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樱桃

评分：

6.0 还行

原名：红樱桃又名：Red Cherry / Красная вишня

分类：剧情 / 战争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95

简介： 1940年的冬天，中国孤儿楚楚（郭柯宇）和罗小蛮（徐啸力）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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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12-03

红樱桃影评：己之所欲，勿施于人 ——评华语剧情片《红樱桃》

说是剧情片，《红樱桃》仍然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从影片开头给出的中国留学生经历改编的信息就知道，这部电影中发生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一群被革命理想冲昏了头脑的人，一群信奉精英统治的人面恶魔，和一群被无辜卷入其中的弱者——女人、孩子、老人。他们很多是不知名的个体，在一个战乱动荡的大环境下，听不见声响就消逝在炮火硝烟中。
本片摄于反法西斯68周年，作为当年华语电影的票房冠军，以及早期经典主旋律华语片的代表，导演叶缨（叶大鹰）直面战争与动乱给人留下的伤痛记忆，这样的勇气是可贵的。在观影时，身边许多同学窃窃耳语，交流着此片给他们造成的童年阴影。于我，即便有了之前多年的观影历练，早看淡了战争中的宏大场面和血肉模糊，第一次目睹《红樱桃》影片中人们真实的无助，也无法不动容。而拍摄时，导演回避了大场面，以孤儿院为故事的起点，两个中国孩子，男生罗小蛮和女生楚楚，为故事的主角，亦是明智的。因为，不是只有成人间才有暴力与残忍。战争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无差别地践踏过往文明建立的秩序，以自身意志凌驾于其他更弱的群体，施与集体性的身心暴力，还往往不自知。在某种狂热的思潮影响下，成人会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下手，个人独裁暴力镇压被视为正确、伟大和光荣，还在上学的少年满怀保家卫国的热情，扛起枪支并学会了搏杀。这许许多多的不合理，对于生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这部影片首先有着很沉重的意义，即对于战争的反思。这种反思不论是对战败的法西斯集团，还是借战胜国身份实现地位爬升的中国，都是十分必要的。好的电影应历久弥新，《红樱桃》在这一层面，确有价值。撇开结尾时对于楚楚背上刺青的特写到底应不应该，或者刺青本身美不美的问题，我认为在电影如此明确的宣扬反战的基调下，特写纳粹军官留下的刺身，并不会稍有冲淡纳粹本身干下的滔天罪恶。这看似用心雕琢的精美刺身，不过是将一种荒谬的可能放大后呈现于我们的眼前。我们都知道法西斯宣扬的民粹至上、军事独裁的价值倾向，而片中强迫楚楚背负着这一印记活下去的纳粹医生，就举手投足间尽显精英气质。他出场的那一幕，很常见的特写了下车时的拐杖和军靴，直到他镇重其事地脱下手套饮弹自尽的生命最后幕，这个纳粹高层人士永远保持着笔挺的军姿。无论是他的医生身份，还是他的一丝不苟的外在形象，甚至于他对艺术代替创作者永生的一番论证，都毫无偏差地指向他的菁英本质。可是为什么越是那些优秀、自律、有原则的人越是容易陷入极端，自作主张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呢？更难过的是，这种强加不仅仅作用于全然陌生的对象，甚至还有亲人，这是除了战争造成的残酷事实外，贯穿影片始终的困扰我的疑问。
在影片《红樱桃》中，大致出现了三种强加于人的己之欲，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这种强加出现了荒诞的“合理”，当然就其本质，这一切仍是说不通的。

一、对亲人施加的己之欲：“我的孩子也会革命”

影片开始没多久，在孤儿院的讲堂，出现了一段极为特殊的自我介绍。这段独白，来自影片主人公之一的楚楚。她被积极参加国内革命的父母送来前苏联接受“革命教育”，和她一起的，还有影片的另一个主人公，罗小蛮。相似的家庭背景，他俩的“革命觉悟”却很不相同。罗小蛮对于父母及旁人灌输的革命理想全盘接受，照本宣科地背诵了已经打好草稿的个人独白，而楚楚有着更为复杂的一面。面对老师的质疑，她选择了坦白自己的身世，也同时告诉了观众，出身于一个热衷于革命事业的家庭，是多么的悲哀。作为女生的楚楚，从出生起就注定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母亲认为她是“革命的包袱”，她的诞生不被谁期待和祝福。这种自私而不近人情的态度，使得楚楚的家庭没有可称之为家的温暖，而仅仅是一个革命机器的生产单位。当尚且年幼的楚楚亲眼看见父亲因革命被腰斩，除了惨烈的记忆，楚楚父亲临终前说出的话，才更让人心寒。一个少不经事的孩子，竟然被自己的父亲当成革命的接班人，强行套上了名为革命的枷锁。陈述时楚楚哭泣的表情中有对父亲的怀念，更有对这种强迫无知觉的反抗。
从楚楚和罗小蛮的父母有能力将孩子送出国这一点推断，他俩的家庭应是动荡中国中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高层人士。既是高层，也属精英，然而这样的头脑却会与自己的孩子为难。不管革命的动机高尚与否，革命的结果是否值得，作为终生的事业，孩子们都应该有机会自己做出判断，这在任何时候都一样。革命的高帽子让这种行为显得可以理解，实则大误。看似伟大的革命托付，施加于懵懂的孩子，其实是和法西斯同罪的冷暴力，即使是“我”的孩子。

