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

评分:
6.0 还行

原名:Nuremberg又名:

分类:历史 /  加拿大   2000 

简介: 影片根据二战后的纽伦堡大审判进行创作,对二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更新时间:2010-01-23

纽伦堡审判影评:我们时代的进步与罪恶

“当无辜者在一方,而罪人们在另一方时,这叫作什么?”
——让-吕克·戈达尔《芳名卡门》(Prénom Carmen, 1983)

07年偶尔有一点时间,用半个晚上看了高群书的《东京审判》,感觉很不舒服,于是搁在一边。08年夏天去西藏前,在几个失眠的深夜翻完了约翰·托兰的《占领日本》,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又过一年,还是因着机缘,用两顿饭的间隙看了一遍伊维斯·西蒙尼奥2000年拍的《纽伦堡》(Nürnberg),思路忽然就清晰起来。

马特·克莱温(Matt Craven)扮演阿尔伯特·施佩尔,外形上有差距,但他提了一个好问题:如果放在古代,希特勒有没有得逞的可能?答案是否定的。“恰好是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可能性消失了”,强化了希特勒的控制力,又“恰好是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制造出成千上百的杀人武器……”

如果用“纯现代”(Pure-Modernity)的观点看,奥斯维辛和纳粹德国并非文明的堕落与罪恶,而恰好是纯洁和高尚的:建立第三帝国这一“神国”(Reich)是为了在地面上创造天堂,整个人类中“肮脏”和“不纯净”的因子将被清除,最高贵和优秀的雅利安人将享用广袤无边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在伟大的国家共同体下,将建成一个庞大精密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权,个人不须再有自由选择和追逐利益的权利,因为共同体会自动地依据其功能上的需要赋予个人相应的社会角色。高度统一的秩序、先进发达的科技、对荣誉和共同体的服从与热爱,把这一堆概念包装的近乎完美。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写出《德意志社会主义》(Deutscher Sozialismus)的时候,就一本正经地指称:国家社会主义建成的就是柏拉图的正义城邦。

然而这一“理想国家”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它非但不是柏拉图的、古典的,恰恰是最现代、最残忍也最丑陋的。先进的科技、高效的管理方式被应用于对共同体另一部分成员的“最终解决”(Endlösung,也就是电影中杰克逊检查官斥责的“美国人以原子弹杀日本人,你们则以科技杀害自己的同胞”,虽偏颇以不无道理),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冷漠与沉默;直到惨无人道的事实被彻底揭露出来之前,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与领导者也是冷漠的。在这样一个恐怖的神话破灭后,全人类是否也感到一种幻灭感的产生?这是个关乎我们生存的问题。

如果用某种居心叵测的“螺旋形上升、曲折式前进”的观点看,似乎犹太人的死亡、纳粹的恐怖梦魇只是人类前进道路上一种“必要的牺牲”;现代文明的进步性和光明结局依旧是毋庸质疑的,即使它信仰纯粹理性、缺乏宗教关怀,即使它无视古典时代的良识(Knowledge of Good)。在现代文明中,本无“更好”或“更坏”的标准,因为一开始就认定纯粹理性必然导向光明,个人观察和有限的生命经验足以解释一切现象,所以既不需要横贯整个时空的“善”,又不需要宗教式的反思与忏悔,单单从碎片式的“理论”意义上解释一切就可以了。

有一位朋友研究小型巡航导弹。某日他对我发感慨说,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单兵步战机器人在战场上成批出现,会看到无人机在城市上空紧张巡弋、定点清除目标。我说是啊,假如再来几个共同防御条约,一百多年前的状态就齐活了。战争越来越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科技竞赛,科学者与喝彩者以轻佻的姿态面对关乎生与死的严重问题。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仅仅想证实这种技术的可靠性,甚至为了制造新闻以“调剂”乏味的生活(例如007系列《明日帝国》中为制造轰动性的传媒效果而制造战争)就如过家家般发动战争。杰克逊检查官在片子的开头几次提到十诫,刚好是一种严肃的警告。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纽伦堡还是东京,都远没有实现彻底与充分的正义,这是正确的。但这一派对原因的归纳就有点儿可笑了:是由于美苏冷战,东西两大集团的争夺使之对法西斯残余的处理产生了偏颇。难道不发生冷战、不产生偏颇,我们就能指望基于二百年“进步”观念和“曲折式前进”观念的法庭会得出一个完美无暇的正义?或者,换个角度讲,因为“冷战”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就可以更改基于普遍正义与人道的审判标准,不正说明我们的整个文明和判断标准是有问题的吗?

如果得出了现代文明本身存在缺陷的结论,接下来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谁应当为这种缺陷负责?

这刚好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阿多诺提出的“After Auschwitz”(奥斯维辛之后)命题:奥斯维辛以后,活着的和将要活着的人的生存是负疚的。所有人类社会的成员都须为奥斯维辛反思和负责。

我过去和Norden讨论过俄罗斯文学中的救赎意识:恰恰是基督最后将自己钉上十字架,以自我的受难、牺牲和毁灭来达成对整个人类的拯救,才使这个过程变的惊心动魄而又合乎情理。自然也好,历史过程本身也好,定然不会主动地指控和纠正人类的罪恶,长此以往,一切罪恶与不幸成为“常理”。最终当“常理”反过来要吞噬人类自身的时候,我们又将何以自处呢?

牺牲与代价不是无意义的。但这种“意义”绝对不应当是“进步”的垫脚石,它本身就应当是意义,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更多关注其自身、关注其个人自由之外的普遍痛苦的意义。没有一人能脱离整个人类共同体而生存,没有一种历史过程不是关乎整个人类生活的。纽伦堡绞死了10人,倘若抱着“冤有头、债有主”的心理,以为这就算了结了,那也未必太草率了些。


我们在很久以前就染上自以为是的毛病。《纽伦堡》里赫尔曼·戈林嘲笑说,“他们在这里以正义的名义审判我们,那边却忙着准备和俄国开战,这算哪门子‘正义’,太荒诞了。”纽伦堡不过是清算了那十几年里一小部分人类以“进步”名义犯下的罪恶的一部分而已,就连它的审判者也代表不了整个正义,而只能象征正义的某一部分而已。所以伊维斯·西蒙尼奥留了个未了的尾巴,高群书切急急地把它续上了,仿佛“我们”代表的就是全部的正义与公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反思和沉痛还远远不够——起码,不能让戈林再嘲笑我们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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