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小糖人

评分:
6.0 还行

原名:Searching for Sugar Man又名:寻找甜秘客(台) / 寻找隐世巨声(港) / Psahnontas ton vasilia tis skonis / Sugar Man

分类:纪录片 / 音乐 / 传记 /  英国   2012 

简介: 罗德里格斯在上世纪70年代发行过两张专辑《Cold Fact》与《Coming

更新时间:2015-07-23

寻找小糖人影评:音乐与抗议



某个深夜,全无睡意,硬盘中的电影文件夹中也早无新片。于是翻出《肖申克的救赎》。一向不喜欢重复,幸好是经典,耐得住再看。震动人心的,自然有第一遍观影时所见的那一刻,也就是众多观者所说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安迪•杜弗伦冲出牢笼,在雨中振臂高呼,呼吸着高墙外的空气。毋庸置疑,那是自由的象征。
但是,那个晚上最打动我的却是杜弗伦冒险播放歌剧那一幕。那是天才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他自己沉浸于其中,全然不顾及自身的安危,不理会外面狱管的怒火与命令。那清脆而美妙的女声,飘扬在整个监狱,令放风者侧头,令老弱下床倾听,他们仿佛暂时忘记了时间与痛苦。瑞德的诠释再合适不过了:“我从未搞懂她们唱的什么,其实我也不想弄懂,此时无声甚有声。她们唱出难以言传的美,美得令你心碎。歌声直窜云端,超越失意囚徒的梦想,宛如小鸟飞入牢房,使石墙消失无踪。就在这一瞬间,鲨堡众囚仿佛重获自由。”那是音乐的力量。众囚身体还在石墙内,灵魂却早已出窍飘到云端。
音乐本与愉悦,或者精神上的愉悦有关(有些人是仅当做物质的享乐的,比如土豪的饕餮宴席上,也有伴乐或者歌舞,但更多与肉欲和夸耀相连),但是在特殊时期,却会发生错位效应,使音乐与激动人心的抗议相连。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保罗•麦卡特尼一曲《Hey Jude》,勾起不少人的回忆。那个夜晚,自己设置好闹钟,定时起来熬夜观看奥运,竟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对于远离时代和不熟悉背景的听众,自然不能全悉歌曲的内涵。我也是一样,听歌就听歌,披头士的也听了不少,但是不是死粉,没那个闲工夫和毅力去挖掘每一首歌的故事。没有什么刺激,就不会去深挖。开幕式后不久,网上到处说Jude就是朱德,这首歌是毛主席当年井冈山上写给朱德的,表达了革命的友谊,后来外国人拿去翻唱,现在还用在奥运开幕式上——可见中国革命精神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我不知道这是有人真的相信还是拿来解暑的段子。反正我是不信的,一查,果不其然。
1968年的时候,全世界的青年似乎都陷入了革命的激情之中,村上春树后来也不忘在其名著《挪威的森林》中也记上一笔。披头士这之前已经红得发紫,俨然成了西方世界青年们的公共偶像和摇滚青年的教父团。然而,1968年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与日本女艺人小野洋子好上了,不久与妻子离婚。为了安慰心灵受到伤害的列侬的儿子朱利安(小名Jude),保罗写下了这首曲调轻快却又有些感伤的作品。后来收入乐队的专辑,成为经典。
谁能想到,保罗的这首名曲到了另一个国度却有了新的诠释,甚至成了追寻自由的象征。那个夏天特别漫长,暑热难耐中,闲来浏览微博,看到有转发NHK的纪录片《“嗨 裘德”和自由的故事》,初不经意。炎热而悠长的午后,实在无事,也不想看书,便点开来看,却被吸住了,就像片中玛尔塔•库碧索娃被披头士的《Hey Jude》吸住一般。
1990年,布拉格的街头传来玛尔塔•库碧索娃的歌声,她翻唱的捷克版《Hey Jude》响彻城市的上空。世间的歌手千万,国家上百,没听过某个歌手也正常。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多少有所了解,1968年和1990年对捷克而言意味着什么。前者有杜布切克的改革和苏军的入侵,后者是“天鹅绒革命”后开启的新时间。在捷克,玛尔塔•库碧索娃被当成捷克人的圣女贞德。原因在于,特殊时期,玛尔塔•库碧索娃用歌声安慰和鼓励民众,后来也参与到抗议的队列和参加民运活动。她翻唱的捷克版《Hey Jude》俨然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回忆,成为捷克人追寻自由的象征。
