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加林

不论是声称自己代表了真实的纪录片还是本就基于虚构的剧情片，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必然带有一种虚假的性质。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假借那台不在场的摄像机来进行观看。在观看的过程中，摄像机代替了眼睛，引领我们进入影像的虚构现实，正是在这里真实和虚构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断裂，将观众存在的现实与影像空间置于一种真与伪的二元对立当中，这也使得在影像中创造一种交互性的双重文本得以成为可能。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新浪潮左岸派的电影人们就敏锐地发现了依据这种对立进行创作的可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阿涅斯·瓦尔达那部著名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影片叙述了在两个小时中著名歌星克莱奥在巴黎游荡的故事。为人称道的是，整部影片的时长与影片叙述的时间几乎等长。而在影片中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似乎要比我们所认知到的“两个小时”还要长得多。根据瓦尔达所说，她正是利用了影像的“主观时间”和观众的“客观时间”的断裂，并且隐秘地不断提醒观众“断裂”的存在，从而构造了这部片的两重文本。而从头至尾两重文本平行的运作，给观众切入主人公内心的同时制造了一种别样的疏离感，与克莱奥在被预言将死时个人与外部世界隔膜的状态形成了巧妙的呼应。

而2020年入选戛纳新长片名单的、由范妮·莉娅塔德和杰里米·特鲁伊两位导演共同的长篇处女作《加加林》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断裂，以构建双重文本的形式对科幻片这一类型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解构。

在开头关于尤里加加林的纪录影像过后，影片直接用一段迷幻的电子合成器氛围音乐和夹杂着电流的模糊人声将观众带进影像的空间。当观众期待着影片里出现那些具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未来景观时，呈现在大荧幕上的却是司空见惯的混凝土建筑，只不过导演选取了几个非常有趣的机位，只将整个建筑最具有设计感和未来感的部分呈现在大屏幕上，仿佛人为地故意制造一种身处太空的假象。

而在接下来进入到叙事当中，导演们仍然不厌其烦地制造着这种假象。他们在电影里选用了大量本应在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电子ambient音乐，观众很难不回忆起那些耳熟能详的科幻电影中的配乐：《星际穿越》、《地心引力》还有《星际探索》。而在后来主人公尤里的个人行动中，这种刻意的假象制造变本加厉。在尤里测试楼道的灯的场景中，尤里打开手电筒的那一瞬间，观众看到地上散落着一地的垃圾。这提供了一种联想：仿佛背着包的尤里来到了一个无人之境正在探索，就像《普罗米修斯》一类的太空惊悚片里来到未知之地的人类小心翼翼地探索一个陌生的空间。而尤里打开天窗的时候天窗缓慢的运动和带有一点气声的声效就像是宇宙空间里宇航员打开飞船的舱门。以及尤里在电梯井里维修电梯的时候，两位导演用仰角镜头将电梯拍出了发射井的效果，而耳边不断传来的电流声更加强了这种幻觉。甚至在后面的剧情中连卷帘门升起的情状都像极了太空中机械运动的缓慢姿态。在这部影片中，这样模仿传统科幻片的桥段数不胜数，仿佛两位导演在持之以恒地告诉观众，你们正在观看的是一部科幻片。

从创作者的角度，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影像和现实之间的对立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异样的摹仿。自古希腊时期开始，摹仿就作为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学原则被运用到文学创作当中。区别于表现说，摹仿说认为艺术根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和再现，强调艺术要以现实生活为蓝本，以生活本来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在大多数以摹仿的方式创作的影像中，现实和影像总是一致地运作，影像通过一种宣称自己的真实性（与现实的一致性）的方式隐瞒了现实与影像断裂的事实。而两重文本的创作者则是通过不断提醒观众“断裂”的存在，以此来创建一对异质的文本。

我们不难发现《加加林》完全是依据摹仿说的原则来创作的一部影片，它始终在通过摹仿刻意地唤醒我们对于现实的某种记忆。但问题随之而来：它究竟在摹仿什么？

当然，它不会是在摹仿现实意义上的太空生活。因为太空生活对于大多数人完全是虚构的。摹仿论的原则规定了它不能摹仿一样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可被摹仿的“太空生活”？

答案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科幻片。从60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开始，也许还要更早，科幻片就在持续地构建我们整个人类集体对于太空生活的想象。在漫长的塑造中，人类逐渐对于太空生活产生了一些被反复确认的观念，这些观念共同构成了我们脑海中的“太空生活”，构成了一种“观念性的现实”，一种“非现实的现实”。而《加加林》正是在摹仿这种虚构的“太空生活”的同时，以一种虚构的日常的姿态对存在于我们整个观众群体脑海中的观念现实发起了挑战。

我们完全可以把《加加林》虚构成一个软科幻故事：一个星球因为资源的枯竭被废弃，因此所有人都一个个被迫离开那里，而尤里是留守者，他最后一个离开。但没有人知道他还没有离开，在最后星球要被完全废弃前，他发出信号，最终获救。这个文本正是在观众的脑海中潜在运行着的文本，正是观众被导演鼓动，在心中期待着的片中片。

导演通过一种对传统科幻片桥段的怪异移植反复提醒着观众“断裂”的存在，有一对异质的文本产生了。而循着导演的引导，观众可以惊奇地发现，原来在他们的期待中运行的科幻片和影像里进行的现实主义剧情片其实是一个东西。他们进而意识到，原来“太空生活”和日常生活几乎是完全同质的。日常就是一种奇观。在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之前，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甚至是社区间流浪了。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

而两个导演甚至还不满足于此。在影片结尾的地方，主人公尤里在生病产生的幻觉中，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无重力的宇宙空间。在这里，观众和影像之间又产生了颠倒。影像呈现出的“真”太空生活在观众的理解里反而成为了“伪”的病理幻觉。两位导演似乎不仅渴望表明太空生活和日常生活二者的同一性，他们还希望表达二者之间甚至还有一种可转化性。在日常是一种奇观的同时，奇观也被认为是一种日常。它并不具备任何超越性的含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两位导演高明地以一个现实主义的文本达成了对传统科幻片的彻底颠覆与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