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

评分：

6.0 还行

原名：高兴又名：无

分类：剧情 / 喜剧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09

简介：

查看详情

更新时间:2009-11-19

高兴影评：电影《高兴》的“说谎”逻辑

思想家德勒兹曾这样说：电影讲述的是人与其所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影像世界是依靠人的信念与理想建立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关系或是信念正逐渐被削弱,于是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烂电影。烂片的大量出现并不是电影拍的差，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本身就像烂片一样差劲。
想来也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本身就是一部大烂片。
《高兴》是一部讲真话的电影，不是如某些歌功颂德式的烂片，一味地胡编滥造些动听可人的故事，并打着主旋律的旗号出然地卖弄色情与暴力，恬不知耻地玷污观众的眼球。相反，《高兴》却是一本正经地打着烂片的幌子不动声色地将真实的情感呈现在影像之中。
电影理论家维尔托夫开创的“电影眼”理论，将蒙太奇的叙事逻辑用区间加以重新阐释。与主流观点视蒙太奇为镜头间的意义创造不同，维尔托夫提出了正相反的观点：蒙太奇的意义恰恰就存在于镜头间被固意删减遗漏的部分中，即影像的“区间”之中。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蒙太奇创造了什么，更要看蒙太奇弄丢了什么。看电影，主要是要把那些被弄丢的部分找出来。
以《高兴》为例，我们看一下电影到底弄丢了多少东西。在开场一段警察盘问刘高兴的戏中，在镜头的中远景，刘高兴一行人乘三轮车向近景使来，突然近景处一个巨大自行车冲入景框，警察与自行车的出现几乎将一行人完全吞没。于是，一场警察对进城农民的严厉盘问开始。“聚众闹事，上访啊，身份证上写啥就叫啥，这一辈子都不能改，就你这，还想当西安人？”可见，作为执法者对付农民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听话、听话、再听话!可就在警察问刘高兴为啥要成西安人时，下面的镜头却将警察硬生生地从故事中剪掉了，接上了本片的第一段歌舞。为何这样处理？影像让我们自己去想，执法人员这样对待农民算得上“和谐”吗？如果不算，那就要从镜头中删除，不和谐的东西怎么能放进贺岁片中？于是影像开始理直气壮地“说谎”，反正每个观众都得见的“大坑”就摆在眼前，“执法者以后对底层人会怎样，我不说，请大家去想。如果想知道，你就得跳进坑里自己寻找”。
而影片中这样有意为之的生硬剪辑可以说得上比比皆是。如刘高兴为保释被拘留的孟夷纯而向道貌岸然的老板韦达借钱，这时出现的依然是十分不协调的蒙太奇。两组镜头分别刘高兴在韦达公司的电梯内的焦急与从公司出来后的失望与愤懑的场景，至于本该出现的激烈矛盾冲突又被大块地剪掉。为了“和谐”，资本家与进城务工者的斗争自然也得清除，否则还怎么能让大家高兴得起来？同样，按摩房老板娘最后用五千块为孟夷纯去“疏通”的过程，也要被抹掉，“欢乐颂歌”结束之后紧接的镜头就是孟夷纯被释放，刘高兴鲜花相迎。政府机关随便收受贿赂的“不高兴”情景又怎么能、怎么敢承载于影像之中？简言之，《高兴》将太多不和谐的东西强行删除掉了：影像让刘高兴进城不会无所依靠，让流氓恶霸软弱无能，让他的爱情不给自来，让飞机顺利上天……显然对更多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来说，这种美好的经历实是在太过虚幻了。正如刘高兴自己所说：“那是咱运气好，啥事儿都在顺着咱呢！”
好在电影中处处都存在着巨大的蒙太奇区间，将很多莫名其妙拼贴起来的故事强行撕开，给观众留下了一些难得的思考空间。与很多烂片刻意去营造“真实”不同，《高兴》的策略是刻意制造虚假，以便令区间中潜在的真实能够从众多虚假的敘事中流溢出来。而真实又是否可能不经伪装、直接在影像中呈现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想这就是在剧情之外，影像中自然流露出的情感吧。
真实的情感往往不为故事所收容，影片中的众多歌舞段落无疑为进城农民情感的抒发打开了闸门。歌舞段落虽然逃逸叙事之外而变为虚假的事件，但在现实中受到抑制的真实心境却能更实在、更自由地倾泻而出。底层人的内心世界，做人准则、情感追求与生活体悟，在原本虚幻的影像中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呈现，从而与碎片式的烂片叙事形成了鲜明地反差。明罢着故事都是编造的，但不要紧，影像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人物果真经历这么多编造的事件时，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与精神面貌去应对。
世界是一部大烂片，影像没什么义务对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修修补补。影像要做的，是透过无数混乱事件的表象将不易看到的潜在空间呈现出来，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部大烂片中顽强地生存下去。就如好莱坞电影《七宗罪》中，老警员在剧终时所叹：“海明威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值得为之奋斗——我同意后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