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

文丨朴园 编辑帮

一部没有国民党的党史：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胜利闭幕，这短短24年里，中国历经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所包含的信仰之争、道路之争、前途命运之争，极富传奇色彩。《大浪淘沙》要展现的历史，可谓波澜壮阔。
这赋予艺术创作丰厚养分，却也带来极大困难。首当其冲的难题就是，如何要在短短40集剧集里，展现数不尽的历史人物与大事件，并勾勒出历史主线。
对历史大事件以“春秋笔法”一笔略过，反而将笔力集中在大事件之前的争议、讨论、决策，让《大浪淘沙》跳出了献礼剧“样板戏”的套路。

对大多数人来说，党史是五四运动上学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喊，是嘉兴南湖上的一艘小小“红船”，是井冈山上漫卷红旗的“朱毛会师”，还是遵义会议“生死攸关转折点”的历史定论。
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诞生，为什么会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大部分影视作品里，却语焉不详。
《大浪淘沙》要把这个“前因”，完整地讲述出来。
例如，用了浓墨重彩来重现的中共一大，《大浪淘沙》描绘了五四运动对其作出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动员，正因为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学生走上街头运动，“南陈北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格局一举奠定。尤其是陈独秀振臂一呼，一波波仁人志士、青年才俊围绕其中，在一次次的激烈辩论中，要在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呼声，最终呐喊而出。

这一过程中，戴季陶、张东荪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而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等风云际会，走上历史台前。历史就像一个牌桌，不断有新玩家加入，旧玩家离开，只有掌握真理，才能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走向胜利。
正有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要不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问题的充分讨论，中国共产党才在嘉兴南湖诞生。在回答了这些问题后，《大浪淘沙》中一大戏份有详有略，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这样的处理，几乎是《大浪淘沙》的标准操作。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重要节点处理为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背景，“西安事变”则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起因，网友们甚至还惊讶地发现，在一部讲述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影视剧里，国民党几乎是“神隐”状态。
有评论说的好，“既然是大浪淘沙，就不要讲‘岸边的石头堆’了。”

《大浪淘沙》在群像塑造上的新意：
《大浪淘沙》所聚焦的党史，是共产党人在不断的挫折和失败中，对正确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正如前文所说，删繁就简、展现历史大事件背后的重要抉择时刻，是《大浪淘沙》的重要叙事特点。避开全景式扫描，《大浪淘沙》还创新了历史与青春的双重视角，对传统历史进行了当代解读。
以往的献礼剧是什么样子？是在主流历史观的引领下，对价值的宏观勾勒。经典如《长征》等作品，洋溢着强烈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仿佛都是可以料敌千里的神话人物。重重滤镜之下，人物塑造走向了刻板和套路化。
对准历史的细脉，找寻青春的价值，《大浪淘沙》则以人观史，从群体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轨迹，来洞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道路。
典型如毛泽东，在《大浪淘沙》里是一个既有身份变化，又有充沛情感，还有信仰进阶的丰富人物。

从身份变化看，1919年之前，他是陈独秀的倾慕者，对俄国十月革命充满好奇心；五四运动时，他又是学生运动领袖，在湖南“驱张运动”中，首次展现了在军阀间纵横捭阖的惊人能力；中共一大，他代表湖南参加，是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国共合作，他又敏锐地提出，要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成功……细致到每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
也正是在不断的身份变化中，他发现教条式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无益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由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道路。
从人物塑造看，毛泽东又有层次多样的情感肌理，是激情澎湃、理想迸发、宽厚待人、忠于爱情的中青年模样。在给孩子上课，讲述中国为什么落后时，毛泽东有教员特有的温润与耐心；面对杨开慧，毛泽东温柔如水，一声声“霞妹”让屏幕外的观众感受到恋爱气息；惊闻杨开慧遇害，他又悲愤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词句；待到中央苏区被排挤，为避免牵连他人，他谢绝会客，甚至连老战友朱德也吃了闭门羹，对战友的保护又呼之欲出。

此外，剧中的陈独秀，脾气火爆、作风彪悍，有“大家长”的架势，可被捕入狱后，与潘兰珍相濡以沫，又令人动容；中共大代表李达，被誉为“影视剧里还原度最高”，既有形似也有神似；还有博古等早期领导者，不善决断等性格特点，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大浪淘沙》中的人物群像，不仅活泼、生动、有趣、多元，也与教科书、样板戏大相径庭。
被众多评论指出的是，《大浪淘沙》还构建了当代青年与历史隔空对话的语境，通过青年陈启航、林帆对党史的追寻，作品完成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价值建构。
《大浪淘沙》的 “大尺度”
真实细节与宏阔叙事，共同构成《大浪淘沙》里的党建史诗，展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种选择有多残酷？参与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站上天安门城楼，迎接新中国到来的只剩2人——毛泽东和董必武。
至于其他11名代表，或在革命年代壮烈牺牲，或与共产主义信仰渐行渐远，或卖国求荣做了日本人的走狗汉奸。
正是在“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的信仰抉择和道路选择中，中国共产党才在七大找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正确道路。

为了呈现多种思潮、多种信仰、多种主义的交锋，《大浪淘沙》做足功课，呈现了大量敏感历史细节，甚至不避讳党史上的著名叛徒，其尺度远超以往。
共产主义在十月革命后，才成为风靡中国的显学？当然不是，鲜为人知的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学术氛围中，无政府主义才是20世纪20年代的最流行学说，共产主义只是无数救国方案里的一种。甚至在中共创建初期，大量党员都曾自无政府主义者蜕变而来。《大浪淘沙》，正好讲了这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遵义会议上，李德与博古怎样交出最高指挥权？《大浪淘沙》也细致描绘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博古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于客观原因，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在此时，张闻天主动站出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随后，王稼祥总结发言，这才确定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
史海钩沉时，《大浪淘沙》还从艺术创作出发，重构有趣的历史场景，折射出创作者的人文趣味。党史上，陈独秀在党内成立托洛茨基主义小组，与毛泽东发生分歧在《大浪淘沙》中得以呈现。但是两人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初见”，却在史书上语焉不详。《大浪淘沙》里，“二十八画生”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相见，是两个革命者的初次会晤，也埋下了并肩作战的引子，成为剧集的“名场面”。

此外，对敏感人物如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大浪淘沙》并不避讳。张国焘在长征期间分裂党中央的举动，周佛海和陈公博背叛革命的卑劣行径，相当少见地在大众文化作品中得以呈现。究其原因，是为了展现中共一大代表们，在历史剧变面前所走出的人生分野。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大浪淘沙》要呈现的，是1921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探索，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道路自信——毕竟，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无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