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集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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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这个剧，很难想到还有更好的叙事方式，剧集不给一个犯罪镜头，所有过去的生平经历只靠室内戏暗示出来，对社会背景的批判也非常克制。我看来，剧中Des像一个类似Hannibal Lecter的反英雄角色，从“举报下水道堵塞”开始自觉地掌握着一切，冷静自如又玩世不恭，但是一些时刻又会流露出怜悯，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讽刺的是，从传记中看来，他更像一个古怪孤独的可怜人，无谈什么“高智商谋杀”，很多“掌控”只是巧合，他受着命运摆布且无能为力。
我先阅读的是作家Russ Coffey写的2013年的同名传记，在这本书的第三章有这样一个小句：“Nilsen认为：监狱应该帮助他们（犯人）康复，而不是进一步地残酷对待他们，他们的生活已经够残酷了。”这句话让我很难过。他对边缘人的同情是真实的。
更让我震惊的是书倒数第二章，引用了Nilsen写得“解读行为（Unscrambling Behaviour）”的陈述。这部分陈述曾在法庭中被朗读：
我想我可能是一个创造性的精神病患者，当我处于失去理性的情形，会暂时陷入具有破坏性的病态人格， 这往往由于毫无节制地对酒精的大量摄取。 一切的潜意识的根源，可能来自彻底的孤立无援以及对于性身份认同孤注一掷地索取。我同男性与女性都发生过性关系。在第一次谋杀之后，我无法在进行任何性接触，我厌恶自己，如前所述，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过插入性性行为的经历。
在这个标签社会中，让别人相信我是同性恋对可能更省事。我享受男人或女人的陪伴，但更倾向于同男性社交饮酒。
只有上帝知道，当我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情绪中，脑子里中会有怎样的想法。也许，这个狡猾的杀手的本能只是寻求一种单一而集中的释放，无关道德；也许，这样恶性的杀戮只是由于我需要帮助他人，我想要让受害者从苦难中迅速解脱，帮助他们摆脱无止境的惨烈痛苦的命运。
在一些情况下，我是一个暴力的杀手，这一点无可辩驳……受害者是谋杀盛宴落幕后留下的脏盘子，处理他们是一项不动感情的日常工作。如果我的目的可以被临床定义那诚然更好——譬如出于劫掠、妒忌、憎恶、报复、性需求、嗜血、淫欲或者施虐癖。
但是绝无一词能够恰当定义。或者这可能是人类潜意识里对原始本能的倾泻，一个人兴奋于独自为打败了权威系统，并一遍遍地需求着这种挫败与击溃权威的狂喜。
我很惊讶，我没有为这些受害者落泪。我不为自己或那些因我而丧命的人流泪。我长时间承受着难以应付的压力、只能向社会报仇以寻求逃避，借助于一瓶瓶烈酒。我是恶人吗？可能我与生俱来就是邪恶的。
……
我的悔恨以一种深沉私人的方式存在，它吞噬了我往后的所有余生。我是一个悲惨却私密的人，不会在公开场合落泪。我永远为过去行为的残酷无情的罪行震惊，邪恶是短暂一瞬，在良心的谴责中它无法存活。
上述短文给出了本人对他的谋杀-这十几桩骇人听闻的可怖罪行-的自我破译。可以概括为三点：
①孤独，性身份认同问题
②希望帮助受害者摆脱痛苦
③反抗权威系统（不就是“杀的是冷漠的阶级与秩序”吗？）
这段自白像一个阅读索引，特别是在Brian Masters的Killing for Company中，有诸多内容可以作为上述短文的注释。
本文大约三万字，是对于Killing for Company与Conversations with Britains Most Evil Serial Killer两本传记主要信息的整理——我相信本文一定程度上能满足看完剧后观众的猎奇心。此外，更直接的原因是。我希望去让更多人了解“真实情况”。
当然，这些翻译相对粗糙，只是挑着我觉得有意思的引用。如果有兴趣很推荐阅读原作（链接见评论区）。
纪录片Necrophile and Serial Killer中，借受害者之口反映社会问题，Nilsen是在狱中遭遇千夫所指、毁灭数个家庭的罪人（这些罪名当然是真实确凿的）；在the Real Des 中，他被剪辑、评价为一个自大、毫无道德感、妄图掌控一切、目空一切的“超级自恋狂”。“唯一的忏悔在于懊悔没有把一些身体部位泡在甲醛里保存”——是说过这样的话，但纪录片彻底断章取义了。我认为这是剧组担心受到舆论威胁的被迫之举，因为剧集拍得够客观冷静。
总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如果只是当做一个“反社会精神变态”猎奇揣测，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我希望真实事件的详细信息被更多人看到。
后文大体叙述大体依据时间顺序：
最后，可以引用Killing for Company第一章作为本引言的结尾——Nilsen认为，大众对自己的案子过度的关注非常可疑，剧中二人谈话很多地方化用了这一段：
我总是很惊讶，最难以置信的是，任何人都能被这个毛骨悚然的可怕事件吸引。普遍看来，民众既不“普通”也不“正常”，他们由一种集体性无知联系在一起，对于拥有怎样的自我毫不知情。每一个人都有阴暗的想法，那些见不得光的肮脏的秘密藏在衣橱中嘎嘎作响。他们着迷于像我这样的“类型”（罕见类型），并为之困扰，为一个活人竟然会做出这种事而困惑，而这些黑暗的概念与行为其实暗自存在于他们心里。我相信，民众能与这些“黑暗的概念与行为”共鸣，却对让他们想起自己黑暗面的东西深恶痛绝。他们最通常的反应是，一边进行自以为是的猛烈谴责，一边又热衷于和朋友和熟人一遍又一遍地讨论案件的相关片段。
对此，作者Masters如此评论：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对正义微妙的反映，如此对待遭遇指控、犯下恶劣谋杀罪行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公众把它们视为一种宣泄手段，从人类积累的邪恶中获得解脱，又对那些附加的负担深感不满。同情谋杀犯是不可想象的，不去理解甚至可能安全得多。
但是，放弃尝试理解就舍弃了一项关键责任。凶手在这个人性的混乱万花筒中占据好了位置，他的听众也是如此。听众享受于案件的呈现，从侦查到定罪惩戒，如果拒绝卷入关于自己作为观众的理智沉思，那么这个案件扰动起的地下回声，将是徒劳而乏善可陈的。
（1）罪行败露
1983年2月3日，伦敦北部郊区克兰丽花园23号的居民发现下水道被堵塞，他们致电埃利斯公司要求解决问题。2月5日，水管网Mike Welch前往调查，发现普通管道工具无法处理。Nilsen开始意识到这与自己有关。2月8日，测杆工程师前来到Cranley花园调查管道，怀疑是腐败的肉堵塞了下水管。晚7点，Nilsen从邻居口中得知了此消息。
此后，他做出了一个难以理解的举动，写信寄给物业服务公司：要求对房屋进行“日常维护保养”，以保持“可容忍的生活水平”，同时提到，“自2月4日起，我冲厕所时楼下公寓的洗手池会溢水，显然下水道被堵塞了。”这封投诉信表明了他混乱的动机：他想借此展示自己同其他住户一样困惑，或者希望让这件事尽快了结。一个可能的推测是：他希望从这一切难以忍受的噩梦中解脱。
他做了几个计划：
“我本打算去超市或肯德基买几磅重的肌肉块，放到排水管道里，让工程师和警察失去兴趣。我知道这个计划很容易成功，我同样知道我无法保证未来不会发生这样的死亡事件。我为过去、现在和可疑的未来感到恶心和厌倦。我发现，罪行的疯狂的负担是无法忍受的。”
他也想过自杀，然后否决了这个念头：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留下来的便条纸上说的话，这些话看起来过分难以置信。此外，他欠“其他所有人”-他应该让其他人的命运被知晓：“一些人必须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相”。同时，如果自己自杀了，他也必须杀死Bleep，这件事他永远也做不到。他可以选择逃跑，但是他认为自己不应该“逃脱处罚”——这一个荒谬古怪的念头使他折磨。最后，他喝完了一整瓶朗姆酒，“听了一些音乐、让Bleep靠在我身边（它可能是留在我生命力的唯一一点温暖和美好了）”。最后，他上床睡觉。
次日，2月9日，Nilsen照常上班，试图表现正常。他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
Nilsen回到公寓时，警察们已在公寓大厅等候多时。DCI Jay首先询问了管道的问题。
Nilsen镇定地反问：“警察什么时候开始对排水管道有兴趣了？”
警察解释了人体残骸的事。Nilsen惊呼：“这真是太可怕了！”
Jay严厉地问，“别浪费时间了，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
Nilsen面无表情，将警察带到了自己房间潮湿、寒冷的前厅，并打开了用了存放尸体的衣柜。他说他有太多需要解释的，希望回警局慢慢说。
回程的警车上，警探问：“你杀了两个人吗？”
Nilsen回答：“大约15、16个，为期四年。”
这让Nilsen成为了英国迄今为止最为“多产”的连环杀手。问询期间，他表现出“寻求警方帮助”的姿态。他认为自己最终对隐藏这些“问题”感到厌倦，他以合作的态度指引了警方的一步步调查。
（2）警局问询
到达警局，他开始解释一切。理所应当地，警方认为，Nilsen是一个冷静而有预谋的杀手：他主动出门寻找猎物，诱拐他们回家，请他们喝酒然后杀死他们。
Nilsen回应道：我同意你说的一部分。我出门寻找陪伴——但我无意于做这些事。事情总发生于酒后，但并非预谋的。我只是想要有人陪我在一起，然后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段审讯过程被剧集做了极好地还原：他积极地向警方提供信息，协助辨认受害者的身份。他以一种不间断的自传式独白的方式讲话，几乎不需要警方询问。但这些自白中没有任何无关紧要的琐事、不涉及个人生活，没有对被宽恕、谅解的恳求。此外他看起来似乎毫无悔意，他承认，这一点也让自己惊讶。
但是，受限于篇幅，剧集并没有彻底展现出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他对于受害者的令人困惑的同情态度（但这些同情无关道德上的忏悔）。Nilsen曾写道：
“谁也不能看到我为受害者哭泣，因为这是我们私人的悲痛。”
Nilsen在被捕的前一晚，写了一首名为“Sweet”的诗，充满了柔和与温柔——这首诗展示出了凶手与受害人的奇怪的身份：他们结成同盟，对抗当局：
（大意：门厅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你躺在我的双手下/人影将走进/你将被带入他们的体制/我一直想着你的孤独生活/明天就要来了/他们会干预我们/但隐私没有边界/指控破坏不了我们）
羁押候审时期，他的形象被报纸塑造为彻底的道德沦丧的罪人。在这段时间，他写道：
他认为，每个人都想要将标签钉在我的皮肤上，向罪恶者投掷石块是轻松的判断。保守党女士喊着“Nilsen是个怪物，就该被绞死。”叫嚷着的群众却没人认识Sinclair，不肯给他哪怕一个住的地方。
这首诗更为明显地表明——他认为自己与受害者成为共同体，他与虚伪的群众不同，只有他对Stephen Sinclair选择了同情。在他的另一些解释中，他看起来像是爱上了Sinclair，“我无比难过地站在那里，感到一阵彻底的悲伤，好像我最亲爱的人刚刚去世。”
（3）最后一次谋杀
Stephen Sinclair当时20岁，是从苏格兰乘车前往伦敦的年轻人，和其他离家出走者一样，他逃离家庭前往大城市，对未来一无所知。Sinclair自出生起一直麻烦不断，辗转于数个寄养家庭，18岁时已经是一名吸毒者和公认的青少年犯罪者。
Nilsen与Sinclair相遇后，带他去了西区的酒吧，给他买了他想喝的所有东西，并自称“Des”（他说自己讨厌Dennis这个名字）。晚11:30，酒馆关门，Nilsen提议，邀请Sinclair来自己在穆斯韦尔山的公寓再喝上几杯。
