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

评分：

6.0 还行

原名：飞地又名：Enclave

分类：纪录片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6

简介：四川大凉山上的偏僻原民村落，过着人畜共食的生活。近年来，村庄通电有了电视，也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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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11-28

飞地影评：你们让我哭，还是我让你们哭？

【原文写于2017年5月，发表在《电影作者》杂志和微信公众号“彝式”】

你们让我哭，还是我让你们哭？
王麟

十天前我在三合老爷车博物馆观看了90后导演李维的纪录片《飞地》，原本并未打算写这篇，现在我越来越少写生活困境，因为担心道德代替文字，成为衡量自我的标准，就像布罗茨基所言，“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如同理智战胜悲伤。”但一周过去，主角苏甘以布憨厚的笑容和醉酒后那句“你们让我哭，还是我让你们哭？算了吧，还是我让你们哭”一直在我脑海里无法抹去。它促使我写下下面的文字。

（一）

在大凉山美姑县的一个偏远村寨，村民苏甘以布和母亲相依为命。影片一开始，苏甘以布头戴棒球帽，赤裸身上，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同身穿传统彝族服饰的母亲在家门口干农活。镜头推进到苏甘以布的家里，一头猪儿满屋子乱跑，这是人畜共食的生活。落后与文明，传统与现代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随着影片深入，你会看见苏甘以布腿部有些残疾，走路一瘸一拐，也能够从他的谈吐之间，隐约地觉着他大脑受过一点伤。原来他幼年丧父，外出贵州打工，一次酒后跟人打架，造成头部、胸、腿多处受伤，昏迷不醒，再次醒来时他已被人送回千里之外的美姑老家，年迈的母亲坐在他身旁。病好后，他已无法再外出打工，只能在家务农，顺便照料年迈的母亲。

因为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有时候他去到村小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他希望他们能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和国家贡献力量。他渴望窥视外界，关心政治，每晚收看新闻联播，赞许领导人的政策，极度迷恋新闻中的抽象词汇和国家仪式，常常对着母亲兴奋地复述新闻里的话语，给母亲“解释”新闻里那些抽象深奥的词汇。这一刻他似乎找到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他从新闻和电视剧里获得零散的信息，构建起了他的历史观，他依旧使用“苏联”这个词语，而不知道苏联早已解体。更加魔幻的是随着他对治国方针的片段化了解，他更对当地政府的作为感到厌恶。

苏甘以布敏感偏执，说自己是疯子。他经常酗酒，醉酒后骂人甚至打人。从他的自述和他跟别人的交谈之中，你能感受到他深深的自卑和那么一点自杀倾向，他说，“就是想死的感觉。受不了，像我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用啊”，“我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认得的人有什么用，17岁以后就觉得活在世上毫无意义”。影片末尾，一次醉酒后，苏甘以布走夜路回家，一边走一边用带着彝腔的普通话骂，“我这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晓得怎么写的人……你（导演）滚！……我什么都没有，肚子也是空的，只有可能有个心……我也不知道我......我的路在你身边……”然后整个人瘫倒在黑夜冰冷的河水里。

这段镜头真实地击中了我。

（二）

苏甘以布生活的村寨，几乎与世隔绝，像一块不知道从何处飞来的土地，孤零零放置在这里，上不着天，下不挨地。这里生活非常艰苦，2012年才通电，村民绝大部分不会也听不懂汉语，一年四季的主食就是土豆，只有过年或者有重要客人来时才会杀猪。村寨还是这个村寨，村民还是这些村民，生活一层不变。“飞来飞去的永远是那群支教人，不变的始终是这块土地”。

村小是片子的主要场景。这个村小有三种类型的老师：支教老师、代课老师和公派老师。公派老师一般在这里待一两年就调回县城，支教老师和代课老师都不稳定，难于进行系统化的教学。支教老师人员流动更大。片中出现了三位支教老师。第一位贾亚迪，大学毕业到处找工作觉得每月挣几千块钱没意义，喜欢这里的简单纯粹，他觉得读书考大学不是这些孩子的出路，“这里曾经出过几个大学生，有什么用，以后他们还是学些技能生活比较重要”。贾亚迪家里有酒店，本来说会待到彝族新年，但他扛不过家里的压力，84天后离开了大凉山。第二位支教老师欧阳兆楠，露脸不多，7天以后离开。第三位支教老师陈胜，来自江浙一带，他觉得这里人太懒了——懒是他对这里人最深刻的印象——不动脑筋，他介绍自己家乡的生产生活经验给大家听，结果被公派老师木呷一一否定，告诉他这里的自然环境、经济状况都同他们那里不一样。6天之后，陈胜离开了。临走前，他上了最后一节课，领着学生们念：“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最爱的是我的祖国”。而后他告诉学生们：“你们最爱的究竟是什么？……人最应该爱的是自己，要敢于承认这一点，这篇课文有问题，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纠正过来。”