1968年,玛尔塔•库碧索娃已经是捷克当红的女歌手了。当歌手并非她一开始的追求。她受家庭氛围影响,想考大学当医生。然而,捷克彼时处于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高中生毕业必须要参加一年义务劳动才有资格报考大学,除非是高层权要的子女。然而,在工厂参加了三年劳动的库碧索娃,仍然拿不到介绍信。她只好去报名乡下的小剧团,从而走上了本非所愿的歌手生涯。偶然的机会,她被相中去唱流行歌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流行音乐方面,红遍世界的是披头士。处于“布拉格之春”前期的捷克,仍然处于锁闭的状态,当局视这些西方流行乐为洪水猛兽,对其加以禁绝。在国内颇为流行的库碧索娃本可以继续红下去,但是苏军的入侵改变了一切。
这之前,她已与摄制反体制电影的导演杨•南曼奇结婚,婚后受丈夫影响,她开始关心政治,并参与到哈维尔他们的小圈子里。
偏向自由的杜布切克上台,推行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却触怒苏联当局。苏军一个夜晚从天而降,占领古老的布拉格。捷克民众上街围攻苏军,表达抗议。当时拍摄下苏军入侵画面并将这些影像带出国的便是玛尔塔•库碧索娃的丈夫杨•南曼奇。影像播放后,外界的人们才了解到更多的真相,也使得苏联措手不及,没有时间准备他们的宣传片,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制作的捷克人手捧鲜花迎接苏军的宣传片。
玛尔塔•库碧索娃和杨•南曼奇商议在她新的专辑中加入一首抒情曲,歌词中要包含争取获得自由的强烈讯息。当时电台正传来披头士乐队保罗的《Hey Jude》这首歌,一下子吸住了她。
她不顾当局开出的两条路,即要么发表声明支持共产政权支持当局,要么被国家抛弃自己出走,选择第三条道路,那就是留下来坚持斗争。她拒绝向当局低头,拒绝发表支持或者悔罪声明。一旦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受难的开始。
玛尔塔全身心投入歌曲的录制,将《Hey Jude》的歌词换成自己的版本。玛尔塔版本歌曲中的歌词,鼓励人们正视苦难和黑暗,勇敢面对,不要悲伤。拍摄的MV也很具有暗示性,在废墟中抱着满身是针的布娃娃,激动地唱着(还不如说是动员和呐喊),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歌声让不少支持者聚集起来,剧作家哈维尔甚至甘愿在玛尔塔的MV中饰演小兵。专辑发行后,歌曲被传唱,心中充满恨意却不敢言的人们似乎找到了中介物,争相购买。
当局终于出手,审讯玛尔塔,拷问她歌词的含义。专权者总是这样傲慢、无知与喜欢用暴力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恐惧。她被逐出音乐界,她的唱片被禁,当局也不允许她参加任何公开演出。这是她早已料到的。但是她没料到的是,当局为了羞辱她,将她的唱片当街堆积起来,加以销毁。收藏她唱片的粉丝也遭到调查,所收藏的唱片(有些粉丝埋到地下来保存)也被收缴。
被禁唱的玛尔塔和被禁拍摄电影的丈夫都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生活陷入窘境。为了生活,她只好去打零工,在家接些糊纸盒子的工作。丈夫用假名给别人写剧本。能寻求帮助的人越来越少,一时出于恐惧与自保,二是自己能拿出来的也很少。丈夫无法忍受这样艰难的生活,最终选择出国。但是玛尔塔坚决地留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艰难,连糊纸盒子的工作也被当局加以干涉。
她再婚,同高层之子结合(新的丈夫在理念上是个自由主义者),步入婚姻生活,生了女儿,在家中料理家事。时间一晃而过,人们也慢慢淡忘了这位曾经风靡一时的颇有个性的歌星。
玛尔塔再次复出,用歌声来支援和鼓励民主人士,是在朋友哈维尔被捕后。民运人士请她来当发言人,她应下,不怕逮捕。面对秘密警察的逮捕和跟踪、问讯,民运组织被冲散。玛尔塔想方设法摆脱警察的跟踪,借她的影响一步步扩大组织。哈维尔出狱后她辞去了发言人的职务,回到家中。
再次献唱,是哈维尔当选为新政府的总统后。哈维尔邀请她出来,面对百万民众,她重唱《玛尔塔的祈祷》,为来之不易的自由祈福。
片中主持人和嘉宾探讨了玛尔塔做出此举的可能的原因:她自己对专制和强权的厌恶;她是一个艺术家(歌手),对现实比较敏感,不能正常进行艺术的情况下,她只得以歌声为武器;她婚后受丈夫的影响;捷克当时的环境,以及苏军入侵后新成立的政府对她这类人的打压,逼得她非如此不可;不忍偏向花丛独看朋辈成新鬼空流血……
正如电台主持人所言,库碧索娃歌声的不简单之处,在于库碧索娃的人生映叠出捷克这个国家苦难的历史。不寻常之处在于,库碧索娃用她的歌声做武器,表达着她的以及捷克人的抗议。


