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曼德拉

《亲爱的曼德拉》（《Dear Mandela》）通过追踪南非新兴人民运动Abahlali baseMjondolo（AbM）三位年轻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以住房诉求为切面展现了南非的第一个后种族隔离时代。尽管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历史性地当选总统后，政府承诺通过“消灭贫民窟”来改善所有南非人的生活条件，但居住在棚户区的人数却在近二十年后翻了一番。在这部电影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暴力的驱逐、棚户区居民和政府的对抗，还能看到——至少在住房层面——曼德拉的承诺曾经如何给南非人民带来希望，南非人民又如何逐渐发现这些承诺更像是幻想。这部电影的名字也像是南非人民向其精神灯塔饱含复杂情感的一声呼号：Dear Mandela，亲爱的曼德拉。

Slum Clearance Program和Slums Act

2001年，管理Durban市以及周边地区（包括Pinetown）的政府开始实施“贫民窟清理计划”（“slum clearance program”）。这项计划包括棚屋定居点的逐步拆除以及拒绝为现有定居点提供基本服务（如电力和卫生设施等）。

而AbM就是旨在反对驱逐迁徙和公共住房的南非棚户居民组织。自2005年以来，AbM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游行，还进行了在棚户区自行组织水电连接等工作；除此之外，AbM值得注意的成就还有将“Slums Act”法案告上法庭并得以胜诉。

2007年，KwaZulu-Natal政府颁布了名为“Slums Act”的法案（全名KwaZulu-Natal Elimination and Prevention of Re-emergence of Slums Act），强行驱逐贫民窟居民。该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了民间社会组织和学者的广泛批评。这也是贯穿全片的线索——AbM组织极力反对“Slums Act”法案，将其告上南非宪法法院，并最终胜诉。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反抗。然而，除了单纯的住房诉求，从“Slums Act”颁布到废除的进程中，我们似乎可以剥离出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的更多线索。

政府的逻辑和贫民的理由

从政府的角度，“贫民窟清理计划”似乎颇有一套顺理成章的逻辑：棚户区布局杂乱，没有规范的道路，不仅影响城市规划，救护车也开不进去，威胁生命安全。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的官员还特别提到了WHO提出的千年发展计划（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这项计划包括“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政府似乎也提出了合理的计划：棚户区居民先到政府统一规划建造的“the tins”里居住作为过渡，等到建设完成后，他们就可以得到被许诺的houses。官员在发言中不断地提及“发展”，不断地提及一茬一茬冒出来的shack如何阻碍着“发展”。

然而当我们真正下沉到棚户区居民的真实生活中时，就能发现这些逻辑有多么的脆弱和虚伪。政府给出的合理性更像是一个借口，毕竟贫困绝不会因为贫民窟的被拆除而消失。最重要的是，被许诺的houses或许永远不会到来。每次大选前，都会有人来棚户区给shack编码，宣称在统计数据，即将开始为所有人提供住房，以此争取选票；但一旦大选结束，那些编码就只能充当棚户区的门牌号。shack的门上画着不止一个鲜红的数字，每个数字都代表着一场大选前一次虚幻的希望，这个数字注定的结局就是在下一次大选来临时被一条杠抹去。居民拿这些数字开的玩笑是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希望一次一次地被消磨殆尽，他们对选举不再具有热情。AbM组织的人们拒绝在大选中投票，在选票上写上了“no houses，no vote”。使他们热情最为高涨的选举就是1994年大选，在那一年他们得到了一个美好的承诺，然而在接下来近二十年的时间，所有关于这个承诺的事实一步一步显示，它更像一个幻梦。

这也是棚户区居民无论如何也不愿去“the tins”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那个集装箱一样、距离市区过于遥远的聚居区很可能并不是过渡，事实也证明如此，有人已经在那里住了6年。一旦他们乖乖地搬离，也就拱手让出了自己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到那时，官员口中的发展，就是抛弃了这部分居民的发展。

道阻且长

尽管整个影片的基调比较压抑，但《Dear Mandela》有着一个明亮的结尾。在明媚的阳光下，AbM的人们在法院外纵情庆祝着“Slums Act”的败诉，宪法站在了他们这一边。AbM年轻的领导人，在明亮的沙滩，或者在学校，说出一些充满希望的话。

但我们仍要说这只是一个阶段的胜利。尽管他们的斗争是伟大的，但他们仅仅争取到了不被驱逐的权利，他们所要求的住房仍在未知的将来。

影片中Mandela无处不在，他慈爱的画像挂在每一面墙上。尽管人民对政府颇有不满，他们对曾由Mandela领导的执政党ANC的感情却颇为复杂。ANC是带领南非黑人走出种族隔离黑暗时期的政党，它和南非黑人共同战斗争取到了宝贵的自由。然而自1994以来执政多年的ANC，如果我用一个俗套又不太精准的比喻，好像少年坐在珠宝上长出了恶龙的鳞片。对贫民的驱逐就好像一种附尸的种族主义——至少棚户区里看不见白人。约翰内斯堡富人区与贫民窟清晰而异常规整的分界线触目惊心，而如果贫民搬去了十几公里外的Lamontville，当这种隔离甚至不再能被如此显然地看见，就更令人不寒而栗。这种划分不再像由肤色深浅分类那样荒谬，却似乎更加令人无奈。

当我尝试在这样的心境下又重新念了一遍“dear Mandela”，几句话突然从心里浮起：

你抛弃我们了吗，曼德拉。指引我们吧，曼德拉。亲爱的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