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月光男孩》拿到奥斯卡后，79年生人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沉寂了一段时间，两年后它携《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卷土重来，成了颁奖季的大热门之一。《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改编自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同名小说，事实上自鲍德温1987年过世后，其家人就不愿意开放鲍德温小说的改编权，导演巴里詹金斯甚至是在还没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小说进行改编，那个时候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广告圈打工仔，尽管他一直怀抱电影梦，长片处女作《忧郁的解药》（《Medicine for Melancholy》）也入围过大大小小的影展。
5年过去，他意识到应该要做些改变，下一秒就买了一张去布鲁塞尔的机票，用4天时间写了40页《月光男孩》的剧本，之后他飞到柏林，4周搞定《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的改编剧本。这一点跟詹姆斯·鲍德温很像，后者最重要的作品也都是在远离美国的巴黎创作的，有时候“距离”对创作者而言非常重要，你需要一个outsider的角度去表达局内人看不到的东西跟情绪。妙的是，鲍德温的家人正是看了成本仅1.5万美元的《忧郁的解药》后，决定赌一把并回应了巴里詹金斯改编的请求。电影本月11号全美公映，从目前的imdb7.8，烂番茄95的情况来看，改编还是相当讨喜和成功的。
很多人会把詹姆斯·鲍德温（下面简称JB）定义为20世纪最重要的黑人作家（nigro writter），老实讲不是很爱这种归类，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在形容一个男性作家or白人作家的时候是不会用上类似前缀的，虽然我知道这么定义的人也只是惯性思维在作祟。JB本人非常抗拒被贴上“negro author”的标签，而且他并不愿意被黑人自带的属性和话题限制住，他想要恣意地写任何人、任何东西，只要是存在描述渴望的。
JB说：“People invent categories in order to feel safe. White people invented black people to give white people identity…Straight cats invent faggots so they can sleep with them without becoming faggots.”（人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类别 好获取安全感，白人发明了黑人[这个类别]来定义白人身份…直男则发明了娘娘腔，这样他们就能冠冕堂皇地跟娘娘腔们上床，而无需冒“成为娘娘腔”的风险）人需要方向，所以就有了JB所说的各式各样的参照物，它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某个群体，摆脱孤独的命运，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极度荒谬的，这种霸道的归类法为“歧视”提供了便利的管道，每个人生来就是unique的个体，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歧视他人呢？所谓的优越性本质上由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硬指标驱动，谁掌握统治权、控制话语权，谁就赋予自身优越性。
导演巴里詹金斯把JB以及他的作品视作生命中的私人学校（personal school of life），除此之外，JB的语录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也属于一种流行的存在，影响力可见一斑。JB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纽约哈林区（黑人街区），虽然今天的美国仍然存在种族歧视问题，就像Trevor Noah在脱口秀上讽刺的，黑人仅仅是don’t wanna die，但还是会莫名其妙被白人警察干掉；2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严重程度可想而知，JB在10岁的时候就遭到2名纽约警察的嘲讽和虐待，之后类似情况变本加厉。不仅白人忍受不了黑人，黑人在日常中也对跟白人的正常交往感到不适，JB念书时白人老师曾到家中拜访，这引起了继父强烈的恐慌，JB在书中把这场遭遇称作是“前所未有且令人心慌的境况”（unprecedented and frightening situation）这些都让JB感到心力交瘁，自由的灵魂偏偏受尽了束缚和羁绊。为了逃避祖国的高压，24岁那年JB远走巴黎，渴望种族压制不那么严重的欧洲能还他自由。
