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薯浇米

技术有点生硬、剪辑有点散乱，却令人久久无法从中抽离。《蕃薯浇米》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似乎什么也没说，又好像说了关于生命的全部。

传统未必一去不复返。当城市化加速度地席卷而来，当技术和效率逐渐统治了世界，我们常常会忘记，中国还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其中的大部分老人在同一个地方以同一种生活方式过了一辈子，就像影片中的秀妹、青娥、阿水师那样。和其他地方一样，男性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家中的老人、妻子留守在渐渐破落的村庄；和其他许多地方不同，影片中的闽南小村虽破落却仍生机勃勃，且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点。创作者没有刻意将这些特点符号化，而是作为故事的背景编织到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渔船、盐场、多神崇拜、歌仔戏、“大摇人”、“惠安女”腰鼓舞等等场景和活动，让人强烈感觉到：“传统”不仅鲜活，还有着非常坚韧的生命力。

城乡差异也许撕裂、颠覆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在这部影片中，一条精神生活的“线”却从很久远的年代一直延绵到今天，甚至将继续延绵下去。传统支撑着老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年轻一代也并非是毫无意义。沉迷于玩PAD的孙子、夫妻关系紧张的儿子儿媳，在妈祖祭拜的仪式上并肩站在一起看秀妹打腰鼓，传统的吸引力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薄弱，传统也未见得必定一去不复返。

至亲之人未必是亲人。秀妹就好像是每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奶奶，她对亲情的渴望是那么迫切又无奈，对镜梳头想再见到早逝的丈夫，装病只为见一面在外忙着赚钱的儿子，把药换成钱却买了一堆孙子不再喜欢的玩具。亲情并非全然消逝了，儿子回到家一口不吃妻子准备的一桌好菜，却一碗接一碗喝着妈妈做的蕃薯浇米；小儿媳不得不告诉婆婆青娥去世的消息，那一段不忍其伤心的心理活动描写也很让人动容。只是疏离，就像大部分中国人所习惯的亲情那样，渐渐就变得只是疏离。

编剧是慈悲的，秀妹拥有一份没有一丝疏离感的友情。这部散文般的影片，以秀妹和青娥之前的情谊为主线。外表上两人性格迥异，一个是内敛的青衣，一个是活泼的花旦，然而她们的内心深处都恪守着一种倔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相信的那些东西，那些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联结。倔强是孤独的，但孤独是可以互相阅读的。最喜欢的一场戏，是青娥遭遇丈夫家暴夜半来找秀妹，秀妹平静地给她在床铺靠里那一边放上了枕头，青娥看到阿水师给秀妹做的木枕，顿时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替秀妹高兴了起来。所谓至亲，是彼此间没有心灵隔阂的人，是对彼此的喜怒哀乐能共情的人。至亲之人未必是亲人，不幸也幸。秀妹和青娥毫无保留地将关怀、信任和爱给与彼此，她们就是彼此的至亲。人生在世，得此一人，其实足矣。

平淡中未必没有激情。影片最让人感到惊奇之处，是在老年人看似平淡的生活中，那些如泉眼般涌动的激情。阿水师对秀妹的爱真挚而痴心，品读起来，“从前慢”的感觉流淌在心中。爱一个人是为她做一个枕头，是为她削一个腰鼓棒，为她种一爿花，为她造一个水车，阿水师的爱情是一种“手艺”，在不急不缓的时光中却显得暗潮汹涌。相对于阿水师和秀妹的淡定，年纪稍轻一些的青娥，对日常生活的热情从未因为各种不顺遂而消减。她为弄清楚外商蔬菜大棚里种的菜为何比她种的好吃，跑去偷菜被抓个正着，秀妹把结婚戒指给了保安方解了围。对于“变化”，固执又笨拙到可爱的抵抗，是青娥的激情。

《蕃薯浇米》是秀妹这个人物的暮年心灵史，青娥突然离开人世是影片的转折点，虽然故事还在平平缓缓地继续着，秀妹的内心已然发生了剧变。原本对凡事有要求但并不强求的她，开始要强求，开始要做一些她可能无法做到的事。秀妹偶然得到了青娥打腰鼓穿的衣裳，于是执意要加入腰鼓队，哪怕遭到众人耻笑。深夜在黑暗的屋里凭空练习击鼓动作的那一场戏、烧掉蔬菜大棚的那一段影像（不知是真烧还是酒后的幻象）——她如此用力地想要去抓住和青娥之间，那最后一点点的联系——让人落泪。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突然走了，唯一能做的，可能只是想她所想、做她所做，如此才能面对失去的恐慌与悲恸。秀妹被归亚蕾演活了，甚至演得出神入化，静默与激烈之间来回错综的心灵历程，通过她的神态和动作自然地传递出来，重重撞击着观众的心。

《蕃薯浇米》让我回忆起儿时的小镇，屋前有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地，沿着屋后的泥土小径可以走到弯弯的河边，去到哪里都能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孔。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有多少这样的小镇已经消失或改变了样子。再过一些年，秀妹的村子还会是影片中那样吗？

然而，春节又快到了，城市里那么多的人们急切地盼望着回老家，哪怕油菜花地已经被楼房取代，哪怕小河边也不再是旧时荒草丛生的模样。所有的变化中是否总蕴含着一些恒久停驻于心的东西，它们至真至诚，永远也不会改变？生活未必如我们所想象，生活也许是一个圆。

20200120

----------

欢迎关注本文作者新作：

特洛伊的暮光

8.1

赵琦 / 2021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