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 我喜欢巴赫的音乐，喜欢那种单纯而又苍茫的澄明之镜，让众多潜伏在幽冥昏暗处的冥思哲理被小心翼翼的托出来，就像风吹大树的婆娑声，纯粹而干净。我开始也信任生命的挽歌，它是用大气磅礴的声音回首和沉思。然而生命比艺术要窘迫得多，它没有绝境，它也没有荒漠中死亡的体验。艺术会在放逐、撕裂、灭绝后重生，在彻心彻骨的灼热和冰冷后品阅甘泉的甜美和梦境的缥缈。而生命只能在领略折磨与挣扎后沉沦于更为幽远的痛苦。我不会去妄想如《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中踏过清晨第一缕阳光完成生命的救赎与死亡的复活，我更愿意去选择一种清逸而迷离的方式死亡，纵使不是万念俱灰那种，也会飘逝得杳无声息。
约瑟和弗莱彻索说过，“安乐死并未涉及生和死的选择，而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死亡方式——痛苦地死还是安逸地死。”我想，人们大抵不会去信任安乐死这个近乎幻化与神化的方式的。在希腊文中，euthanasia（安乐死）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希冀和向往：在身心安泰之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路,从容告别人生；[乌托邦]一书中, 托马斯•摩尔也有建议不治之症的人选择死亡的意象。影片《出海》的另外一个译名《安乐死之谜》颇为直白，越是直白的方式就越是无法让人接受，死亡同样也是一个道理，一杯或一管液体对于生命的漫长来说太过于短暂和仓促，我们会用道德沦陷或道德腐蚀来对安乐死灌以恶名。或许是我们讨论多了非此即彼的论题，或许是我们对生与死的界限太过于清晰明确，对模棱两可“纵容”突然成了罪恶的衍生与栖息之地。于是当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尊严在安乐死这个命题中成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伦理道德告诉人类，“活着吧”。但是，如果苟延残喘代表了生命的意义，那么布鲁克（《肖生克的救赎》）也不会在木椽上留下了那句“Brooks was here”后撒手人寰。
然而这种沟通相当短暂，生活也并不能让我们总徘徊于迷茫的优越。沟通的障碍是永久存在的，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在电影《假面》（Persona）中道出了对沟通的绝望，对交流的怀疑。“生存是一个无望的梦。什么也别干，只是生存。每秒钟都保持警惕，注意周围。与此同时，在别人心目中的你和你自己心目中的你存在着一个深渊……每一个声调都是一个谎言，一个欺骗行为，每一个手势都是虚假的。每一个笑脸都是鬼脸。你能保持沉默，你至少不撒谎了。你能离群索居，于是你不必扮演角色，不必装模作样……”我们可以说伯格曼的思想更趋向于道家的遁世、归隐，甚至绝望。他这种排斥沟通、拒绝交流的思想也在他随后的影片《呼喊与细语》（Viskningar och rop）及《秋天奏鸣曲》（Herbstsonaten）中得到了印证。迄今，后者的巴洛克式振鸣与忧郁的笛声依然让我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