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

《裂变》是苏联第一部描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的故事片。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顷刻之间悲剧性地闻名于世。《裂变》的创作者们以令人惊叹的坦率和真诚，直言不讳地把核泄漏事件引发的一切从道义上进行分析、评述和艺术加工，在观众面前展现一幅严酷真实的画卷，从而暴露出事件前后的社会道德状况。

在《裂变》中，电影语言的运用和造型活动的安排几乎都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把影片创作者对这一悲剧事件的根源、起因、后果的苦涩的道德思考转化为可感的东西。

故事沿着两条情节线展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影片主人公亚历山大的家庭裂变过程。这两条情节线似乎是一个主旨的两个方面，无论是核裂变还是家庭裂变，原因只有一个：谎言，虚伪，欺骗，不负责任。伴随着“裂变”过程的是，儿子忘记了父亲的嘱托，妻子欺骗丈夫，官员隐瞒真相，医生的自我牺牲，记者的觉醒，年轻人呼唤信仰……沿着这两条情节线，影片的创作者把一组异常环境中的异常性格界定在蘑菇云这一大背景的光效之中。

亚历山大与观众结识在工作和生活极为顺利的时刻。他刚从希腊出差回来，妻子、儿子、父亲、还有朋友们，都在基辅等着他。那包“从遥远的祖先的故乡希腊带回”的泥土令观众立刻就对这一人物的道德缺失有所认识。后来，共同的灾难使他的良心逐渐萌醒，他认识到诚实正派才是记者职业的根基所在。亚历山大过去曾多次写文章对核电站歌功颂德，现在他无论如何要争取到危险区去采访。他终于登上了开往禁区的直升机。于是观众和他一起看到了因遭受核辐射而毁坏的大片庄稼、森林；在空寂的城里一台台机器，一辆辆汽车，被烧毁的技术设备，犹如巨大的坟场上的一座座荒醓……核电站爆炸的一声巨响也引发了亚历山大家庭的裂变，更为重要的是这促使他反思过去，怀着赎罪意识，尽一切可能去报道真相。扮演亚历山大的沙库洛夫很善于表现角色心灵深处的细微变化。他饰演的亚历山大从最初空虚庸俗到结尾处的新生的性格。“裂变”及观察力的“复明”过程很克制，可以说“不动声色”，但却自然流畅。

瓦列尔卡和柳芭这对年轻人的婚礼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举行，但人们对这场灾难全然不知。这对年青人无忧无虑，准备尽情享受青春，却不料大灾难已经安排了他们的命运。当他们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时，生活已把他们逼到了死角。他们以前从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良心不安（例如在婚礼前夕想把爷爷送进医院），此刻却呼唤信仰，也许艺术家想以此说明，在危急时期，信仰对于人就是道德的必须。

影片中小男孩柯尔卡的童心展露得令人心颤。在辐射剂量检测站，柯尔卡把一只小猫藏在怀里，为的是帮助小猫躲过检查。当检测员要把他的小猫夺走时，摄影机用特写表现柯尔卡绝望的眼神。影片结尾处是从直升机上俯视的切尔诺贝利全景。确切地说，这里不是核电站的所在地，而是核能工作者曾经生活的地方。银幕上出现了一条条种满樱桃树的小巷，一座座安静的房舍，一块块布局齐整的住宅小区。这里没有任何可以触觉感知的东西，但观众似乎觉得有一股阴冷的风从银幕上袭来，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悄无声息地把那树、那田园、那房舍握在拳里，它带走了生活，带走了人们，带走了呼吸，也带走了希望……这时，一首柔和而伤感的乐曲（就是男女主人公们曾随之翩翩起舞的曲子）回荡在这被夜生活遗弃了的城市上空，它像无形的泪水，洗涤着已经失去生命的一切。接着，摄影机的镜头稍稍往下俯视，观众彷佛看见了一个人，慢慢清晰，这是一个孩子。

他就是被大家遗忘了的，或者说，逃离了大家的柯尔卡……音乐和画面共同制造了这样的印象：孩子是生活，是春天的象征，而柯尔卡却被那只无形的巨手葬送在这座死城里。

《裂变》的剪辑严谨，画面视点也相当准确。在一组组纪录镜头所表现的这一悲剧事件的实况背景下，艺术家以坦率、详尽、确切的纪实风格和纯熟的场面调度，从容有序地安排同时发生的各项事件和艺术家对此的视点，以再现事件的细节及影片中的人物对待这一突发事件的心态。火车站疏散居民的一场戏有5000多群众演员参加，50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过基辅郊外以再现当年数以千计的居民撤离家园外出逃亡的一幕。辐射剂量测定人员检查放射性气悬体的排放量及污染情况的画面几乎可以乱真：一个战士把指示器靠近几把乐器，然后点头示意乐队队员们把乐器放在路旁的指定地点……灰白头发的乐队指挥在军人身旁转来转去，寻找着同情，恳求着：“……把乐器还给我们吧……音乐总是需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需要它！……”紧接着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推土机，它向堆集在空地上的一堆物品冲去。定音鼓、低音黑里康大号、长号等旋即消失在履带下……以上这些画面是与伤员和领导人的家属的撤离，以及基辅大街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欢呼雀跃的场面，和如期举行的欧洲自行车赛的纪录片镜头交叉组接的。而伴随着这一切的是画外不时传来的呼救信号。这样自由娴熟的蒙太奇处理，在听觉上和视觉上形成了强烈的积累效果，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情冲击，使观众似乎变成了悲剧事件的参与者，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剧情发展的各个层面，从而确保了影片叙事空间的连续性。

在《裂变》中，艺术家成功地处理了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影片逼真地描绘和再现了核泄漏这一悲剧事件的真实情况，它的逼真性非但没有与通常观众的理解相抵触，而且坚持了合理的场面时空和线性叙事。艺术家在按时间先后顺序再现这一悲剧事件时尽可能做到细节的真实：爆炸，机械师伊格纳季的死，危险地区居民的撤离，尤其是基辅车站的情况，几乎与纪录片的实况记录无异。小男孩柯尔卡的形象是虚构的，但他并不是影片创作者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的某种观念的造型。柯尔卡的虚构形象有其具体真实的基础，也可以说是直接的基础。当时确实有人偷偷地返回30平方公里危险区之内，因为他们不了解事件的严重性，而世世代代生息的土地是很难割舍的。因此，影片中柯尔卡要找妈妈的行动很自然，因为他并不理解潜伏在他周围的致命的危险。柯尔卡独自一人留在死城的画面虽然给人以神秘的、非人世的忧郁印象，但却真切地暗示出观众的感觉，使观众体会到强烈的悲剧性的心灵震颤。

《裂变》的创作者们以纪实电影的诗意笔触，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气氛。影片的场景、角度、景别以及镜头长短的选取，都体现了艺术家对所再现的悲剧事件的理解和感受。可以说，《裂变》不失为一部洋溢着悲剧诗意，又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的现实主义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