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40年代从大陆到台湾，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经历了三个地方，三段人生。但是在台湾时，她是外省人，在美国时，她是中国人，现在到大陆，她又是美籍华人。她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她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家对于聂华苓有着别样的意义。
她深爱自己的家庭。她和Paul是让人钦羡的精神眷侣。他们一起生活在爱荷华。年轻时相爱，老了以后相亲。
她深爱自己的国家。当马英九为对殷海光、雷震等受迫害作家们鞠躬道歉时，她温情而直接的说：我感觉我回家了。马总统无法抑制的身体语言透露出他内心的激动：此话一出，他无法期待一个更好的接纳和褒奖了。
她是个作家。不说著作等身，至少这个身份，借着一个笔尖，一个键盘，倾注了她大半生的情感和心血，承载了她所有的故事。
她不是个作而不做的作家。她一边做作家，一个做了一个作家之家。她和Paul在自己爱荷华的家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成了全球作家的精神家园，他们邀请全球各地的作家，尤其是流亡作家们来到这里吃肉喝酒聚会交流。当作家们动辄在聂家流连几个月时，此事的意义已不言自明。
蒋勋说他最感动的一件事：埃及和以色列战争期间，来自两国的两位作家见面就连打带骂，无法相容，几个月后，他们在机场分别时却抱头痛哭。他们在这个家里找到了爱与和平。
我想到了作家队伍里那些知名的流浪者：“寻找家园”的高尔泰；追问“乡关何处”的野夫；最彻底的叛国者萧沆，他离家之后不再使用自己的母语；冯内古特更是以《没有国家的人》为写作生涯封笔。
（维基了一下冯内古特和IWP的关系，却搜到这样一段话：
Vonnegut described Engle in a 1967 letter in this fashion: "The former head, Paul Engle, is still around, is a hayseed clown, a foxy grandpa, a terrific promoter, who, if you listen closely, talks like a man with a paper asshole."）
这个常常为流亡作家提供帮助的机构，让这些家乡沦陷的人重新找到了家。而聂华苓则把她所有回不去的家都投影到了这个真实的家中。以小家，纳大家，以小家，容天下。林怀民说：“在柏林围墙被挖下来之前，那个墙，在爱荷华已经被拆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