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朗长大

作者出生于开明有爱的富裕高知家庭，成长于一个国家的动荡转型期，始终纠结于对祖国的乡愁与失望中，奠定作品基调的这些鲜活经历与情绪绝不是伊朗人独有的：阿努扎叔叔为政治理想而战，在革命后乐观地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却迎来了更沉重的黑暗时期，最终满怀着希望从容就义；众人在国王倒台后见风使舵，和在头上插根筷子的阿Q和小D一样摇身变成了革命党；家人在转型期对国家未来的迷茫，母亲自我安慰般地说了句：“怎么都不会比君主制时期更差了吧”；十几岁的少年被用塑料钥匙和宣传骗上前线，而两国开战的原因早已被人遗忘；供应短缺，妇人们为了抢食品在商店里厮打；穿着风衣在街上鬼鬼祟祟卖西方歌曲磁带的小贩；在玛嘉直言不讳地戳穿新政权的宣传是谎言之后，学校的电话打到了家里，见多了他人厄运的母亲对玛嘉狂吼，继而泪如雨下：“如果他们敢动你一根头发，我就杀了他们”……这些理想、希望、迷茫、倒退、操控、短缺、恐惧和求生何尝不是同时代许多国家的缩影，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看到伊斯兰共和国得到了99.99%的选票的时候，我想起在玻利维亚时，在任十年的总统莫拉莱斯为了逼民众投票而取消了两天的全国交通，把我困在了中部的矿城奥鲁罗，第二天早上看到了表情惨淡的青旅老板娘，她说这个原住民总统一开始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人人都心怀希望，但是十年过去后，经济依然疲软，生活水平上不去，人民这时候才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

看到伊朗国王被迫流亡的时候，我想起开careem（阿拉伯版的Uber）补贴家用的阿拉伯语教师怀念被称为埃及法老的穆巴拉克，以及那个时代的生活水平和埃及镑的购买力。

看到新政权的清洗，我想到了土耳其的埃苏丹。

看到民众的噤若寒蝉，我想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不能说的事情。

看到妇女被迫穿上黑袍的时候，我想起阿富汗女性和近年堕胎权在多个国家的倒退。

玛嘉因为和男友在车上牵手而被抓，父亲赎她回来以后，叹息道：“我和你母亲十五岁的时候，经常手牵手散步。”

玛嘉的故事，绝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末的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