二、对个人施加的己之欲：“男人是人，女人只是女人”

这句话出自影片中一位夫人之口，当冯·迪特里希将军自以为聪明地向夫人献殷勤时，夫人委婉的回答非常讽刺，“男人是人，女人只是女人。将军真有意思。”接着就有了后面更为荒诞的一幕，也许是作为警告，也许是展示强权，将军随后献上的礼物，是刻在一名修道女全身的刺青，而修道女尖叫着躲避众人的那一刻，神权被军权贬低得一文不值，好似一个凄凉的笑话。
作为将军审美的对象，许多女性无辜受难，成为他个人满足创作欲的材料。然而从古至今，大众审美的主体都是女性，观看女性仿佛天经地义，连女性自己也潜移默化地认同了被看的身份。战争只是将这一切更为赤裸的展示出来，以男性绝对的强势宣告了这种日常规范建立的合法。片中楚楚的遭遇更不必说，她的黄皮肤在将军看来只是寄托自己艺术情怀的绝佳载体，而留在楚楚背上的带有万字符的雄鹰作为法西斯至高精神的象征，对于一个“革命的后代”，是多么的难堪。这种冲突在片中被多次放大。楚楚接受红十字会援助时，被迫露出了背上的刺身，众人惊恐怀疑的眼神让楚楚宁愿火烧己背，对自己进行二次伤害。而当洗清嫌疑的楚楚不惜冒死去除纹身，前苏联的军官从旁观者的角度，说着这张皮对于战后反思的意义时，这一自然的举动无疑是再一次将楚楚物化，用道德的高尚覆盖个人的苦痛，从头到尾，除了孤儿院的短暂时光，楚楚都是被当作成人来要求的，可她明明还是个孩子。
又一次，战争的背景使这种不合理变成了合理，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同为孩子的张卡尔为掩护同学逃走而牺牲，而罗小蛮在火海中与德军同归于尽。一种类似于将军审美的远距离观看，让这一切对个体，就本片来说，尤其是对孩童，施加的成人的所谓高尚，变得合乎情理，实则令人反感。没有个体（这里主要是孩子）应该被成人世界的崇高理念捆绑。卷入战争，已是不幸，被迫成长，接受成人制定的道德与审美规范更为残忍。楚楚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类受害者，既是女性，又是孩子。

三、对普罗大众施加的己之欲：“秩序高于一切”

这里的己之欲，应是属于集体的。本来，战争带来的必是对原有秩序的破坏，然而片中的中级军官却一边进行着单方面的屠杀，一边强调着秩序的遵守。法西斯是一群冷静的疯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未来，强势地将其他不符合条件的人划为异端。当年轻的军官为了可笑的缘由射杀女教师维拉时，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自由了，让我们继续打球吧。”对他来说，战争的正义性（至少他这么认为）赋予了他凌驾世俗常理的权力。身负那种使命感，或单纯头脑过热为了泄愤，他干脆地朝坚持授课的维拉开了那一枪，面对孩子们噤若寒蝉的反应他只感到了威权得以树立的快意。那是原本籍籍无名的一方在加持了少数人的信仰以及武器后，随之而来的那种无法遏制的掌控欲。无论这种掌控能力是不是由更少数的人分派的。纳粹的洗脑的成功就是善于将己之欲传递给他人，被同化的他人则反过来壮大了他们自身。秩序高于一切，然而他们所强调和维护的秩序，是少数人的秩序。不管这些少数是不是时代的精英，方向错了，精英也未必敌得过凡人。在看到万字旗随枪声倒地的那一刻，心中除了痛快竟还有惋惜，因为离我们不远的文明竟然还这样的不经考验。甚至现在，这样的施加，还在不自觉地继续着。
不想要的，施于人是不对的，那么自己想要的，认为正确的，就可以任意施加给其他人吗？以亲人、规则制定方的强者或者独裁者的身份，使少数人的意见统领下一代或者世界，这难道是文明该有的姿态？曾经听过一个关于何为文明的观点，大致是，文明不仅要实现多数人的愿望，也要顾及少数人的意见。到了这里，应补充它的反面，很多时候，多数人是沉默而漫无目的的，但并不能因此就任由愿意且能够发言的一方为所欲为。所有拥有文明自觉心的人，都应该懂得尊重和不干涉他人的生活，那些自诩强大的群体，不论多数少数，则更应如此。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请同样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