也是某个深夜,那是冬天了,过了子午时分尚无睡意。浏览微博,看到作家、编辑徐晓转发了旅美作家林达贴出来的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初不经意,莫名其妙。过了些时日才翻出来观看,却被“小糖人”深深感染了。以至于后面很长时间都在听他的歌,却百听不厌。也是吧,有时候有了故事的音乐,特别耐听,何况那音乐还不错呢。
片子的开头,是南非一些人要寻找他们的英雄罗德里•格兹。但是他们对他的信息一概不知,只知道他的音乐给了特殊时期的他们以力量和鼓舞,甚至成了反抗种族隔离和追寻自由的符号。寻找之路异常艰难。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尚在人间。传闻他在演唱会上自燃而亡,颇为传奇。真是艺术家啊,死也不忘弄成传世艺术之作,有人这样惊叹着。
罗德里•格兹在美国默默无闻,发行的唱片得不到认可,无人问津,自然成不了人们竞相追捧的明星。没有上面玛尔塔一开始就红那样的运气。他一度靠在建筑工地打工来维持生活,但也并无什么沮丧与不适。一边工作,一边坚持着自己的音乐,工作之余弹弹吉他唱些歌,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坏事。这让我想起作家王小波。罗德里•格兹的女儿说,他从没有过什么失望,他在生活中坚持着,而不是简单地放弃;他阅读,参与社区服务,参与抗议与游行,站出来为底层人说话;他努力工作。工地上的同事说,他干活可认真呢,脏活儿也能一干就是八个小时以上,从不挑肥拣瘦,简直像个艺术家或者诗人一样,超凡脱俗。他还参加过市长的竞选。这些似乎也就是美国普通公民的日常。只不过在事后的追忆中多出了一份艺术家气质。
谁能想到他的专辑因为偶然的原因被传入七十年代的南非,成了革命的“圣歌”。南非的革命群众得了圣歌,心情异常激动,也以为这个歌手一定是世界知名的,他的歌简直就是为支援他们的行动表达对南非政府的不满所写。需要援助的人,总是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所得进行改造与阐释。
时隔多年,南非的人方才醒过来,罗德里•格兹在美国并不知名,那么他是谁?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开始寻找他。另一边,罗德里•格兹自然也不知道他在南非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他的歌曲被广泛传播,后来灌成的唱片被大卖。当寻找的人告诉他,你在南非比猫王还受欢迎时,他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九十年代末(一九九八年)他被邀请去南非开演唱会。盛况空前,人们用迎接超级贵宾的礼仪来欢迎他,南非与美国,不同的境遇,隔着大西洋,仿佛天上与人间一般。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着面对他们的英雄的迟来的谢意。他们也终于一睹真容,听到英雄真身的演唱。到了现场的人,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罗德里•格兹也难以置信这是真的,因为长期的冷遇,他以为到场的听众必不会多,也不会有什么万人空巷的盛况。演唱会连办六场,场场爆满。歌声响起,唤起了人们曾经的记忆,欢呼与尖叫响彻云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罗德里•格兹的开场白很有意思:谢谢你们让我活着。确然,长期的冷遇,歌声也会被人遗忘,对艺术家而言,他的生命存在于作品绵延的时间之中,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如果一直被遗忘,被抛弃,那么也就等于死亡。他女儿说,那一刻,他从一个流浪者变成了他真正的样子,因为他找回了自己。也就是说,那一刻,他得到了被承认的快感,他的艺术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对于南非人而言,罗德里•格兹的歌声代表了他们曾经冲破隔离追寻自由的行动,时刻唤醒着他们记住历史与曾经的战斗。对于罗德里•格兹而言,他的音乐为人所喜欢,得到了承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变革,虽然是在彼岸,但他也心悦之。
这简直是一个传奇。当然,若没有时空的错位,这一切也不会发生。这也愈发让人思考艺术与时代的缠结关系。
他在南非的情况传回美国,人们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一场炒作和假宣传。而罗德里•格兹回到底特律后,显得若无其事,仍然过着平静的生活,干着重体力活,维持生计。也是,自己的价值得到彰显了,音乐得以传唱,这辈子也值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又何必去奔赴喧嚣场。这或者就是大隐隐于市吧。从始至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音乐人的专注和倾情享受,他对音乐的执著,他对生活的平淡之心。
2015年7月18日凌晨 白鹭湾湿地公园旁


刊于《陈伟时刻》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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