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特攻

评分：

6.0 还行

原名：Hummingbird又名：蜂鸟 / 夜刑者(台) / 蜂鸟特工 / Redemption

分类：剧情 / 动作 / 惊悚 / 犯罪 / 地区：英国年份：2013

简介：一年前，作为特种部队一员的约瑟夫·史密斯中士（杰森·斯坦森 Jason 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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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11-18

蜂鸟特攻影评：《蜂鸟》：善与恶的模糊逻辑

最近得知一个不能称之为常识的常识——双脚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容易麻木，在姿势未变时完全无从觉察，姿势稍微一改，阵阵麻木一股脑传来，行动不得，其实这种现象很容易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恰当的姿势阻碍了神经的传递，将神经传输过程积累下来，在传递又得以恢复传递时来一个一次性的释放，大量的释放超出了神经末梢能够承受的极限，这种现象稍微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

《蜂鸟》讲述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剧中男主约瑟夫·史密斯中士（杰森·斯坦森 Jason Statham 饰）曾作为特种部队的一员，在阿富汗战场中亲眼目睹了5个兄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只伸进装甲车的机枪扫射而集体阵亡的一幕。他意外的活了下来，然后决定血债血偿，在阿富汗杀了5个敌人，包括平民，他将其中一人吊死，并且制造了爆炸，因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并被打断两根肋骨。他从军事法庭逃了出来，与一个名叫伊莎贝拉的女孩相互取暖，来到了伦敦，化名乔伊并且流浪街头。一次被歹徒的袭击，使得两人走散，慌乱中乔伊来到了一间无人的公寓，恰好得知主人要在10月1日之前都在美国，于是他便得以作为“房主人的男朋友”暂居于此。然而，如同时而出现的幻觉一样，到处飞舞的蜂鸟使得他不断陷入精神困扰，只能从善良的修女克里斯蒂娜（阿嘉塔·布泽克 Agata Buzek 饰）那里得以片刻安慰，可令人唏嘘的是，善良的修女克里斯蒂娜也是一个有着痛苦经历的女人，之前选择芭蕾，听从了家人的意见选择了体操，在不到10岁的时候就被体操教练所强暴，最终在“第十八次”施暴的时候，用刀割开了教练的喉咙，由于不到坐牢的年龄，于是选择修道院修行。

说实话，这部片子的节奏很缓慢，但是缓慢的节奏中却总让我觉得欲解构而不得。这样的并行穿线节奏并非传统英雄大片式的主线条走到底，也非《CRASH》式的多画面蒙太奇最终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片中支线要描述的事件太多，多到让我觉得抓线条一直有一种无力感。我只能通过并行的两条线索来简单理解。一条是貌似可以称为“恶”的乔伊，扮演着特种兵，军事法庭逃犯，流浪者，上流社会的房主替身，广东人的索债打手，希望以成功男人的形象来给女儿和妻子幸福的好丈夫，伊莎贝拉的复仇者；另一条是貌似可以称为“善”的克里斯蒂娜，扮演着修女，被施暴者，芭蕾舞爱好者，体操运动员，内心仍然存在悸动的红衣女郎。这种多画面的解构最终在乔伊将谋杀伊莎贝拉的凶手从楼顶扔下之后，在剧院的后场和克里斯蒂娜抱团取暖的对话中得以重铸，也在此刻，我才有了神经末梢的麻木一股脑阵阵传来的感觉，可以将整个整个故事穿在一起。

整个故事的结构没有《inception》那么复杂，但是要将其总体串联实属不易。克里斯蒂娜一心向善，不停的渴望通过自己改变乔伊的恶——她认为乔伊是恶的，但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他，甚至在警察面前包庇乔伊，只是为了让乔伊“做一个好人”，在剧末，她用乔伊给的500英镑买了最贵的包厢，邀请乔伊来观看Maria Zielinsk的芭蕾舞表演，时间恰好也是乔伊计划好为伊莎贝拉复仇的日子，最终，乔伊未能赴约，而选择了为将伊莎贝拉的谋杀者扔下了楼顶——换句话说，乔伊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正义，他主张的正义是以暴制暴，尽管在克里斯蒂娜看来这便是一种恶。乔伊在复仇后和克里斯蒂娜在广场偶遇，这场对话也是剧中的点睛之笔，乔伊将心中的抑郁一吐而快，这种复仇其实也并非乔伊想要的结果，他仍然在精神困顿里无法自拔，复仇却只是加重了这种精神状态，而克里斯蒂娜轻描淡写地只说了一句话，其实迷恋Maria Zielinsk这么多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Maria Zielinsk作了她杀人的目击证人。