穆斯韦尔山在伦敦市郊，Nilsen的住宅，克兰丽花园23号，是一栋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房屋。进屋后，左侧是厨房，浴室在厨房对面，经过厨房的另一个主房间是卧室兼起居室，有一张双人床、一把扶手椅、一台电视以及一个立体声音响。另一个卧室未被使用，它包含了一个衣柜和几座茶几。
他们坐在扶手椅上边喝酒边看电视，在日后的一份口供中，他声称“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记不得任何东西。他坐在扶手椅上，但已经死了。地板上有一根绳子，上面系着领带……我想我一定是杀了他。我不知道。”
审判以后，他给Masters描述了更多的细节的回忆。
我在地毯上盘腿坐着，一边喝酒一边听音乐……我倒掉酒，摘下耳机。Stephen Sinclair躺在扶手椅上，因为酒精和毒品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看着他，然后站起来靠近他。我的心跳的很快。我跪在他面前，抚摸着他的腿，问“你醒着吗？”没有回应。“噢，Stephen，”我想着，“又到我了（here I go again）”。我站起来，穿过厨房，从抽屉里找到一些粗绳，放到不锈钢滴水板上。我想，“还不够长”，于是去查看前屋的橱柜。
我在地板上找到了一条旧领带，我剪了一部分，回到厨房，把领带和绳子系在一起。Stephen还没醒，Bleep进到屋里，我和她说话、轻轻挠她的头。“Bleep，让我单独单呆一会儿。你先去睡吧，一切都会好的。”
我很放松。我不考虑道德问题。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我系上绳子，因为听说印度图基教这样干可以让人死得更快(以减少他们的痛苦)。我走回房间，把绳子搭在他的膝盖上，又给自己倒了杯酒。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坐在床边，看着Stephen。我对自己说：“他的生命中充满了潜力、美好和痛苦。我必须阻止它。很快就会结束的。”
几分钟后，他的身子软下来，一动不动。我松开手，解开绳子和领带。他停止呼吸了。我跟他说话：“Stephen，这一点也不痛。现在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你了。”我用手指轻抚他漂过的金发，他的脸看上去很平静。他死了，牛仔裤前面被尿液弄湿了。我站起来，又喝了一杯，然后抽了一支烟。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我不得不去清洗他的身体。我洗了个澡，然后回来，开始帮他脱衣服。我脱下他的皮夹克、运动衫和t恤，然后是运动鞋和袜子。他紧身、沾湿的牛仔裤脱起来有些麻烦。他依然坐在扶手椅上，现在是裸体的……他的身体苍白而光滑，两个小臂上缠着绷带。我解开绷带，看到了剃刀的割痕，伤口很深依然敞开着。他最近一定试图自杀……
我把他软绵绵的身体抱在怀里，带进浴室。我把他放在了半满的浴缸里，清洗他的身体……我让他坐在蓝白相间的餐椅上。我坐下来，拿了支烟，又喝了一杯。他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我想：“Stephen，你现在成为我的另一个问题了。我该拿你怎么办呢？这儿没有太多空间了。”
第二天清晨，我躺在他身边，把一面大镜子放在床尾。我脱掉衣服，躺着盯着镜子里我们赤裸的身体。他的肤色看上去比我苍白……我往身上抹了一些滑石粉，又躺了下去。现在我们看起来更像了。我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我想，他看起来很漂亮，我看起来也很漂亮。他看上去美极了，我只是盯着镜子看。不久我觉得累了，于是重新钻进被单。
“晚安，Stephen，”我说。我关掉床头台灯接着睡了。几个小时后，我起床了，这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Stephen很冷，我把他抱到前屋，放到地板上，盖上一张毯子。我知道不久将出现死后僵直了，我扶正了他。
对于Stephen Sinclair，Nilsen的态度正如前文所引的诗节那样，带有令人不解的同情成分：
清晨，我看见他安静地坐在我的扶手椅丧，我希望他永远这样平静。我把他带进浴室，洗净全身，然后用毛巾帮他擦干，把他放在床上。他身上被我抹了一些滑石粉，看起来更干净。我坐着看着他，他真漂亮，就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感觉到的最好的事情。我在床边放了两面镜子……我觉得这就是生命、死亡以及一切的意义。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没有内疚，我只看着镜中的影像，没有性，只是感受。我勃起了，但是他太完美太美丽了，不适合用来进行这样可悲无聊的性爱仪式。后来，我给他穿上了我的衣服，这些衣服他穿了许多天。
我从没有想过要伤害他，我只是关心他的未来，以及他生活中的那些痛苦困境。我感觉到，我可能用我的力量去减轻了他的负担，我感到宽慰，他的麻烦现在结束了。
（4）动机问题
在霍恩西警察局最初的48小时审讯期间，当警方继续追问“为什么”时，Nilsen回答：“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对于“动机”，可能至今无解。30余年间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观点。有关Dennis Nilsen相对权威的两本书是：Killing for company（1985）与Dennis Nilsen - Conversations with Britains Most Evil Serial Killer（2013）。他们也是维基百科的主要引用对象。
在羁押候审期间，Masters是唯一乐意于Nilsen会面的人，1985年，KillingforCompany出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书籍出版后，Nilsen意识到Masters是在利用他的人生故事，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商业作家，他认为Masters忽略了两个人访谈中的重要信息，并他同样认为媒体上绝大多数分析都是耸人听闻的胡说。
因此，在90年代初期，他尝试撰写自己的自传，题为《一个溺水男孩的历史》。他在信中告诉Russ Coffey（即第二本传记的作者），该自传意在显示自己过去的“人性”，并叙述一个潜在的“可独立生存的人类”如何产生杀人的念头。但是，内政部一直阻止手稿的出版。Russ Coffey是读过手稿的四个人之一，在2013年撰写的Conversations with Britains Most Evil Serial Killer中，很多新的信息是对于Killing for company的更正。
值得一提的是，在Nilsen死后，手稿被交与了他的朋友，几经周转，自传将于明年2月出版。直到今天，这本自传（基于接近6000页的手稿）也没有说清“为什么”。
在Nilsen本人的自传中，他对自己生活的回顾起源于在苏格兰东部的成长经历。
从童年与早年经历中寻找犯罪动机是理所当然的，我非常喜欢剧集的一段台词：“You wil find a full inquiry into my life and deeds distressing.”——两本书为distressing提供了相对具体的解释。
（1）童年
Nilsen认为自己与其他人可能“天生”不同（内向、敏感或同性恋倾向），但是此后生活中的破坏性行为不是由“天性差别”引起的必然，而是由于“我的父母、同龄人与传统的压抑的社会完全否定了这种差异。”
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童年生活处于是一个“冷漠、恶劣、死气沉沉的宗教环境”。他从母亲身上得不到任何关怀，“我的世界是由苛刻、专横的女性组成”。
与其他男孩相比，我认为我有什么地方不正常。我觉得我与格格不入、孤单而低人一等（可能还有一些肮脏）。我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人。
而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他的祖父，成为对父亲缺席的弥补。Brian Masters着力渲染了这段经历：
从这样可怕的一天起，男孩退居到了一个如此私密的生活。他对死亡的概念和理解从此模糊不定，甚至是怪诞和离奇的。“祖父把真正的我和他带到了地下，我至今依旧和他在一起，相伴着弗洛西奇公墓的盐雾和海风。大自然没有预先安排情感上的死亡。”
但Nilsen认为，不能把一切动机的归结于祖父死亡这件事，它只是拼图的一部分-其他因素是他不称职的母亲、同龄人对他的差异的排斥、被误导的性取向和彻底的无价值感。
他之后认为，祖父实际上是一个“犹豫不定”的性虐待者：
他会带我在沙丘和海湾沙地上散步……在海湾远处的沙丘上，靠近流入大海的小溪……他会把我带到黑暗中，脱掉我的短裤，握住我的阴茎，让我小便。因漫长的旅途而劳累，我总是在路上睡着，被带回家。我有意识的记忆是他充满力量，我感到舒适和安全。这是我能得到的仅有的真实、一对一、体贴的身体接触，同一个对我产生“有帮助的兴趣”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不够积极的恋童癖，但我不记得他有任何威胁性或压迫感。
Nilsen与心理学家Matthew Malekos通信谈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Nilsen同祖父具有爱恋与恐惧的混杂情感。在这种“爱恨交织”下，祖父的死亡引发了悲痛与内疚。Malekos推测，这种童年时期无法解决的“控制和支配”影响了Nilsen日后的谋杀。
此外，Nilsen叙述了几个与“水”相关的回忆事件。“死亡”、“水”与“性”三者逐渐相互混淆。
最典型的一个故事是他十一二岁时，穿着衣服走进海水中，往深走他失去立足点并被海水淹没。他再度恢复知觉时，他的衣服被脱光整齐地叠在旁边，肚子上有些粘稠的液体，他看到一个16岁的男孩盯着他-于是得出结论：男孩把他救下，并在他的躯干上自慰。
此外，他开始对于男孩或男人产生更多的性幻想，包括迷恋一个时髦的同龄人、被一张课本上的插画吸引（无生命的事实反而增强了它的吸引力）以及看到年长他二岁的哥哥睡眠感受到了性吸引。在十五岁离开学校时，Nilsen没有任何性或亲密关系上的尝试。他的幻想总是保证了被拒绝的安全。
（2）入伍从军
十五岁，Nilsen通过征兵测试，在奥尔德肖特开始了军队生活。1961-1971年这段时间，Nilsen周游世界，习得一技之长，并开始承担责任。但他也开始习惯了死亡，感到性羞耻，习惯了通过饮酒摆脱意识清醒。
表面上看，Nilsen像一个“尽职尽责但孤独的人”，在外表背后，他的“内部底片”已发展出糟糕的情况，对他区分世界的真实与虚幻构成了威胁。“我拥有两种独立的生活：现实生活和幻想生活。与他人在一起时，我处于“真实”的世界中。在私下，我立即陷入了幻想世界。”
“真实世界”中，在这段期间Nilsen与男孩们建立了几次友情。在从军初期，他特别提到自己同几个男孩关系友好。书中叙述了他对于友谊的幻想：“这些梦想让他感到安慰，他甚至试图提前做了计划。”
尽管有些离题，我觉得这部分的叙述非常浪漫。他热衷于当一个保护者，以及迷恋于“我们对抗世界”的幻想，这种“一同对抗”与此前提到的同Sinclair的关系如出一辙。这一切确实很浪漫主义。
一个温和怡人的片段，他和一个朋友温暖而赤裸地躺在小木屋的毛毯下，屋外的狂风暴雪。这与Nilsen后来的大多数性经历不同，它几乎与肉体无关。在他的幻想中，这是一种患难与共的亲密。但是，这不是一段平等的关系。Nilsen很乐意去保护他顺从的伴侣——他们两个人在一同对抗世界。
“我们将生活在一起，相互温暖、相互安慰。幻想里，我们从不说话。我们偶尔会下床，在篝火烈焰边静静地吃东西。我们将通过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一种至上的幸福-我们在毛毯下肌肤相拥，我紧贴着他柔软、光滑的皮肤。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幻想里没有性，非常奇怪。”
