺片，就是法国，有人会觉得文艺片，就是枯燥。有人甚至会觉得文艺片就是一些文艺小青年装模作样的把戏。我想这些人一定没有真正的去看过文艺片。他们或许只是被一些评论者所迷惑，或许只是不愿意将心放入其中，随着导演的引导去体验。
我看到一种理论说，侯孝贤的电影，长镜头的运用已经泛滥成灾，他的电影已经过于个人化了，完全脱离了观众。甚至有人说，侯孝贤已经抛弃了台湾电影，并且给众多台湾电影导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其实，他们只是不明白，侯孝贤的魅力正是在于此，如果有天他为了迎合现在大众的快餐文化消费意识，而去拍一些毫无意义的商业片，那么他也就不是那个曾经被顶礼膜拜的侯孝贤了，那么侯孝贤和侯孝贤特有的电影风格也就彻底死亡了。至于，侯孝贤脱离台湾电影，到国际上去拍更加个性化的电影对后来的电影从业者的影响，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中的弊端，而盲目的去推崇那些出去了又立刻回国的导演，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宣扬这样的做法。我们从海归到海龟的转变，就可以看出，只有在国外混不下去的人才会选择出去以后即刻回国。当然我们也得承认的确是有那种志在报国的人存在的，但是何止千万分之一。大部分的电影导演，一出名立刻就往国外跑，寻求更多的名利，至于最终落败归国，想来也并不是出于爱国的目的，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吧，只怕鱼和熊掌皆失罢了，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
侯孝贤在台湾电影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对于整个中国电影界的影响也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悲情城市》，所带来的商业和艺术上的成功。它必将作为20世纪一部伟大的艺术做品流传后世，当然褒贬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