曲比石古，村里的代课老师，干了二十来年，讲到赚钱养家，他觉得做这份工作简直耻辱。但他又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另一个村庄不需要代课老师了，也没有拿到多少遣散费”，曲比石古也不知道自己被遣散后能做些什么，自己年纪也大了，改不了行。

孩子们呢？不同年龄孩子都挤在一个间教室里上课，教室破败不堪，穿着别人捐赠的衣物，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好。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些，就像问他们现任国家领导人是谁，答，毛泽东。

（三）

“飞地”原本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比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导演李维觉得，虽然大凉山地处中国腹地，没有空间阻隔，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不相符。苏甘以布同周围的村民格格不入，能够发生信息沟通的学习又与只有单向信息的村庄其他地方十分不同，因此，大凉山、村小和苏甘以布都很像飞地。

《飞地》截取了当下中国的一个横切面和断裂带，但它想讲的东西实在太多、太驳杂：政治、经济、教育、援外......后半段也略显拖沓，可它依旧是一部富有深情又令人深思的影片。就像第十二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独立精神奖颁奖词写到的：“导演没有刻意去表现大凉山的贫穷和少数民族的特征，只是以平实的镜头去关注被拍摄者当下的生存状态”。

影片放映结束，有一个短暂的观影交流活动，话题主要围绕大凉山和支教展开。发言的主要有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生、以前在凉山工作生活过的朋友、去支过教的大学生。我聆听完所有人的发言，很抱歉，实话实说那是一次没有结果甚至没有太大意义的交流对话。那天我患热感，没有接过话筒谈谈我的观影感受，今天借此文谈一点我的愚见。

虽然这部影片要讲的东西非常多，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观影结束，最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会（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苏甘以布这个个体？他是一个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抛开他的民族身份，他身上也有可能会有你身边一个熟识的人的影子。他命运多舛，他骄傲，他自卑，他忧伤，他嗜酒，他骂人打人，他有生命的温度和情感的力量，那么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呢？怎么看待他的遭遇呢？有没有想过他的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呢？

很多年前，孙立平老师出版了他的名作《断裂》，一开篇他便引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Touraine对法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分析，当然孙老师也是借此描述中国。“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这段话就像苏甘以布的人生隐喻，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的他，即便看起来仍属于这个社会，事实上他早已成为被这个社会折叠在另一个空间的人。他的故事已经不可改变。

关于慈善和支教，我是一直有不同看法的。就像那天观影结束，一位曾去支教过的朋友发言所讲一样，“我去支教了一个星期，确实我也和电影里那位蓝衣服老师（指陈胜）一样，我也不知道该给他们讲些什么”（原话大意）。我就感到奇怪了。你都不知道你支教该给孩子们上些什么课，你跑去支哪门子教啊。支教也是应该有资本的啊。没有《教师资格证》你凭什么教书？你懂教育心理学吗？你懂教学技术和教学方法吗？支教十天半月就溜走了，那也叫支教？这是低劣的作秀，大部分都是各怀鬼胎去散心去接受瞻仰和膜拜的，是去混个经历以后大学毕业留校或考公务员用的。就和慈善一样，靠别人帮助只能是短期的。慈善增强了人的依赖，降低了人的进取心和生存能力，助长了人占便宜的心态，拉低了社会的道德水平。更何况有些人并不是真慈善，比如去年末多名网络主播被曝伪慈善。

当然，真有心想做支教老师的朋友，我建议大家报名去一些正规机构，据我说知，它们有完善的培训，提供住宿，并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相应的你得签一份至少半年的支教合同。

（四）

最后是题外话。我一直在想苏甘以布的人生是被命运安排的吗？如果是，命运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引用的那句希尔博格：“‘命运’在于迫害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互动。”昂山素季获释后发表了一个演讲，有段话我现在都还记得：“我们缅甸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轻易的认为‘这就是命运’。我也不止一次和年轻人们谈论过。你们真的知道所谓命运一词的含义吗？行动是命运的基石。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命运’，也不外乎是你自己行为的使然。”一时间给我难以描述的感到。

就像今早我去水果超市买水果，惊讶发现每种水果都被标注上了准确的产地，苹果来自山东，枇杷来自攀枝花……一个西瓜也能证明确定位置的世界当然挺好，可我不是西瓜，我还没想好长在哪里。

“你们让我哭，还是我让你们哭？算了吧，还是我让你们哭。”看完影片，我想，没有什么比我们如何面对命运，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