此后，在为期11年的军旅生涯里，Nilsen发展出的性幻想逐渐变得令人不安，对象从完全被动到失去知觉、再到死者本身。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仅幻想于“征服被动的他者”，也热衷想象自己在昏迷中遭遇虐待——他乐意于扮演“支配与服从”中的任何一个角色。
他叙述了几个自我幻想的故事，首先是有关“胖汉克”：
一个星期天清晨，Nilsen醒来后发现自己睡在一个肥胖的德国年轻人的床上，在镇郊的公寓里。Nilsen推测他们喝了一夜，在同一个房间醉倒。他设想这个男人动了他。
令他高兴的是，他有可能在完全昏迷时受到了虐待。“一个肥胖的德国人会脱去我的衣服、抚摸我，这个念头让我异常兴奋。”对方又胖又丑的这一事实更强化了Nilsen对于自己兼具两性的感觉的渴望。
Nilsen不顾一切地希望经历一些性行为。工作时，他经常想象一个性饥渴的年轻的新兵竭力在抑制自己对他的性吸引力；他也经常在酒吧装作醉倒、失去知觉，期待有人能带他回家并享受他的身体。
另一个故事，“镜子幻想”：
1967年，Nilsen跟随军队来到阿拉伯湾的亚丁市，担任厨师的职务。在亚丁，他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上锁的房间。Nilsen意识到可以使用独立的镜子创造出一种效果——视觉上“分裂”自己的个性，从而觉得自己在于另一个男人发生性行为。“我为自己放松的身体而感到兴奋……我想象一个人（镜中的视线）在看着我，渴望得到我-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迷恋。”
仪式的下一步是躺在床上，让自己的头在镜子中不可见。镜中的男孩是一个皮肤光滑、被动顺服的“受害者”，而支配他的男人是一个肮脏、头发灰白的老头。Nilsen轮流扮演这两个角色，正如“胖汉斯”故事那样-今后的所有幻想同样遵循了一致的模式：一个年长、强壮、残酷的人控制这一个年轻、光滑而无生命的身体。
同时，Nilsen迷恋于接近死亡的亲身体验：
在战时服役中，厨师也必须参与巡逻。尸体会被随意丢弃在路边，而Nilsen“并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兴奋的东西”，他同时指出，自己不喜欢看到漂亮的男性尸体被破坏。尽管尸体不让他兴奋，亚丁市的遭遇加剧了他对死亡的真实性的脱敏——他开始厌倦于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自愿加入危险的巡逻，在下班后大量饮酒并四处闲逛。这是一种他也自己无法理解的冲动。
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涉及到了生与死的边界：一个下午，朋友给Nilsen展示了一个尚可以使用的绞刑架。Nilsen着迷了，爬了上去，并把脖子伸进套索里，放下活板门，用手臂抓住套索以支撑体重——这本是朋友的玩笑，而Nilsen如此照做了。“我的脑海嗡嗡作响-充满了恐惧与兴奋。我被永恒的空洞吸引了。”
最后，在同年夏天，幻想逐渐升级，“死亡”与“性”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中的一个故事是：
一位刚被杀害的金发碧眼的年轻纳粹士兵，被老阿拉伯人带回家。阿拉伯人洗净尸体，然后与他做爱。（正如Nilsen之后对受害者做的那样。）
1969年以来，Nilsen开始尝试电影制作，他热衷于拍摄苏格兰东北设得兰群岛（军营所在地）的自然风光。他叙述：
我在设得兰岛发现了伟大的美丽、忧伤与诗意，一个几乎没有人类文明触及的荒凉之地……在我生命中的某一刻，我有了根，我对过去、现在、未来拥有了一种温暖的认同……我的感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跪下来，用手捧起岛屿上潮湿的土壤，弄得满脸都是——这就是我生长的地方吗？寒冷、残酷又抚慰人心。我有一种奇怪的刺痛感，好像回到了家。
对于这段叙述，Brian Masters分析道：
将“严酷”与“宽慰”并提是不同寻常的，而寒冷与残酷（cold and harsh）不太可能做到予人安慰（soothing）；Nilsen对“家”的感受来自冰冷的土地，而非自然风景，这是否暗指了他潜在的想法：死亡是回家的途径，死亡是回归自然与超然现实的途径。
在他童年时期，他曾想象自己溺水被自然力量吞噬，然后被带回一切的源头，同死去的人在一起。对于一个公开不信任一切宗教的人来讲，它看起是过于形而上学的幻想。
目前为止，他的怀疑主义粉碎了他一切可能的宗教倾向，他以蔑视态度看待教会，这是理想思考的结果；但他内心深处依然涌动着一种原始的信仰狂热，他在克制着，不去承认——其含义令人担忧，Nilsen的上帝像无限循环的生与死——这个循环很久以前已经夺走了他的祖父，将他独自困在沙滩上。
同一时期，他写了一首诗，题为《Fitful Head》。最后一句中，爱与死亡的观念已纠缠不清：
1972年，在Nilsen军队服役的最后几个月，他同一名18岁的男孩Terry建立了友情，Terry是一个金发、年轻英俊、为思乡困扰的男孩，他成为了Nilsen电影艺术激情的分享者。开始协助影片筹备、剪辑编辑以及放映。
“我是如此地爱他。当他不在我身边、离开我去其他地方时，我感到极度痛苦。”Nilsen训练Terry使用摄像机和电影放映设备，“为他们的彼此相伴提供了专业的借口”。
年轻人的职责之一是早上叫Nilsen起床。Nilsen总是在他来之前就醒了，他会假装还在睡，为了感受到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这些共同拍摄的电影中，Nilsen是导演，Terry是演员：最好的场景是让Terry安静地躺着，“装作死亡”。“我因为他被动、顺从的形象而兴奋。”
最终，这段感情以悲剧收场。Nilsen认为，男孩Terry“竭力对抗自我的内在情感”（当然，“情感”很大程度只是Nilsen自己的想象）。这一段叙述也很像小说：
一晚，Terry喝醉了，又开始想家，看上去快要哭出来。Nilsen握住他的手，Terry允许了这个行为，这证明了二人彼此间了相互理解。“当我们走到洗衣间附近，我突然对他说：‘我们可以一起进去，我有唯一的钥匙。我们不会被打扰。’——‘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Terry回答道。他挣脱开，冲向门外。
‘天啊！’我想，‘你这次真的做到了……你将永远失去他了。’”
此后，Nilsen决定离开军队，这也是他服役的第11年。在他离开军队前，他烧毁了所有电影胶片，除了有Terry的镜头片段。他把自己放映机和那些胶卷送给了Terry。
关于离开军队的原因，除了这一次妄图表露真情的残酷失败以外，Nilsen还给出了另外两个理由。其一，是军队环境充斥着的同性恋恐惧；其二，是他不能忍受英国军队在阿联酋残忍地屠杀平民。
（3）在伦敦
1973年春天，Nilsen前往伦敦。他通过了初级警察考试，成为一名试用警察。他为自己即将拥有的崭新生活而振奋。
对于一个对行使专制权力愈加不满的人来说，成为警察并非好的选择。Nilsen的左翼倾向愈加强烈，厌恶警局的同事对征服嫌犯的过度渴望。“在我当警察的一年，我从来没有抽出过警棍、或攻击任何军官、囚犯或民众。”
1974年上旬，Nilsen从警局辞职，并辗转寻找了几个工作。最后入职于伦敦西区丹麦街的就业服务中心。他在这里工作了8年，直到1983年2月9日被捕。
一开始，Nilsen和同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摩擦-因为他排斥官僚主义的规则，渴望直接看到结果；尽管如此，Nilsen依旧投入于了解这份职业，对于与失业者的面试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但是它们很难用上，多数时间只是电话咨询，这让他有些沮丧。此外，Nilsen经常参加左翼团体的会议，但他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生活似乎不算特别糟糕——现在的工作环境胜过以前任何时候，比作陆军或警察要让人容易接受得多。
我热衷于这样一个有创造性的积极的社会服务工作：为失业者寻找岗位空缺。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成就感和满足。
也是这段时间，有同事开始叫他Des，这是名字从此被定下了。
他暗自确信一些同事是深柜的同性恋，也欢迎一些女同事对他性取向的猜测，如果被问到，他会笑着默默地承认。
但是，工作之余，Nilsen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他相信自己将永远孤独。有一些同事乐意在下班后请他喝上一杯，但Nilsen经常感到不自在，并选择提前离开，转而流连与同性恋酒吧。
尽管Nilsen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他对性的观念却令人惊讶地古板保守。不像和他差不多身份的人，他无法忍受在公共场合（洗手间或电影院）的性行为，同时他厌恶这样的生活。
他曾写道：“一夜情只会加剧孤独感，除此以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滥交是一个疾病，就好像赌博成瘾：知道永远一无所获，但你仍然选择继续。”“性，在自然环境中讲，就好像信末尾的签名：给自己写信，那什么也不是；签名很容易写，但写封好信要难得多。”
他总让自己陷入失望沮丧的境地。确实如此，尽管这从不公开，Nilsen本能地感到自卑，以至于他觉得自己不配更好了。
“我只在这些酒吧中得到了孤立无助的悲伤，一夜情是漫长和沮丧的，陌生人只热衷于性而不是永久的关系。我陷入了工作、酗酒、孤独的糟糕循环中。”
由此，他竭力渴求长期的陪伴——在这里重点叙述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David Gallichan与Martin Hunter-Craig。第一段维持了近两年，Nilsen竭力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制定了一个创造“家”的计划，然后徒劳无果；第二段则是关于一个维持很多年的友谊，我认为这个故事非常浪漫和戏剧性。
1975年夏天，Nilsen的父亲去世，他得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一方面，他厌倦了蜗居在一个窄小简陋的房间，渴望获得一个有花园的独立公寓；另一方面，他找到了一个乐于去与他分享的人：20岁的David Gallichan。他尝试于建立一个永久的关系。
仅凭借一夜的相识，做出这样的决定十足地愚蠢，但当时Nilsen满脑子只有他的计划：拥有一个“家”。他差不多是绑架了他认为的第一个合适的人。对于Gallichan，什么都比旅馆好-他被动地说服了自己。Nilsen从未停止想过其实他们完全不适合。
他们一同寻找新的公寓。最后选定了在了梅尔罗斯大街195号，他们被公寓后院的花园所吸引。公寓没有配备家具，只有一些零散的杂物。Nilsen决定用父亲的遗产补足这一最低限度的标准，并尝试着做一点家居装饰。二人把老公寓内的少量物品带到梅尔罗斯大街，准备在此定居。
两个人一起打理了后院的长条形花园，工作日Nilsen上班的时候，Gallichan完成了收拾花园的大部分工作。此后，Nilsen写信给房屋经纪人，认为他们应该独占花园，因为除了他们，在花园被整顿得像样、苹果树和李子树上鲜花盛开（至今也是如此）之前，周围其他房客看起来没有什么兴趣或倾向去帮忙打理——只有他们对花园如此重视。几个月后，经纪人去参观花园，震惊于“这是他见过的最古怪的外部空间。”
Nilsen在宠物店购得一个U形鱼塘防灾花园里，又买了一只黑白小狗。尼尔森在这方面非常谨慎，告诉Gallichan，狗是一种责任，不能随意抛弃。但是Gallichan没当回事儿，得意洋洋地把狗塞在外套里带回家。听到从夹克里传出的响动，Dennis给狗起名为“Bleep”。它成为了“他们”的狗，和花园一起巩固着这段脆弱的家庭关系。
此外，Nilsen从廷茅斯路买来一只虎皮鹦鹉，起名“Hamish”（它唯一会说的单词是“滚开”）。然后，他们又收养一只母猫，起名“ D.D”，取了两个人名字Dennis、David的首字母。
