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繁华梦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王朝衰落，中国移民自此源源不断来到西方世界充当廉价的劳动力。白人日渐感到资源和机会被华人争夺和挤压，对中国移民心生恐惧和疑虑。[1]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流行于西方世界。

“黄祸论”在白人主导的西方电影中有深刻体现，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它塑造了“黄祸”的拟人化身“傅满洲”，对华人女性的角色塑造更刻板：不是恶毒而性感的龙女，就是甘愿为白种男人牺牲的纯洁华人少女，这两种角色大都以死亡为结局。[2]第一位好莱坞华人女星黄柳霜被此束缚，为抗争不惜离开好莱坞，来到英国。相比美国，欧洲人似乎更开放一些。在好莱坞只能演小角色的黄柳霜，在德国导演Dupont的“Piccadilly”担任女主角，但Shosho的角色仍旧延续龙女的套路。[3]

故事的主线是因嫉妒而起的情杀案。在伦敦Piccadilly俱乐部，Mabel与Victor Smiles的双人舞总是大受欢迎。但Victor爱Mabel，嫉妒俱乐部老板Valentine Wilmot与Mabel的恋爱，终于有一天，他向Mabel求爱不成，愤而离开俱乐部。Victory的离开导致俱乐部流失大量客人，Mabel的独舞不够吸引人。Valentine为此事焦头烂额，于是他让会跳舞的洗碗女孩Shosho在俱乐部表演，大获成功，俱乐部的生意自此蒸蒸日上，Shosho与Valentine的关系也愈加亲密。终于一天夜晚，二人有了肉体上的接触。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各自的男女朋友都发现了爱人出轨的蛛丝马迹，深受嫉妒的折磨。那天夜里Valentine离开后，Mabel进门劝说Shosho离开Valentine，二人发生冲突。Mabel开枪进攻Shosho，没打中，Mabel昏倒在地。很快Shosho嫉妒的男友Jim进入房间，他愤怒地质问、拉扯，最终举起手枪，扣下扳机，打死Shosho。在法庭上，Jim在法官再次传召时开枪自杀，临死前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电影主角团全员恶人，我最喜欢的反而是配角——Shosho在洗碗间的好朋友，那个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在Valentine让她带Shosho过来谈合作的时候，老妇人似乎感觉到这是Shosho的一个好机会，于是她用心帮Shosho整理头发和衣物。Shosho的死亡是老妇人第一个发现的，她为这个女孩放声痛哭。在老妇人身上，我看到了电影中其他角色所缺少的人性温情，是整部电影冰冷色调的一抹暖色。

最讨厌的角色是Valentine。他在Mabel风头正劲的时候，对她嘘寒问暖，却在Mabel无法创造更多利润的时候，迅速挤压Mabel的职业空间——偷偷定下Shosho的表演；Shosho没有成名的时候，他对待Shosho的态度是刻薄的，因为一个盘子没洗干净，就解雇了Shosho，Shosho一舞成名后，Mabel在Shosho面前忽然变成一个温柔绅士。他的态度转变颇为讽刺。

更深层次来讲，Mabel和Shosho争夺Valentine是男权社会下的雌竞，女性尽管有美貌和才华，但依旧要用肉体关系依附男性当权者，才能获得、维持资源和机会。

电影通过隐喻的方式，用角色设定和情节走向，将城市现代性、女性诱惑和对移民和种族融合的恐惧交织在一起。

这部电影的角色与情节与历史事实和西方世界的东方想象都能一一对应：

Piccadilly俱乐部代表西方世界的工商业，Shosho似乎是中国移民的化身，Valentine代表资本家，Mabel对应西方本土白人。

Piccadilly俱乐部仅靠白人女性Mabel无法获取丰厚利润，需要靠中国女孩Shosho的东方舞蹈起死回生。对应——西方世界自身的白人劳动力无法满足殖民扩张的需求，资本的积累需要华人移民补上劳动力缺口。电影中Shosho所具有的女性诱惑，似乎在隐喻吃苦耐劳、价格低廉的华人移民对西方世界的吸引力。

Shosho是美丽聪明，但同时又狡诈、精于算计、野心勃勃。她抢走了白人女性Mabel的风头和爱人。对应——白人认为移民争夺和挤压他们原有的资源和机会。

电影对种族融合的恐惧主要体现在Shosho与Valentine的交往中，他们尽管关系亲密，但仅是利益的结合，并未产生真实的感情。他们的露水情缘发生后，Shosho很快被杀死了，Valentine则被怀疑是杀人凶手，在法庭上狼狈不堪，这似乎在传达一种理念：尝试种族融合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电影拍摄完成，却不得不剪掉了Shosho与Valentine的吻，那一夜两人的最亲密的姿态定格在亲吻发生前一秒：美国的反通婚法不允许在电影中出现跨种族接吻；欧洲尽管较为自由，但也不能出现华人与白人的接吻镜头。这一点戏外的波折，神奇的与戏中对种族融合的恐惧统一起来。

这部电影是男权主义和东方主义共同主导下的产物，靠种族和性别给每一个角色奠定基调：

西方女性柔美又忠贞不渝，虽美好但不堪重用，紧要关头会昏倒或者歇斯底里；东方女性美艳狡诈，时时算计，男女关系混乱。西方男性手握权力，高高在上，英俊潇洒；东方男性瘦小丑陋，无名小卒一个，畏缩又愤世嫉俗。

华人女性的诱惑引起不同种族间的性关系，这是电影冲突的核心。而不同种族间的性关系是不被时代所接受的，于是，性关系发展到顶峰导致极致的暴力，电影用死亡的方式终止这段“不耻”的关系，讽刺的是，尽管白人扣动了扳机，但人却是华人杀的——白人仍旧能够回归幸福平静的生活。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顾倩对此有精准剖析：“华人女性乃至华人的价值，乃是安稳于白人设定的阶级规范并为之服务，不得威胁到白人中心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始终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如有僭越，必受惩罚，甚至这种惩罚本身，也安排为来自东方人内部，白人不沾一滴鲜血，不会令其受到丝毫的道义谴责和法律制裁。”[4]

[1]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

[2]付永春主编：《跨国与跨文化视角下华莱坞电影理论与历史》，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2019，第108页。

[3]同上。

[4]顾倩：《民族表征与个体文本——从黄柳霜看美籍华人移民与奋斗史》，《民国电影与民国范儿》编委会：《民国电影与民国范儿》，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第517-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