此刻，所有是非观又要重新打乱全部重建，可能此刻的克里斯蒂娜最终明白了乔伊追随自己的正义观而复仇的无奈，乔伊也明白了克里斯蒂娜一心想要寻找的那个善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是为穷人施舍，不是传经布道，不是将所有看似罪恶的表象告知公权力，而是追随自己内心，坚持自己的正义观，于是她最终选择了离开伦敦，去塞拉利昂。而乔伊也选择还清了债务，举报了黑社会的种种行径，选择“重新回到大街上，并且消失掉”，向公权力妥协，得到“这个夏天让我又重新活了一次”。

可以说，到此，两人的是非观和正义观在看似错位的同时得到了某种统一，这不知不觉让我联想到近期另外一部小众传记体电影《汉娜阿伦特》。故事的背景展开在阿伦特作出20世纪最惊世的政治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受邀参加艾希曼审判之后的种种反思，作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元凶之一的艾希曼，在审判时以只是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而批准进行屠杀计划而进行辩护，将这种人间惨剧的原因归结于行政体制，而非个人作为，引发了阿伦特的种种关于善与恶的思考。之后的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最大的恶是关于无为”的论断。她指出，最终极的恶是放弃了人性的思考，而照着惯性而作为，可能人类种种历史惨剧都是源自于此。此后，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善于恶的终极明理，但是参透一生，都无法跳出这个论断的畛域。

我觉得，从这个界定而言，善与恶的区别也同样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或许只要保留着人性的思考，在自己认为合适的驱动作用下，进行符合自己正义观的行为，在自己看来至少是“正义的”。乔伊和克里斯蒂娜或许根本就没有善恶的定言来约束，乔伊有责任，有担当，血债血偿；克里斯蒂娜为了内心的洁净，选择修道，布道行善。或许在世俗的公言下，冒名顶替入室居住，杀人，以暴制暴，索债。但是在公权力不能够得以信服的前提下，这一切又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至少满足了两个人的是非观判断。

这不得不让我又联想到了1971年罗尔斯那本惊世骇俗的《正义论》。其终其一生缝缝补补，不外乎得出了一个走的比阿伦特更远的命题——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通俗的说即“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如果众人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一种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接受。如果公权力对于暴力索债的打手（即乔伊）的兴趣比被抛尸野外的妓女（即伊莎贝拉）更大的时候，体制的恶本就是一种最大的恶，个体只能通过自己本身的是非观来维持心中仅存的一点是非感。

所以，我觉得甚至体制也就是一种相对的恶，在相对的恶的比对之下，存留着内心的正义而非无为本就不能称作为恶。善恶的观念微观到个体，也只能以个体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其具体真实的含义。世间相对的事情太多，我作为一贯的骑墙派，长久以来一直坚持在相对主义的氛围中不可自拔。中国人却总是习惯于归罪与归善逻辑，容易在这种逻辑中将个体进行对口归档，觉得李鸿章就是恶，康梁就是善，然而放到具体的微观视野中，或许林东林在《谋国者》中论述比较精确：“同为变法者，都是在坚持心中的正义观”。只是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成了历史罪人；而康梁进行了戊戌变法，就是历史功臣。

回到影片当中，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还是那套乔伊希望克里斯蒂娜穿上的红色长裙，克里斯蒂娜反复强调自己要把长裙捐给非洲，但是在酒会的那个晚上，她还是穿上了。摘掉眼镜，典雅殷红中，惊艳全场，也在那个晚上俘获了乔伊的心。其实用一句黑塞在《内与外》的经典小说中说的好：“无物在外，无物在内，因即在外，亦及在内。”其实无论善与恶，本无因果，只是某个特定的时空里，某个人，做了其他人能够，或者无法理解的事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