Gallichan不仅忙于收拾花园，也着力于给公寓内墙刷漆。最后，墙上挂着意大利风景画家卡纳莱托的复制品，安装了大冰箱，并有了舒适的扶手椅，屋子看起来温馨又舒适。
Nilsen在与David Gallichan共享公寓时，不再去西区酒吧闲逛，所有空闲时间他都在家里度过。他买了一台小型打字机，可以让他晚上完成公会工作。他们拥有大而全的唱片收藏，一个电影放映机和一块屏幕。和动物一块儿，两个人构建了一个“家庭”。
这段时间，他们在住宅内拍摄了一部家庭短片（ytb搜索Dennis Nilsen Home Movie Clips）
保留下来的片段中，Nilsen看起来总是很愤怒，而Gallichan不得不微笑以对。至少Nilsen为Gallichan提供了食物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其他奢侈品，诸如高品质的立体声音响或体面的电视，由于性格差异，两个人很少分享它们。Gallichan对古典音乐或前卫摇滚不感兴趣，经典老片也让他厌烦。性也一样，Gallichan曾告诉过记者，Nilsen对性并不擅长、或者兴趣不大。
Nilsen则抱怨Gallichan体毛过多、过于骨瘦如柴-他过于真实了。在多年的反思后，Nilsen意识到“我总是通过一个长方形的电影银幕观看周围环境，这可能是我无法与人保持亲近的原因。我的兴趣是理想的、理论性的人-是一个过度简单化的关系，以逃避那些真实的人的问题和复杂性。尽管David Gallichan和我住了18个月，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他。”
因此，这段关系是脆弱的。它是一个无情地人为制造的产物。Nilsen虚构了它。对于Gallichan-现在他的昵称是“Twinkle（闪烁）”-让自己被动地成为了这项虚构的发明的一部分。Twinkle不停地在其他地方寻找伴侣，对于Nilsen心不在焉。甚至在Twinkle找到一份自助餐助理工作后，Nilseny依然一直为他支付全部账单，并想着替他做出所有决定。Twinkle将自己的收入用于每晚游览同性恋酒吧。
1976年4月，Nilsen确诊了急性胃炎，诊断结果是胆囊疾病，但不得不等待两个月才能进行手术。在两个月的不适中，Nilsen变得越来越烦恼易怒，痛责Gallichan的愚蠢，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不断爆发争吵。此外，Nilsen的酗酒行为愈演愈烈，这也加剧了两个人间的紧张情绪。
最终，1977年夏天，Gallichan主动选择离开，他找到了下一个乐意保护他的古董商。Masters推测，这一定从核心冒犯到了Nilsen：他认为 Gallichan在智力上是次等的，且只是自己的依附者。而自己却被他“抛弃”了。
一些精神病学家认为，居家梦想的终结是一个“推动事件”，Nilsen因此试图寻求一些可以控制的伴侣。
一定程度上，Nilsen是有意控制一切，热衷创造“过度简单”的幻想世界。他刻意选择了的落魄边缘人，乐于做他们的保护者，享受不平等的关系。
但是Nilsen对他们也很认真，这是其他公开的纪录片资料没有提及的。Gallichan之后，他相处与另一个情人Steven Martin相处了四个月，因为没有责任感的个性和对他不忠，Nilsen最后勒令他离开。
“我总是很难过地后悔他的离开，他也许可以在其他地方做得更好。我没有什么奢侈的东西可以给他了，只有我。”
1977年-1978年，他依然在渴望拥有稳定的亲密关系。
有一些客人和情人来他家。原先的双层床被改成一个双人床，靠近天花板。来访的陌生人或熟人可能会由于过多的朗姆酒而醉倒，留宿一夜，在早上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性行为。
这段时间，几次短暂的“持久关系”的尝试同样宣告失败，除了与Martin Hunter-Craig，他成为了Nilsen交往5年的朋友。
关于Martin Hunter-Craig，KillingforCompany中提到：
最终Martin Hunter-Craig可能唯一没有离开Nilsen的朋友，他们既不是泛泛之交又称不上是亲密爱人，Nilsen信任他，在Hunter-Craig面前，Nilsen变得平和，他咄咄逼人、夸大其词的姿态软化了。
2013年出版的传记中，提及了更多细节。可能，Martin Hunter-Craig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只是图一个物质庇护，他们还算合得来。这一段友谊其实是快乐过的。
Martyn Hunter-Craig是一个最近刚搬到伦敦的年轻人，他曾经居住于德文郡的埃克塞特，拥有一个坎坷混乱的童年生活。父母经常争吵，反复分居又反复复合。青春期时，他被诊断出心理疾病，送入特殊教育学校。他看起来总迷失于幻想世界中，并怀疑自己的性取向：“我不像其他青少年那样热衷于举止蛮横、装腔作势，我非常孤僻。我不喜欢-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因此我觉得自己很脏，一直为之难堪……我想我为此感到沮丧和肮脏。我不喜欢，但是事实如此，我对此无能为力。”
在与尼尔森见面以前，Hunter-Craig已经在伦敦呆了几个月。他找了几份不同的零工，找不到工作的那些时候，如果有必要，他会跟男人睡觉来挣钱。Hunter-Craig记得他遇见Nilsen是在1978年的复活节前后（3月~4月），他即将满18岁。在莱斯特广场的娱乐厅里，Nilsen朝他走过来，展开了一段友好而轻松的交谈。
Nilson一开始就跟他说：“如果你需要找个地方住，我欢迎你回来。”：
“我们一起走回梅尔罗斯大街。从那时起，直到他被捕，我每隔两三个月都会去他家，一年一定有那么几次。当我需要找个地方住，我会在他那儿待上几天。如果你是靠社会保障过活的话，日子会挺尴尬的，除非去预定旅馆，你不能租房子，因为从DHSS（卫生和社会事务部）要来支票总有时间延迟。我选择工作非常随便，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能让我留宿。Nilson一开始就跟我说：“如果你需要找个地方住，我欢迎你回来。”
Hunter-Craig认为，Nilsen需要的不是性，而是陪伴。
他们之间有过短暂的肉体关系：“他非常僵硬。我记得我当时说过-尽管现在听起来很吓人——我抱怨道：‘这就好像在和一个尸体做爱！’，他笑了。好吧，根本称不上趣事。我说：‘我希望你能认真点儿-像你干那些其他事一样’。他总是很被动，很多时候你只能躺在那儿。我会说：‘行，这不好玩，对吧？你要不要稍微挪一下你的腿？’”
在另外的其他时候，性接触很少。“只是一些笨拙的摸索。一般情况他只是脱光衣服然后很快睡着了。从性关系上来说，Des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他总是如此地有距离，他做不到同他人真正的身体亲密。”
但是，Hunter-Craig觉得，Nilsen最想要的其实是陪伴，而不是性。他说，Nilsen甚至建议过自己搬过来和他一起住。Hunter-Craig向我传达的是百感交集、混杂矛盾的回忆片段。谈话中，他经常低头，看起来很难过。
Nilsen喜欢音乐；他钦佩强者，但并不想成为他们：
Nilsen热衷于播放古典乐以及精巧前卫的流行音乐，Hunter-Craig惊讶于“Des被彻底唤起了”-尤其是，这些音乐与Hunter-Craig与他大多数朋友听的截然不同。Nilsen最喜欢的音乐人是Rick Wakeman、Mike Oldfield、Elgar、 Mahler 和 Aaron Copeland。
当他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如果电影中出现了西部牛仔，Nilsen坚持要他过来一起看，尽管Nilsen知道这只会让他的这位朋友厌烦。在评论新闻人物的时候，Hunter-Craig想起来，Des总是羡慕钦佩那些强者，即使他只想做较弱的那一类。
总的来说，Hunter-Craig还是觉得Nilsen是一个温和又有趣的人——“否则我不会希望同他交朋友。”
但是，Nilsen也经常为了好玩而挑起争论；有时候，这只显得非常粗鲁。Hunter-Craig说，他不太在乎Nilsen总是叫他“Skip”（即船长“skipper”的缩写），但是，Nilsen讨厌Hunter-Craig喊他“she”。Hunter-Craig说，在这些拌嘴中自己总是毫不示弱地回击，他觉得Nilsen也差不多这样。
尽管Nilsen对电影感兴趣，实际上他们很少去电影院。Hunter-Craig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电影院不会允许喝酒，而Nilsen总是喜欢在这时候喝一杯。所以，娱乐上，他们要么看电视，要么去伦敦北部或苏豪区的酒吧。
Hunter-Craig回忆到，Nilsen和他相处总是有点腼腆和不自然，像个乏味的家伙-直到酒精发挥作用的那一刻，自信心突然膨胀起来。在这之后，如果Nilsen觉得今天有人咕哝着议论他，总会气得够呛，然后在乘出租车或地铁回家时发泄出来。“从来不当着他们的面，”Hunter Craig回忆，“总在这些人身后。Nilsen通常说：‘我对别人来说过于聪明了’。”
最让人遗憾和感伤的是-虽然这部分也有些偏题，即使最后Nilsen跌入了谋杀的罪恶深渊，他对于Hunter-Craig一年几次的留宿心存感激：
Nilsen搬入新公寓（克兰丽花园），没有了旧公寓里那些令人沮丧的回忆和期望，他重新感到放松，并开始重新邀请访客。Hunter-Craig记得Nilsen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真喜欢你在我身边，Skip，这阻止了我去做那些糟糕的事（it stops me doing naughty things Skip.）。”
Nilsen向Hunter-Craig透露过只言片语，他为自己遭遇惩罚早有预感：
在克兰丽花园的最后六个月，Nilsen不再尝试去同家人联系。他完全屈从于自己是谋杀犯这个事实了。Martyn Hunter-Craig想，Nilsen曾经以隐晦的方式承认过这一点，Nilsen曾说，“我知道我的一生将终结于八十年代（Eighties）”，尽管在这时候 Hunter-Craig还以为指的是“八十岁”。
最后，这一部分对话由纪录片Necrophile and Serial Killer引用，来自一场判决不久后的监狱会面。
我问他：“如果我在1980年与你住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他说：“Skip，我们依然会生活在一起。”他看起来非常伤心。
我问：“不会有人死了吗？”
他说：“不会。”
我说：“在这个糟糕的事情发生前，我们本可以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他说：“是的。”
两个人的友谊在审判结束后迅速走向尾声。监狱会面中，Hunter-Craig也很震惊，他说，自己曾问Nilsen“你真的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知道所有事情的严重性吗？”，“但是对Nilsen来讲，他什么都没做-他还在微笑，看起来没有任何罪恶感，去和我聊天气和监狱里的食物。”此后的不久，Hunter-Craig中断了探视，因为Nilsen怀疑他窃取信息出售给小报。
必须承认，这一切对于所有受害人都是毁灭性的，犯罪者的朋友和家人遭遇牵连，Hunter-Craig作为他的“同性恋人”被小报大肆渲染，甚至遭遇“作为共犯”的怀疑。Nilsen的无期徒刑只是理所应当的报应，他伤害了这个无辜的人并让他的一生活在自己的阴影里。
但是，Hunter-Craig作为Nilsen仅存的唯一朋友，我们很难不去遗憾“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幸福的奢望，Nilsen真的对这段关系认真过。但这些都是后话。
谈回1978年年底。在几段亲密关系全部失败后，他的意志消沉跌入了危机边缘。孤独的威胁让他不知所措，圣诞节前有很多社交酒宴，但早上醒来时，只剩下他自己、他的狗以及宿醉的恶心。他想，如果自己消失了，不会有人注意到。
孤独是一种漫长而难以忍受的痛苦。我感觉我的一生对于任何人，既毫无意义也没有任何帮助。如果我酗酒致死，我的尸体直到一周后（或更长时间）才会被人发现。没有人能真正帮到我。我每天和如此多的人接触，却永远独自一人。