24岁前在美国度过的时光，可谓悲喜交加。JB有很多兄弟姐妹，加上父亲早逝母亲后来改嫁，继父也不富裕，还反过来把对社会的怨气转移到聪慧早熟的JB身上，后者只能到书中和戏院去寻找庇护，从而构建起自我的精神堡垒和屏障，之后更是爱上了写作，从此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由于继父是牧师，JB童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堂中度过，前者希望JB长大后能子承父业，但JB在教会呆越久，越觉得那些牧师是一群伪善的种族主义者。如果说远赴巴黎是一次大逃亡，那脱离教会约束则是JB对父权的终极反抗，他脱离家庭的保护，在格林威治村颠沛流离，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并因此结识了同样年轻的演员马龙····白兰度，两人后来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这其实已经冥冥之中看出JB非常善于社交，情商很高，同时就像他说的，黑人还是白人，他才不在乎咧）。19岁，继父亡，葬礼当天正是JB的生日。之后他曾在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being in pulpit was like working in the theatre. I was behind the scenes and knew how the illusion was worked.”对JB来说，在剧院打工和在教会形式大同小异，都是幕后工作，并对幻想的产生过程了如指掌。
后来的巴黎旅居岁月于JB，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色彩，他不仅建立起了“豪华”的左岸社交圈，认识了一大票艺术家朋友，包括在事业起步期给予他很大支持的著名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题外话，两人后来决裂了，因为JB发表了一篇名为《evertbody‘s protest novel》的论文来抨击赖特的著名小说《Native Son》,后者顿时觉得遭到背叛，当然JB自己认为他只是就文论文，不存在人身攻击）、歌手保罗罗伯森（Paul Robeson）、舞蹈家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等，其中很多跟JB一样是美国人，都是受够了国内无止尽的种族歧视跑到欧洲呼吸自由空气；还扎实了作家身份，确立了横亘至生命尽头的码字生涯。
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部非常法国非常罗曼蒂克（尽管结局是哀伤的）的同志小说《乔凡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彼时JB 32岁，处女作《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已经收获了不俗的评价，虽然名声不大，但已是文坛冉冉升起的Supernova。
《乔凡尼的房间》无异于一颗深水炸弹，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首先是它的题材涉及同志，要知道LGBT社运60、70年代才开始，JB的这部小说发表于1953年，遥遥领先于时代，可以算是欧美耽美小说的滥觞了；
再来说它的身份设定，全部主人公都是白人（这种全白人阵容 的设定在JB后来的作品中再也没出现过），一个黑人作家去写白人的感情？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争议，里外都得罪了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JB义无反顾听凭内心的声音写下去，这样的勇气让人佩服，就像他说的，性和种族向来是纠缠在一起的（sexual question and the racial question have always been entwined），如果美国人想理性处理种族问题，那在性的问题上就必须达到成熟的处理态度。他反问：“一个人去写种族（相关的主题）怎么可能绕过性？”（How，in fact, can one write about race without writing about sexuality？）所以干脆一次性向读者投掷出两个颠覆性的的议题，正如他一生的写照：不断去打破文学和社会政治上强加的刻板印象和边界。
这本小说的出版之路也是困难重重，一开始美国知名的诺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后被兰登书屋收购）揽下活，他们强迫JB改成更女性化的标题，被拒绝后，出版社再度施压，傲娇的JB直接换了一家叫做Dial Press的小出版社出版，保住了创作上的自由。
看到这里大概有人要问了，JB的性取向？是的，JB在青少年时期就清楚自己是同志，也没在怕的。作为一个少数中的少数，JB采取的不是畏畏缩缩的态度，反而一直在告诫大家，别被外界的声音干扰。JB的感情史比较谜，文字记载，他曾经和一位名叫Lucien Happersberger的17岁少年坠入爱河，三年后Lucien结婚，给JB留下巨大的感情创伤。Lucien 2010年在瑞士去世。
除了文字上的成就，JB在上世纪美国浩浩荡荡的民权运动中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和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民权运动大佬都有交集。1963年JB参加了后来载入史册的华盛顿民权游行，和另外25万人齐聚林肯纪念堂。在这次游行的结尾，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最著名的16分钟演说。虽然JB后半生几乎都在南法度过，但美国才是他真正的精神原乡。
《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算是他比较晚期的作品了，内容探讨的议题很沉重，读的时候内心之绝望数度让我想到《杀死一只知更鸟》，但JB的文笔并不是咄咄逼人的风格，它的温柔让小说充满了不可描述的感伤，电影版本很好还原了小说的氛围跟感觉。JB 1987年因胃癌去世，在《乔凡尼的房间》英文版扉页上JB引用过惠特曼的一句诗：I am the man；I suffered，I was there.”跟美国各大媒体精心撰写的讣告比起来，似乎这句诗才是总结JB一生的绝妙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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