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

先是读了张爱玲译注的《国语海上花列传》，后又看了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记录一些感想。

1.无用的日常

《国语海上花列传》分为两册，后头看去，确实是：海上花开、海上花落。这个花开花落之间记述的，是特地场所（上海租界内的妓院）、特定人群（妓女和客人）的一段日常生活。什么是日常？似乎不太好解释。不妨换个思路，与日常相对的是戏剧。那么，什么是戏剧？电影《海上花》的顾问阿城，谈及当时帮忙电影找场景跟道具，痛感小零碎件难寻时讲到：

契科夫当年写《海鸥》剧本时，认为舞台上的道具必须是有用的，例如墙上挂一把枪，那是因为剧中人最后用枪自杀。

阿城接着说，“电影不是这样。电影的场景是质感，人物就是在不同的有质感环境中活动来活动去”，并举例，“例如我们偶然进入一个女子的盥洗室，无数我们不清楚用途的瓶子随处可见，这些东西就是主人的日常经历”。最后，他对电影美术提了一个建议，“多买些我们都不清楚是做什么用的小件”。

把阿城的上述意思作个归纳和命名，戏剧的关键词是“有用”，与之对应，日常的关键词也就找到了：“无用”。

“无用”不是“没用”。只是不像戏剧那样，凡事都要有个目的。于是整部书读下来，“每一故事自然地发展”（胡适语），“平淡而近自然”（鲁迅语）。

在这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当然都有筹谋、有盘算，但故事是日常的突变，往往还以意想不到的面貌出现，人在其中其实只是见步行步，被动应对。回头去看，一切都有征兆，随处充满暗示，但事已至此，只能接受，再去面对。这就是“无”，就是生活。

2.无果的爱情

花开花落，男女之事，难免让人想到爱情。《国语本海上花后记》里，张爱玲也谈到了这点，并特别指出：

“婊子无情”这句老话当然有道理，虚情假意是她们的职业的一部分。不过就《海上花》看来……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

几组男女间的纠葛，确实令故事别开生面，甚至有些动容，比如王连生和沈小红断了之后，“无端掉下两滴眼泪”。但沈小红背着对她有意的王莲生姘戏子，黄翠凤联合黄二姐敲诈替她赎身的罗子富，周双玉用假的生鸦片搀酒给朱淑人下套……一个个机关算进的恐怖故事，很难说和爱情有什么关系。

当然，错不能全归到女的一方，几个男的确实靠不住。比如王莲生，之前做了沈小红四五年，直到背着沈小红又做了张蕙贞、惹沈小红发飙后，才说“明天就去打一张庄票”替沈小红还债，还不忘问沈小红一句“你说好不好”。又如朱淑人，在周双玉质问“愿为夫妇生死和同之誓”是否当真后，谈的也不是情，而是让周双玉赎身嫁人的价钱。尽管问了一句“嫁给谁”，但反正不是嫁给他朱淑人，目的还是确保和周双玉“以后没有瓜葛”。

也不是没有人动过真情。李漱芳和赵二宝，都考虑过做大老婆的可能性。李漱芳和陶玉甫情浓到化不开，最终也未成眷属。半路出家的赵二宝心意最纯，“你既视我为妻，我亦不当自视为妓”，被史天然遗弃后吃尽苦头，下场更是全书最惨。总之，无论真假好坏，只要动了真情，都是不得善终。

反过来，就不得不佩服黄翠凤敲诈罗子富的心态和手段之老辣，看似眼光短浅，急功近利，其实是为长远计。毕竟在做黄翠凤之前，罗子富可是和后来有点见老的蒋月琴好了四五年。黄翠凤当然也不可能永远年轻。张爱玲说，罗子富“对翠凤的倾慕倒有一大半是佩服她的为人，至少是灵肉并重”。但灵其实是依附于肉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客人骗倌人，倌人骗客人，大家不要面孔”（姚文君语），“客人的话都是瞎说”（周双珠语），小说数次借人物之口，点出这残酷的现实。浪花翻滚几朵，海水终究苍凉，不会开出真花。

3.失重的电影

关于电影《海上花》，编剧朱天文记录了法国《解放报》和侯孝贤的一段访问——

《解放报》：很奇怪，在《海上花》里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action的之前或之后，或旁边，就没有一个是action。这是你们中国看事情的特殊的方法吗？

侯孝贤：是的，action不是我感兴趣的。我的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其他东西吸引去，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从一问一答意思到位，但有些玄妙。我想到一个浅显些的比喻：侯孝贤是坐在台风眼里看台风，又或者是看台风之后的残骸。观众跟随他带有审美意味的长镜头，观看一种被保护起来的风景。

就改编而言，总体是成功的。但有一个不足，就是引出海上花开的赵朴斋和终于海上花落的赵二宝，几乎被删了精光。借用台风的比喻，赵朴斋和赵二宝是挂在了台风眼壁上，被吹得连渣都不剩。

《海上花列传》第一回花也怜侬跌入无根的花海，一落千丈直坠上海地面。这与《红楼梦》开始僧道与石头的对话类似，看似与故事无关，其实是最大的暗示。这种危险的美，是要噬人的，繁华不过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