在1978年圣诞节，同Bleep在一起，这种绝望的情绪达到顶峰。
于是，12月30日，他来到Cricklewood Arms酒吧，与一位爱尔兰青年聊天-他和自己一样独自一人。从这一晚开始，一切开始走向一个可怕而严重的错误。
（1）第一次谋杀
他们从酒吧步行道梅尔罗斯大街195号，熬夜喝酒。最后他们都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但是没有发生性行为。几小时后的清晨，Nilsen醒来，看着爱尔兰年轻人躺在自己身边。
我不敢叫醒他，我害怕他离开我。我恐惧地颤抖着，勒死了他。当他死后，我带着他年轻的尸体和我一起回到床上。我意识到，这是我一生终结的起点——我走上了一条死亡之路，从此拥有了一种新型室友。
此后，他给出了一个更加详尽的版本：
壁炉烧了一整夜，屋子很暖和。我依偎着他，胳膊搂着他，他还睡得很熟。我躺在那里，掀开毯子到我们的上半身。他背对着我，我用手探索他的身体。我记得我在想，他不久就要醒了，然后离开我。我变得非常激动，开始出汗、心怦怦直跳。他还没有醒。我低头看着地板上我们的衣服，目光聚集在我的领带上。我记得我在想：无论他是否愿意，我都希望他和我一起过新年。
我伸手够到领带，爬起来，把领带套在他脖子下面，然后迅速跨坐在他身上，拼命拉紧。他马上醒了，我们从床上挣扎到地板上。我们离床大约三码远，撞翻了茶几、烟灰缸和玻璃杯。他的头贴着墙。半分钟后，他的身体慢慢瘫软了，胳膊落在地毯上。我站起来，精疲力尽、浑身发抖。然后，我注意到他又开始恢复呼吸，但仍然不省人事。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然后，我跑到厨房，接满一塑料桶的水，回到卧室。“我该淹死他，”我想。我抓住他的腋窝，把他拉起来，然后抓住他的头发抬起头，推如水桶中。水溅了一地。他没有挣扎，过了一会，水中不再冒泡了。我把他抱起来，让他坐在扶手椅上。
我坐着，浑身发抖，努力着思考我刚刚做了些什么。时间还早，房间有点乱。我一直看着他，大脑一片混乱，不知道闪过多少念头。我抽个根烟，泡了一杯咖啡，想要缓解止不住地颤抖。
此后，Nilsen打扫了房间，然后呆坐了很久。如果这时候有人进来，他可能依旧一动不动。然后他从尸体脖子上摘下领带，好像一切都会好起来似的。
我坐在死去的年轻人对面，只是盯着他。我走进洗手间，往浴缸放水。当水快满了，我用毛巾遮住没有窗帘的窗户，然后回到卧室。我跪下来把尸体扛在肩上，把他带进浴缸。我用洗洁精帮他洗头，他的四肢软绵绵的。把他从浴缸中弄出来很不容易，我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拉出来，让他坐在马桶上，用毛巾擦干他的身体，然后重新把他抱回床上。我走过去仔细看着他，他的脸略有变色（浅粉色的），眼睛半睁，脸有些浮肿，嘴唇（带点蓝色的）微微张开……我给他翻身，手指滑过他的身体。他摸起来仍然很温暖，湿头发在枕头上留下水印。我帮他仰面扶正，把被子拉至他的下巴。然后我坐下来，思考我要做什么。我在等警察来敲门，因为不久后家人就会发现他没有回家。
新的一年，我对他失去了兴趣。我只想着如何摆脱他。我离开家，沿着威斯登高路散步，想要理清思绪。
那个阶段，我根本想不出还能做什么，宿醉让我疲惫不堪。我把被单从年轻人身上查下来，走到衣柜，拿出一些衣物。我给他穿上了白色的三角裤、背心和袜子，然后重新盖上被子。我也洗了个澡，和他一起躺在床上。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然后我开始尝试脱他的裤子，在毯子下探索他的身体（我一直保持勃起）。当我试图进入他时，勃起消退了。我感觉到他的体温很冷。我站起来，把他放在地上，用旧窗帘盖住他。然后我回到床上，很快睡着了。
Nilsen睡了一整天。傍晚，他让Bleep进来，做了点吃的，然后打开电视。尸体依然躺在地板上，他决定撬开几块地板，把尸体埋在下面，再铺上点土。但是尸体已经僵直了，他让尸体靠墙站着。第二天，Nilsen扔掉了年轻人所有的衣服，把尸体藏到地板下。一周后，Nilsen又拆开地板，把尸体取出来。
我想知道他有没有腐烂。于是我挖出他的尸体，年轻人身上沾满灰尘。我脱光衣服，把他抱进浴室，重新清洗身体。他的皮肤几乎没有变色，脸色苍白，四肢更加柔和、放松。他的身体引起了我的性欲。我跪在他面前，在他的肚子上手淫。
此后，尸体一直在地板下，直到七个半月后，他把尸体包在袋子里，用绳子捆起来，在花园架起篝火堆以燃烧。他在火中加入橡胶以掩盖味道。
在2002年，这位年轻人的身份才被确认为Stephen Holmes，只有14岁。他不是无家可归者，只是刚看完摇滚演出，回家前选择了在酒吧逗留。因此第一桩谋杀看起来更加残暴和让人深恶痛绝。
对于动机，在多年后Nilsen给出的解释是，他回忆起少年时代梦中的那个小木屋里的男孩，希望那一刻永不结束；同时他试图让年轻人的身体构成“镜中幻想”的一部分——他想要成为老人，并选择用男孩的身体代表自己。然而，当尸体开始腐烂，Nilsen不再认为它与活人有什么联系，只是个待处理的物体：
当尸体被储藏起来并开始腐烂时，它成为了一个新的东西：应该被处理掉的腐烂的肉。我对这些遗体的幻想有一个悖论：当尸体在使用中时，我希望它们看起来尽可能的纯净和有生命力。
成为杀人犯只是增加了Nilsen的抑郁感，除此以外没有再多的心理影响。正如被捕后他告诉Jay探员的，他惊讶于自己对受害者没有眼泪。在之后的写作中，他提到自己极度痛苦，但是这些都是私事，也不会改变他的工作行为。但他也在尝试着阻止这些情况的再次发生：他尽可能地减少饮酒，几乎不再从同性恋酒吧带人回家，并选择“当一个工作狂”转移注意力。
在Nilsen处理完Holmes的尸体后，他认为自己有了足够的自控力，于是重新往返西区酒吧。又过了四个月，即1979年的12月3日，另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Nilsen谋杀了一个年轻、聪明、中产阶级且显然是异性恋的游客。这件事Nilsen比其他任何人都感到沮丧。
（2）第二次谋杀
Kenneth Ockendon是加拿大人，23岁，1979年9月来到伦敦希思罗机场，此次行程是为了探亲。他经常打电话回家，同家人联系密切。Ockendon失踪后引起轩然大波，父母拒绝放弃希望，这件事甚至牵扯到了“国际问题”。
12月3日当天，他还在酒吧和家人打过电话，不久后Nilsen走过来，以他的相机为主题展开了对话。此后，他们开始聊音乐，Nilsen提到自己的姐姐也住在多伦多。他们友好地聊天，直到下午3点，Nilsen建议一起去参观伦敦地标，在那儿可以拍到更多好照片。他们到特拉法加广场喂鸽子，去了骑兵卫队列宾广场、唐宁街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天渐黑，Nilsen再次提起了他的大型唱片收藏，并说服Ockendon和他一起回到公寓。他们听了Rick Wakeman，摇滚音乐剧The Who’s Tommy以及the Royal Philharmonic的Hooked on Classics。Ockendon带着耳机听歌，Nilsen热了些火腿、鸡蛋和薯条。晚饭后，他们去商店买了点酒。回到家，他们把酒放到桌上，坐下来看电视、听音乐。
他们在一起待了9个小时。Ockendon的陪伴让Nilsen非常开心——他们已经是朋友了。对于Nilsen来说，这是一年中最快乐的一个晚上，尽管Ockendon明早要飞回加拿大。
此后，Nilsen对警察说，凌晨1:00，他发现自己正在拉紧缠绕在Ockendon脖子上的耳机线，喊着“也让我听听音乐！”
Ockendon没有挣扎。他躺在地板上，脖子上挂着耳机线。然后我解开耳机线，给自己倒了半杯百加得酒。我戴上耳机，坐下来，把整章唱片听完。他已经死了。我不停地喝酒，有了音乐和酒，我可以摆脱周围的一切。第二天早上，电唱机还在转着。
回想一下，我真的不记得将耳机线套在他脖子上了，我只记得我在拉紧他脖子上的绳子。
之后，我脱光他的衣服，他完全把自己弄得一团糟。我用厨房的纸巾帮他清理了一些，然后把他举过肩膀。我给他洗了澡，然后把他放在床上。他在床上陪了我一整晚。没有性，只有拥抱、爱抚之类的。早上醒来，他的身体一半伸出了床，摸起来也更冷了。我把他拉回我身边，让他的身体挺直。然后我爬起来，收拾残局。我扔掉了他所有的东西，因为我要去上班，所以把他放到了壁橱里。当晚，我检查他的身体，他蜷缩着，僵硬地保持着之前的姿势。第二天，我买了一个便宜的宝丽来相机，把他从壁橱拿出来，扶正身体。他蜷缩在壁橱里的时候，一种棕色的液体从鼻子流到胸部和胳膊上，我用湿纸巾帮他擦干净。
我让他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给他穿上袜子、内裤和背心。他的脸有点浮肿，微微发红。我在他脸上涂了点颜色，让他看上去更自然。然后我把尸体摆在各种位置，拍了几张照片（最后一次篝火焚烧时，我销毁了它们）。我会躺在床上看电视，穿着他的衣服，让他张开四肢躺在我身上。有时我会和他说话，好像他还可以听到似的，我会称赞他的相貌和身体。我会通过他裸露的大腿和他发生性关系（尽管没有插入式性行为）。然后我把他裹好，放到地板下面。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我又把他拿出来两次。地板下很冷，他的身体依然很新。在包裹他之前，我总是把他的衣服脱光。晚上看电视喝酒的时候，我让他坐在我边上的另一把扶手椅上，他的身体和皮肤都很漂亮，在喝了几杯以后，我几乎想要流泪。他身上除了脖子有道红印外，没有任何斑点。在他回到自己的“床”以前，我会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脱掉他的内衣和袜子，用窗帘布把他裹起来（我会说，“晚安， Ken。”），然后重新放回地下。
最后，我销毁了能让我想起他的那些唱片，用铁锹杂碎，扔进垃圾桶。
事实上，这件事给予Nilsen了极大的打击。1979年12月，距离第一起谋杀已过去一年，Nilsen本相信噩梦不会重演了。
Ockendon的死亡让我感到极度的震惊、悲伤和恐惧，它就像一枚炸弹。他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我们一起听的那些音乐依然困扰着我。当我在听古典摇滚（L.S.O）时，有一晚我甚至想要掀开地板，去恳求他的原谅。
但是，在Ockendon死亡的五个月后，1980年5月17日，他谋杀了Martyn Duffe。此后，1980年8月至1981年9月间，他又谋杀了5~8名年轻男性。这些行为模式都是相似的：与受害者一起喝酒、听音乐，然后是突然而冲动的谋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Nilsen会欣赏他们、手淫并与这些尸体聊天。
在Nilsen自传手稿中，他又提到自己会剃掉尸体上的毛发（符合“理想身体”）。他热衷于精心打扮他们，他甚至希望有一只口红——他有滑石粉，用滑石粉来让他们变得更好闻，以及颇为讽刺地，让他们看起来更有生气。柔软的身体让他非常兴奋，他会在这时候手淫。
（3）梅尔罗斯大街的谋杀（ 1978-1981）
在梅尔罗斯大街195号，警方汇编的受害者名单如下：
1）爱尔兰青年（17-19岁之间），身高5英尺6英寸，1978年12月19日相遇。（今被确认为Stephen Holmes）
2）Kenneth Ockendon，身高5英尺8英寸，1979年12月3日相遇。
3）Martyn Duffe，身高6英尺1英寸，1980年5月17日相遇。
4）Billy Sutherland，身高5英尺9英寸，1980年8月相遇。
5）“爱尔兰劳工”（27-30岁），身高5英尺9英寸，1980年10月在克里克伍德武器公司相遇。“他个子很高，双手粗糙，穿着旧衣服”。今否认。
6）“墨西哥人或菲律宾人”（20岁）， 身高5英尺10英寸 ，1980年11月在圣马丁巷的the Salisbury Arms酒吧相遇。身材苗条，看起来像吉普赛人，可能是男妓。
7）“无业游民”（20岁），在1980年深秋，酒馆打烊期间，二人在伦敦查令十字路的尽端相遇。他很瘦弱，面色苍白、缺了几颗牙齿。他穿着一件军大衣和不合身的大号的裤子。Nilsen带他乘出租车回到梅尔罗斯大街，在他熟睡时勒死了他。他对警方说：“我很兴奋，我把领带系在他的脖子上，拉紧，他在挣扎，腿像在骑自行车。我认为我是在帮他忙，他的一生是一个漫长的痛苦。”
8）“饥饿的嬉皮士”（20岁左右）， 身高5英尺11英寸，在1980年10月或11月，酒馆打烊后二人在西区相遇。嬉皮士穿着漂白过的牛仔裤。Nilsen曾如此写道：“长发的嬉皮士，我为什么要带你回来？我战栗于你的死亡与永恒的存在。我拂开你脸上的头发，我希望你还活着。我想说我很抱歉，然后看着你离开。我试图向你的肺里吹起，但一切都是徒劳。”今否认。
9）“18岁蓝眼睛的苏格兰人”（18岁），1981年1月在苏活区Golden Lion酒吧相遇。他穿着绿色的运动外套和一双运动鞋。
10）“贝尔法斯特男孩”（20岁出头）， 身高5英尺9英寸。1981年2月在伦敦西区相遇。他很苗条。
11）“光头党”（20岁）， 身高5英尺5英寸。1981年4月或5月，在莱斯特广场街边小摊相遇。今否认。
12）Malcolm Barlow（23岁）， 身高5英尺7英寸。1981年12月18日相遇。
在这段期间，Nilsen又架起了两次篝火。1980年9月，Nilsen把地板下的两个尸体肢解、装袋，放入手提箱内，藏到花园的棚子里，用报纸和砖块遮挡起来。
在1980年9月-11月间，又有三个人丧生。现在他手边有6具尸体了，一具已被焚烧，两具在手提箱，以及三具在地板下。他甚至曾经忘记一具尸体被临时储藏在壁橱里，以至于打开壁橱时“看到两条光着的腿掉下来，把我迅速拉回现实。”
这段时间，他着手于计划第二次焚烧，但首先需要完成解剖。解剖的过程完全不是愉快的：
Nilsen写道：“我很害怕掀开地板，到厨房去做准备。”他曾三次用锅煮头颅。解剖时，他绝对不允许Bleep靠近他，也不会喂他人肉。“这些肉看起来和你在肉铺看到的没有太多区别。因为我受过屠宰训练，所以没有太多创伤性的冲击。”但是，解剖过程依然让人极度痛苦。他说，切割尸体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吸引力。尸体只是“情绪遗迹”，必须予以销毁。
在1980年12月，他在花园架起第二次篝火。
他后来写道：“我吃惊地站在那里，尝试去理解我刚刚做什么。一切是如此难以相信。我，DesNilsen，真的做了这些事。一切都好像一场噩梦，很快就会醒来，或者被永远忘却。
随火势逐渐平息，他收拾残骸然后把栅栏放到原位，回到房间。他安慰Bleep，“没事了，”他低语，“现在一切都很好了。”
之后，Nilsen乘地铁来到圣马丁巷 Salisbury酒吧，又带了一名年轻人回家，这是两年来他第一次允许自己有公开的性接触。他认为过去的事终于成为过去，永远不会侵扰现在了。然而，1981年，又有四个人丧生。
对于Nilsen来讲，1981年是过度混乱的，他被晋升小组一再忽略，又遭遇了一系列抢劫，相机、投影仪和半个月的收入在一系列事件中被盗。“生活的冷酷无情让我越来越沮丧，”Nilsen曾写道，因为过于疲惫不堪和意志消沉，他甚至有一晚倒在街上，自己给自己叫了救护车。
6月，他发现自己梅尔罗斯大街的公寓遭遇破坏，几乎所有电器和家具被毁。楼上的住户也有相同的遭遇，而肇事者从未被抓住。几周后，他收到了同事为他重建生活筹集的85英镑大为感动。他为同事们写了封感谢信：
“像我这样愤世嫉俗的人，只知道每样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他们的价值。”“我无法充分表达你们的慷慨与关心给予我的触动，爱默生（1936年的日记）中比我说得更好：‘同情是一种支持的氛围，它让每个人过得更轻松。’”
讽刺地是，4具尸体正躺在他家的地板下。8月，进入夏天，气味开始变得难以忍受。他又进行了一次处理。
我坐下来，无可奈何地考虑着这件事。我喝了半瓶酒才有勇气掀起地板。我脱掉衣服，打开包裹布，开始解剖。闻起来糟透了，我把切下来的部分用纸巾卷起来，然后将它们塞回地板下。
即使我醉得不省人事，这种恶臭也让我周期性地呕吐。也许别人会觉得奇怪-我其实难以忍受看到人血（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从不对人用刀。）
此后，由于这一年的麻烦不断，加之Nilsan与房东关系紧张，他对于定期缴纳房租、水电费不够敏感。房东经理人提出，邀请Nilsen搬迁至科兰丽花园23号，并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偿。事实上，Nilsen自己有更加迫切的理由去离开现在的居所。
于是，10月5日，最后一次篝火被架起，烧毁了几乎所有家具以及可能被发现的证据。“远离梅尔罗斯大街让我如释重负。”
（4）克兰丽花园的谋杀（ 1982-1983）
当Nilsen在新公寓阁楼安顿下来时，他相信，新的环境会阻止犯罪活动的再次发生。克兰丽花园23号的顶层，没有地板夹层、没有私人花园，以至于很难去像以往那样处理遗体。
两个月后，一件事让他大受鼓舞。他发现一个年轻人喝醉倒在街头，于是叫了出租车，带他回家，给他床睡并照顾他。早晨，他们一起吃了体面的早餐，然后Nilsen送他去地铁站。
Nilsen说，这是一种善意的行为，没有带来任何可怕的后果。年轻人Kevin Sylvester后来也证实，他非常感激那晚的帮助，Nilsen是一位好心的陌生人。“我很兴奋和愉快，”Nilsen说，“他还活着，我没有失控。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但事实不尽人意，1982年3月、9月和1983年1月，又有三名男性在克兰丽花园被杀。Nilsen无法阻止自己的谋杀行为，在他的公寓里甚至发现了提前准备好的、由领带和绳子系成的带子（这件事可以被当做“预谋”的证据）。Nilsen说，这样的准备像一个酒鬼计划他的下一杯酒，他无力抵抗。
“有时候我觉得杀人就是我存在的唯一理由。”“‘幻想仪式’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处理尸体的方式更令人作呕。Nilsen认为最安全的做法是把尸体肢解为小块，然后冲进厕所。这是一个漫长而费力的工作。肢体先在大锅里煮沸，然后将肉和器官切成碎片，零碎的骨头被扔掉。大块的骨头（头骨、腿骨、骨盆）被放到袋子里，撒上大量的盐然后装进角落的茶箱。
在被捕的前几天，Nilsen正在对Stephen Sinclair进行肢解。
公众对Nilsen处理尸体的方式表示出极大地愤怒，Nilsen坦言，他完全无法理解。
“我无法理解人们对死者和尸体的传统恐惧，它很大程度上只是迷信。”被捕后，他对于罪行深感忏悔，但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亵渎”尸体道歉。只有一次他承认，他不应该剥夺家属埋葬遗体、设立墓碑的权利。
Nilsen认为，谋杀本身是无法原谅、令人厌恶的，但是处理尸体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霍恩西警察局，Nilsen写下的这一段话被广为引用：
受害者（的遗体）只是宴会结束后留下的脏盘子，清洗盘子是一项无关感情的日常工作。
Brian Masters觉得，Nilsen对死者的态度在很多方面都是“灾难性的混乱”：他们的观点是，杀人是错误的行为，一旦受害者死亡，任何对尸体的做的怪异行为都不应该转移人们对谋杀本身的憎恶。这样的人会认为，如果有人认为解剖死者比谋杀生者更让人愤怒的话，他的道德优先级已经出错了。
（6）动机追问
事实上，Nilsen的很多行为在常人认知中，都是“过于混乱”的，Nilsen在生活好像是一个友好、善良的人。他对同事友好，喜欢动物：
Nilsen曾为同事带了一个生日蛋糕，并非想要搞一个生日会（别人都没有留意到这个日子），只是Nilsen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孤独”。另一次，Nilsen把一只受伤的鸟带回办公室，照顾了三天，直到鸟可以重新飞起来。
这种明确显露出的“善心”让人费解，他看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残忍的、有预谋的谋杀犯。他也声称：
我从未抱着寻找受害者的目的前往任何一家酒吧。我只是希望找人陪伴。我永远不会在事先蓄意杀人。
有很多人去过尼尔森的公寓，没有遭遇任何伤害，他们的数目比在晚上丧失的要多得多，他甚至在死亡边缘救活了几名受害者——“我杀了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的因素。”——没有一致目的、没有重复性、没有易识别的模式。因此，Nilsen的犯罪动机非常难以理解。
a）寻求陪伴与“助人”
对于动机问题，Nilsen强调自己只是需要“温暖的关系”，同时这些事出于好心，它让受害者“脱离生活的痛苦”了：
我也希望可以对动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是色情狂吗？（我想我也可以向警方谎称他们拒绝做爱，然后我杀了他们。）但并非如此。为盗窃财物吗？显然不是。为实施性虐待吗？不可能，对我来讲遭受或施加虐待都是可憎的。恋尸癖？一想到与神圣的尸体发生性行为，我就觉得恶心。仇恨与报复？我从不觉得对他们有任何恨意。精神失常？我一直都很清醒；暂时性精神失常？也许吧，但是酒精导致的“任何事”不能成为纵容自己这样干下去的借口。我可能是一个彻底不负责任的人。
我从未意识对受害者有任何恶意。我只记得我出去寻找友谊和陪伴，建立起一些社交关系与性关系。途中，我从未思考任何死亡、杀戮或者过去那些事，我活在当下而未来里。我邀请他们到我家，也有人主动和我一起回来。
性永远是次要考虑的问题。我想要一段温暖的关系，想找人陪我说说话。我也想成为物质提供者，去招待这些客人。由于酒精，第二天早上可能会（或者不会）发生性行为。一夜有温暖的人躺在你身边是让人放松、舒适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打算过谋杀任何人。
这一行为的产生是突然而无法解释的，我有点头晕、惊慌，浑身发抖，觉得绝望、感伤又空虚。即使肉体上他们死了，我觉得他们的人格还在，有着意识并倾听着我。
在经历了我永远无法企及的情感关系后，我成为孤立无援的求索者。我认为我失去了作为通常人类的资格……我不是因为性而选择受害者，我只是不想再孤单下去。我想要有人说话，和我待在一起。受害者并不全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并非所有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来到我公寓都遭遇了袭击，并非所有人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一些受害者是同性恋，主要由于他们会去我常去的那些酒吧。我有时会想，我可能是觉得这是一个缓解压力的善意行为——他们终于可以从生活的痛苦中解脱了。
b）身份混淆
Nilsen告诉警方，谋杀的那一刻他认为进行该行为是他“唯一存在的理由。”“我从没有感觉到我在杀人，我只是在阻止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扼住他的喉咙，让我和他共同从这件可怕的事情中解脱。”
Nilsen认为，与精神医生面谈、回忆谋杀案的细节是痛苦的。他写过，在霍西恩警察局他刻意保持控制，这已经够糟糕了。
我不能让自己反复重温那些案件，这些丑陋的画面对我来讲非常陌生，我好像不在其中，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事件发生——由两个演员出演角色——我是一台中央摄像机。
c）爱与死
Nilsen在还押期间写了如下一首诗，首节与最后一节做了重复，只将“killing”与“loving”做了替换。
他认为，他的情绪过于混乱不堪，以至于不得不依靠谋杀去表达。
他问道：“我是不是杀死了我需要的一切的爱？那些人真的以为我会享受于此吗？（That I have killed everything of love that I need? Do they really think that I enjoyed any of it？）
Nilsen前往酒吧的目的只是寻找同伴缓解寂寞，人们来来往往。有些人，他希望他们能留下来、想要关心照顾他们；他们被杀死，还没来得及拒绝邀请。
我只能用终结生命去代替表达爱（in place of love I had only made death）……我用一个如此怪异的方式照顾他们，这是一种精神失常的错误迷恋，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也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7）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谋杀本应更早被发现。
除了15起（或12起）谋杀以外，Nilsen还供认，自己有七次谋杀的打算，其中有四个人被确认。有几位受害者选择了报警，但均被警方忽略。
更让人玩味的是，Nilsen对自己罪行的掩盖显然是拙劣的。邻居可以很轻易地从楼上窗户上看到他在花园点燃的3次篝火，（多年沮丧的经历告诉他，邻居根本不在乎别人的事）；此外，在1981年，他曾在醉酒状态带着Bleep去格拉德斯通公园，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装满内脏、充满恶臭的塑料袋放到公园的路边。
“我的沾血的指纹布满了整个袋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匹配上我的档案。这一疏忽让我被捕的时间延后了18个月，并导致4个人的死亡。”
他认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关心他们的邻居的社会中，如果当局和民众对绝望的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给予帮助，那么这样的噩梦也许不会发生了——他的受害者可能不会成为受害者，如果有人曾注意过他们。
审讯后，报纸有大把的时间，却没有人在意受害者：之后每一位Dennis Nilsen、Stephen Sinclair、Billy Sutherland、Martyn Duffey依然在绝望的忧虑中步履艰难地生活，无人注意而孤独——社会对死者比对生者更有兴趣。
Killing for Company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
Nilsen将自己置身于受害者之列，他与受害者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残酷的世界。
他想，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希望独自承担起一种责任，施予这个自私自利社会摒绝的那些关心（就好像他曾试图代表公司员工维权，却反被轻蔑对待那样）。情绪压力太大了，“这些破坏性行为（受害者的遭遇）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因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感到沮丧。”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谋杀来自于对于社会不公的痛苦攻击。他杀害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本身——社会做了什么？社会忽略了照料个体的责任，也忽视了Nilsen本人。这是一个混乱的循环：对社会犯罪现象的愤怒造就了Nilsen对自身被忽略的愤怒——如果有人关心的话，他们会看到Stephen Sinclair所处的困境，他的手臂上有一道道自残的割痕；他们也会看到被疏远的、默默无闻的Nilsen先生：“我从一开始就发出了信号，但似乎从未有人注意。”
（1）羁押入狱
法庭审判部分不做过多的叙述（剧里已经足够完整了，非常还原），这里主要概述等待审判前几个月Nilsen的狱中生活。
这段时间，可以显然见到他当局的对抗态度以及对于其他囚犯的同情。他认为自己与警方如此合作了，不该被划入A级囚犯，同时反对要求“统一制服”，因为他只在还押期，并未被定罪。
同时，他试图同其他狱友保持友好（尽管由于广为人知的罪行和古怪性格，他被多数囚犯规避）。他常同狱警发生争执、试图改变监狱压抑的氛围，并帮助没有书写能力的囚犯为家人写信。
隔壁牢房的狱友曾寄信道：“和你在一起的十天，你为我做了很多。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们过去讲的那些笑话……振作起来，祝你未来好运。”
狱中，Nilsn认为：
在这所监狱里，我的问题比任何人都要少得多。他们的罪行可以部分地归咎于贫穷与失业——贫困的残酷循环。我觉得我找不出什么合适的借口……我一定是这里少数几个真正有罪的人之一。
但是，他对于人们对他抱有的敌意感到惊讶。他不认为自己是怪物，遭遇他人的厌恶让他非常沮丧，特别是当他被禁止参与教堂礼拜之后。他写道：
“监狱的牧羊人严厉看守着那些想要离开的人，他出去寻找迷失的羊，一旦找到了就割断它的喉咙，因为它不适合这一群体。”
一名囚犯甚至跟他说，他的存在打扰了其他人，他们不想被怪物污染。这件事击碎了他“只是芸芸众生一员”的幻想，他想起来自己由于指控，注定要待在比普通牢房还要恶劣的单独监禁里。他写信给母亲，这是他一生中最短的一封信，让母亲忘记他，因为他已经在坟墓里了。
审判前，他发现自己曾经“无罪”的设想是荒唐可笑的。上述事件是一根最后的稻草，此后他决定解除法律援助，为自己辩护。(在之后又恢复了。)
他写信给Masters说，他将要独自斗争下去，如果失败了，依然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保证他的“正直”。Masters注意到，这里的“失败”的含义并非输掉官司，而是没有站起来对抗制度——他依然是工会分会秘书，敌视着组织机构的权利滥用。
Nilsen与Masters的关系非常复杂，当他收到Masters的第一封来信时，用监狱便条纸回信、写满了四边的每一寸，开头为：“Masters先生，我将我过去的重担都托付于您的肩上了。”当监狱中传出谣言，宣称Masters是为小报写稿的骗子，Nilsen以拒绝同辩护律师见面的方式表示抗议。(Maters评论，这是一个特别幼稚的行为。)
在与Brian Masters的谈话中，Nilsen提及自己并不希望因此成名。他感到痛苦，他为公会做的好事不被人注意，却由于罪行集中了公众的全部注意力。他希望自己在职业生涯上留下印记，而非因这些负面行为而臭名昭著。他也在狱中做了大量的忏悔，但是这些悔过都无关眼泪。
“能张开双臂拥抱一个人，只是哭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天赋。”
（2）忏悔
有时，Nilsen在想，应该让他们（受害者）安心待在梅尔罗斯大街的花园里，而不是被警方惊扰。另一些时候，他开始画出自己的回忆，迫使自己带他们回来。他给自己的一套画集起名为“悲伤的素描（Sad Sketches）”，这并非是出于娱乐的目的。
Nilsen说，他下笔时充满了自我厌恶：“他们正是我记忆中的那样——当你回忆起那些真实的肉体、头发和皮肤的细节时，感觉更糟了。”
对于Nilsen，其中两位受害者的遭遇最让人难过。一位是加拿大游客Ken Ockendon，因为他显然拥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本来是有一个家可回的；其次，Nilsen同Ockendon非常快乐地度过了一整天，这比同其他受害者的要长的多——多数人在相识三、四个小时候就死去了。这件事也让Nilsen费解，两个人本可以继续做朋友的。
Nilsen有保护Ken Ockendon父母的念头，因此一直不希望公开二人相遇的酒吧，这个酒吧同性恋经常光顾，这是他不肯向警方透露酒吧名字的原因。（至今他也不知道Ockendon到底是不是同性恋，他们的聊天并未提及这个话题。）他渴望一个浪漫主义式的救赎：
对于Ockendon夫妇，我还能说什么呢？一个道歉？他被我杀死了，这件事我比他们还要难过得多。他可能已经原谅我了——只要求我在他的枷锁中度过余生，在那些从他未相识的人面前，让他变得好像真实存在过（make him real to those he never knew）。我必须为他们（Ockendon夫妇）的痛苦付出代价。
这一段话，Masters评论道，Nilsen认为痛苦“胜过”Ockendon的家人是很冒犯的。但这也进一步揭露出他复杂的性格：他无法忍受抽象的痛苦，例如国家当局的威压；但他理解、甚至欢迎针对个人的痛苦，他乐意为Ken Ockendon说话——这是一种爱的形式。他渴望通过爱来获得宽恕。
需要让Ockendon夫妇意识到我的悔恨……如果我保持沉默了，他的命运命运就永远不为人知。我是他们儿子的唯一直接相关的实证。“他们会把我当做儿子”这个念头是荒谬而难以忍受的，也许他们更喜欢另一句尸体。我将听凭他们的处置。
Nilsen相信，受害者的灵魂将和他在一起。“我一直相信，一定意义上，他们都活在我心里。”需要澄清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了同类相食的行为，Nilsen认为自己与死者在精神上相融了。他如此反思Stephen Sinclair的死亡：
他依然在这间牢房里，和我在一起。事实上，我相信他是我的一部分。你怎么能因为自己承受了他的痛苦而自责呢？我比他20年来遇到的任何人都要更爱他。我永远会记得Stephen沉睡的样子，任何庭审或监禁都无法夺走我的这种感觉-它近乎神圣。（这里Masters吐槽，你怎么知道的，你们只相识了大概4个小时。）
只有死亡能让Stephen从困境中获得注意。我愿意为他付出任何代价，他现在可以走进牢房，活着、肌肤温暖，然后给我一枪。但之后，他将要回到苦难的黄昏去了。他也许会停留片刻，感受我的血液的粘稠的温暖，然后再吞枪自尽。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我们都被毁了。（we were both long ruined.）一切虔诚的善后都为时已晚，一个致命的三人组，两个男人和一条狗共度了那最后的疯狂时刻。
Stephen暂时摆脱了针管，而我暂时摆脱了酒瓶，但一切无法持久。寒冷的新的一天，清苦的现实总会让他继续为了毒品盗窃，而我为了陪伴继续杀人。Stephen从戈德斯格林大街的烟囱里离开，他们必须将我缚以铁链、一丝不挂地带到皮卡迪奥广场，在治愈的日光下将他的骨灰倒在我的头上。
在他给“悲伤的素描”的注解文字中，同样呈现出让人困惑的态度。一处文字是：
十二小时后，他的身体变得寒冷和僵硬，又过了十二小时，我必须让他的四肢放松。我给他穿上干净的内衣，把他放到空余的床上。我为我们两个人哭泣。
另一张图展示了尸体躺在桌子上，另一个男人（显然是Nilsen本人）看着他：
右侧文字：我站在极度的痛苦与悲伤中，仿佛我最亲爱的人刚刚去世……我对这样的悲剧感到震惊……洗澡仪式……我在等待被捕。有时我想知道是否有人关心过我或他们。躺在那里的可能是我。事实上，很多时候正是这样。（I stood in great grief and a wave of utter sadness as if someone very dear to me had just died … amazed at such a tragedy … ritual washing … waited for arrest. I sometimes wondered if anyone cared for me or them. That could easily be me lying there. In fact a lot of the time it was.）
最终，Nilsen不得不直面这样的解释：“也许当我杀死这些人时，我是在试图杀死我自己。”从镜中幻想到伪装死亡，再到凝视作为“自我”代表的尸体——受害者之死让Nilsen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得以满足，他唯一渴望的身份就是成为“死去的人”。因此，一切以死刑结束是很圆满的。
Nilsen认为，英国1967年就被取消的死刑可能是他人生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他承认，走进监狱的院子被绞死是一种解脱：不仅是摆脱沉重的罪恶感，而是摆脱不确定与怀疑。
“我是在毁灭自己，毁灭他人可能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手段。”
他知道，这个“惩罚”必须由自己施加，但是他不能容许自己自杀，因为自杀将减轻罪恶感，他宁可承担它们。
我想过上吊自尽，但我不想被解读成懦弱、逃避惩罚。自杀是逃避正义的，我可以接受公众扔给我的一切东西。
Nilsen认为，也许教会是正确的，教会禁止他参加礼拜——也许他真的不适合和人类在一起，并非人类的一部分。也许他是邪恶的化身。但是并非如此，他像一个永久的无助的局外人，远离了真实的生活世界：
我真希望是我“有意识地”邪恶，这样至少我有了一个可以崇拜的神。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坏人。我甚至怀疑，即使是在命令与法律授权下，我现在都不会去杀任何人了。我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像杀手的那个人。
我们出生，拥有颅骨，可以收获丰收。他们割去一切美好的东西，留下贫瘠的荒原，喷洒致命的化学药剂，只有破坏性的产物终得生长。”
同时，在候审期间，他对于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世界上所有法律人士能给我什么建议呢？没有人做到让逝者起死回生了。
我洗澡的时间比其他囚犯长的多，因为我身上沾了太多血。
我相信过去很多事都需要在道德上被纠正。我将用接下来的多年获得知识，尽我所能帮助我的同伴。我是一粒沙子，必须直面即将来临的潮汐。我不会期待任何奇迹发生。
当他看到克兰利花园23号被发现的人体遗骸照片，他感到非常不安和自责：
我的大脑令人沮丧地活跃，我深陷于这起可怕的案件的细节中。过去的那些沉重的回忆压在我身上……这个案子的细节是可怕、黑暗、陌生的。但我必须重温过去。
当他看到 John Howlett（在克兰丽公园的第一名受害者）的尸体，写道：
我一定是一个非常可怕、恐怖的人……我真是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
当天他在牢房内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拖着一部分腐烂的尸体穿过肯特镇办公室的地板，拼命找地方掩盖他们。
在庭审来临前，他的态度呈现出有些矛盾的两方面：抗议监狱的管制与反思自己的罪行。但他的忏悔并非是容易理解的，特别是他对“死亡”与“尸体”的古怪态度。
这段分析写于庭审前的五个月，涉及到了讨论“邪恶”本身。他认为自己的性格是“过度极端”的，同时，他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浪漫。
在思绪逐渐积累下，我感受到了迟来的情感和道德冲击。我的一切情绪终导向同一目的——自我惩罚。我感到一切都是如此不确定，我还记得过去的事，有些至今记忆犹新。回忆过去的那些影像，我想知道这些事是不是冥冥中注定发生。我认为我拥有人类性格中截然不同的两极。毋庸置疑地，我曾扮演着天使的角色，而难以控制的原始邪恶总在瞬间爆发，我处在两个极端的灾难性平衡中。关键时刻，没有灰色地带。我看透了我公会工作原则，要么绝对失败，要么绝对胜利。“适中”对我来讲极为陌生。
当我将爱投射到另一个身上，我总会表现出压倒性的控制倾向。在讲究温和的常规世界中这看起来非常古怪和格格不入。在情感上，我总是害怕遭遇拒绝和失败。我看起来总在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行驶，而道路的限速只有每小时30英里。从没有人真正接近过我，我是一个极度浪漫主义的孩子，活在一个残酷、不真实、功能化的物质主义中。在现今，我是一个古怪的人。这样的大背景下，哪里都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由于内心情感无法表达，我转而选择了后退一步，陷入想象世界。我开始试着爱自己，并意识到我需要同他人进行竞争以赢得对自己的爱。我甚至嫉妒于把自己完全交给别人。我过着双重生活——两种生活不断拉扯。我只能在幻想中存活，伴随着无尽的黑暗悲歌的主题旋律。很久以前，在祖父离世的痛苦时刻，我的情感发展就此停滞了——我想我一定潜意识里希望同我的祖父在一起。
（3）再谈动机
庭审后，法院已接受控方指控：Nilsen为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望而“冷血无情”地杀人——这至少具有简单易懂的优点。
Brain Masters在最后一章，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重新进行动机分析。这一章提及的Nilsen自述片段比Masters的分析更值得阅读。
a）Nilsen认为，如果情况允许，他还会坚持谋杀：
我一直想杀人，在安全的条件下，我从来没有获得过机会。它被替代为了一种幻想，我在镜像中杀死自己。我已经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多年：杀死我自己的形象。
杀戮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更激动于喝酒、追求、社交邀请、杀人以及尸体处置。
我通过音乐让压力得以释放，在音乐作用下，我失去了道德观和危险感……如果条件合适，我会一直坚持到死。
b）这些罪行是向虚幻世界的逃避行为：
我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度过一生，只发现了幻想的影子在那些逝去的生命面前哭泣。
我如此沉迷于那美丽而温暖的虚幻世界，即使我知道人类性命的脆弱。我的罪行这般不负责任，它看起来同有预谋的行为一样糟糕。我可以选择拒绝这样的错误行为，但是我强迫性地追求幻想世界的崇高享受。这是一种伟大而必要的转移途径，去逃避外界苦恼忧虑的现实生活。
c）他因为被忽略而开始失控：
Nilsen认为，他开始失控的直接原因，是被工会同事间的冷漠激怒。他热衷于不断地表达观点，想被人理解，但同事只觉得无聊、昏昏欲睡。
他们不再听，我也就不再讲了。我试图和他们沟通但是没人乐意聆听……我被这些人的沉默触怒，根本上看，我着力于进行自我毁灭。我只是在自杀，但死亡的总是旁观者。
d）Nilsen不会停止忏悔：
四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晴朗。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穿过空荡的监狱走廊，是Abba的“lay All Your Love on Me”，我好像回到了梅尔罗斯大街阳光普照的的花园。Bleep躺在我的大腿上，我拿着一个高脚杯，一切都很好。然后我透过落地窗，看见Martyn Duffey的尸体躺在地板上。我在牢房中挣扎着想获得控制权-我成功了，我回到现实，眼里含泪。
我好像挨了一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到到这一点：这些杀戮行为在道德上是让人憎恶的，在信任下、在我的屋檐下、在我的保护下进行的谋杀——是我可以想象到的最可怕的事。我在此刻认为，如果因我是这些行为的始作俑者而被处以绞刑，那是对自然正义原则的充分证明。这些谋杀违反了人类的每一条规则，与事件的严重性相比，寻求减刑这件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他们完全信任我，我却背叛了这一神圣的信任，在突然间、毫无理由地杀死了他们。无论公众、法律或亲属，他们不能改变任何事，这些都不及一颗痛苦的心，而它终将走入死亡。内心深处，我已经代所有人行使了将我推入深坑或施以绞刑的权力。我无法被拯救，我需要他们的复仇、仇恨、惩罚、诅咒与尖叫，让我此后的余生变得可以忍受。我走的太远了，在这样的空间深处，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尖叫声。
Masters引用此段时同时引用了Nilsen对谋杀Stephen Sinclair的自述（在本文第一节）。
Masters抛出一个问题：能够猜测哪个声音更为真实吗？去做选择是很荒谬的——它们都表达了同一个人的看法：他构造了自己的地狱，并把他人拖入地狱，最终却不知道为什么。
1983年11月，审判结束，Nilsen开始了无期徒刑。他的监狱生活不算很恶劣，甚至经历了几次浪漫关系。他申请在监狱接受教育，并尝试参加政治活动，他为囚犯们提供实用性的建议，甚至得到其他囚犯的书信感谢。
1985年，Nilsen收到了KillingforCompany的预印本。在他的自传中用了十页进行分析，他最不喜欢的是书的标题；内容上，他一方面肯定了此书是唯一一本“对我的异常行为的严肃研究”，又认为它是一本“妖魔化的书”，只是披着学术用语外衣。
有趣的是，尽管大多数评论都在盛赞Masters很好地平衡了道德两端，但也有评论者认为，这本书摘录了过多Nilsen的冗长自述，让书籍成为了Nilsen的喉舌，读者可能只阅读Nilsen的文字摘录而忽略评论，这非常危险。
总而言之，Nilsen愤怒于Masters认为自己“不适合与其他正常人类并肩而坐”，他还批评了很多小细节（这一部分和法庭上他指责第一个证人没有记住自己名字如出一辙），譬如，Masters推测自己会“早上高兴地给吐司抹黄油，而炉子上正煮着一枚人头。”Nilsen以他典型方式字面指出，事实上他不经常吃吐司，主要靠外卖过活。
Nilsen强烈反对Masters结论中的这一句话：“正由于Nilsen对人体遗骸的毫不在乎，让他如此地难以被辨认。”他说：自己在切割尸体是会时不时地呕吐，不会对腐肉免疫。但是他也质疑，为什么人们还是如此关心他对尸体做的那些事——邪恶的事情是杀人，另一方面，尸体又不会有感觉。
但是，Nilsen也写了这样一句话，流露出了短暂的温情：
“我很喜欢Brian，尽管他有很多过错和缺点。我希望他也能喜欢我。”
关于Nilsen是否真正反省了，这样一篇信件内容令人不安：
是的，我沉迷于享受和回忆那些性仪式的兴奋……我生活在社会的荒芜之地，这些回想可以抚慰我的记忆。我不幻想其他囚犯，只幻想过去。
而另一种观点是，心理学家Malekos相信Nilsen改变了，他引用了人文主义心理学家Abraham Maslow的观点，描述为“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解决了过去的创伤，征服了‘内心的恶魔’，尽全力尝试着做到最好，”他认为，“这样的人可以从书籍、音乐、艺术中体会到无法抗拒的愉快。”
狱中，Nilsen曾进行过音乐创作，他自2003年以来的主要狱中工作是将书籍译为盲文。此后近二十年，他着力于反思与撰写自传，并为让自传发表不断上诉。
2018年5月12日，Nilsen于York医院逝世，死因是是肺栓塞和腹膜后出血。
Nilsen的自传将于2021年2月25出版。
这个故事过于复杂，写总结比写开头还要困难，如果把内容看全，的确对罪人报以怜悯态度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对背景故事的整理尽可能地勾勒出了事件全貌（如果电视剧这样拍，那也一定非常无聊），总的来说，整个故事只是令人诧异地符合我以及一些观众的一些猜测。
可能会让阅读者会愤慨——他的行为如此残忍，为什么要关注罪犯而非受害者，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言，他比任何人都要愤慨这一点，也比任何人都对公众同情。这一切看上去是个悖论。
探讨悲剧的责任归属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社会有错，英国70-80年代，邻里漠不关心、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救助——正如章节三所言，如果社会不那么冷酷残忍，如果有人做一点关心，会看到Sinclair及广大边缘群体的困境——如果社会对生者的兴趣胜过死者的话。
Nilsen的责任无可推卸——他的行为连自己本人都难以理解。但是，一些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他是一个极端的浪漫主义者，他爱动物、爱自己的狗、关心他的同事；他不曾对受害者报以恶意，只想要一段温暖的关系，却太害怕遭遇拒绝；他对Hunter-Craig说，如果他们在一起，本可以永远快乐下去；他温柔地照顾Stephen Sinclair并“为我们两个哭泣”；他说，我只是用终结生命去代替表达爱；他不断尝试着自我毁灭，用毁灭他人作为手段。这一切没有太多原因，我们只能为故事里的每个人感到悲伤。
如他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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