鳗鱼

评分：

6.0 还行

原名：うなぎ又名：Unagi / The Eel

分类：剧情 / 犯罪 / 地区：日本年份：1997

简介：中年男子山下拓郎（役所广司）在亲眼目睹了妻子与人偷情的场面后，于愤怒中刺死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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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06-23

鳗鱼影评：一场被动的身份革命

《鳗鱼》的主线非常简单，讲述男子山下撞见妻子偷情，遂捅伤奸夫杀害淫妇，接而自首入狱，出狱后经营理发店，与前来应聘的桂子逐渐生发情感，随后徐徐展开为维持共同的幸福而努力的故事。简言之，即起初的“绿帽子”不乐意戴，后头的“喜当爹”却欣然接受，这中间，究竟有怎样的转折？
在这条简单的故事线背后，蕴藏着两段截然不同的，关于男主人公山下身份和心理转变的过程，透过展示被塑造后的“日本社会人”这一形象结果来引导观众对促成结果背后的原因做出思考。这种削弱过程，强调结果的方式使得《鳗鱼》要比今村昌平早前的作品显得温和。
今村昌平在影片中对山下夫妻二人的情感问题做出模糊且简明的交代。妻子前脚嫌弃，后脚不伦；受困于邻居告发，被不信任和犹疑困扰的丈夫；无心思享用，无私地送走“爱妻便当”，震惊却形如旁人般窥视妻子不伦；妻子面临被杀害前夕的毫无罪恶感的沉默。皆暗示和反衬着二人在感情问题上的表面亲近和实际疏远。
可即使二人并不存在实质的情感，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形式上的，义理上的，法律上的夫妻关系。我将山下杀害奸夫视作愤怒的行动，而杀害妻子，看作是生存受到威胁，希望为之维护的反应。这乍听下是矛盾的，因为法律系统的介入后，杀人一定是要受到相应刑罚的，这反而会让山下的生存受到威胁，谈何维护呢？
可人们可能高估了法律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法律体现了共同秩序，但不完全体现共同精神。在此，首先要解释日本人对“生存”的认识。更为准确地说，应是日本人对生存二字的定义的不同。生存，通俗地说，便是活着，可活着只是人之形象，怎么活才是人之骨肉。在怎么活这个问题上，日本人的生存价值观系统内的关键心理关系便得以亮相—归属划分与羞耻形成。
归属与羞耻当然不是日本人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但激发二者的条件，包括归属的划分和方向，羞耻形成的心理环境等却有着千差万别。
在此，我希望仿照土居健郎对日本人心理归属的划分方式，对山下的身份归属和人际关系建立包含内圆与外圆的两个同心圆模式。杀妻前山下的身份，对内，是丈夫，对家庭内部负责。对外，在上班族，对社会负责。尤为在自首的一幕，更体现了一个“合格的”守法公民应有的模范。
用内和外来划分人际关系，其标志之一就是客套和融洽的程度。我们经常能在日本电影中发现，日本人尽管对内和外的同心圆（人际关系）划分非常明确，可现实是，日本人处理内与外的人际关系时却不明显，时常是模糊的。我们常看到的是内外同样客套的日本人。这一点，尤其在近年的日影《生在幼子》中体现地非常清晰，而导演三岛由纪子也在结尾非常敏锐地指出这个家庭缺乏的是恰好是无防备的热情拥抱。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蕴含着让人深感不可思议的事实：内与外的划分的明确以及处理的模糊，意味着对于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社会人来说，不存在永远地，完全地脱离集体或集团的个人意志自由。日本社会人要负责的对象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无处不在的人际网络，以及服从这一人际网络孕育的共同精神。
而对于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大众在内心需要对之负责的，往往是目不可见的宗教图腾和规训，随着无神论的影响，个人意志自由越加明显。
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在《鳗鱼》中，经受妻子的背叛，以及基此生发强烈羞耻心的山下所面临的是一个内圆的实质与形式的双重瓦解，而山下正处于这内与外同心圆的圆心。日本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要求，这个男性的圆心需要对内外圆负责，维持内外的人际关系，这意味着这个圆心具有“吸纳”和“组织”的功能以及后而进行维护的义务。既然有“吸纳”，也意味着有“排斥”。杀人正是某种意义上的“排斥”。
尽管内与外是模糊的，但他们的形式划分是明确的。山下夫妇或许并无实质情感，但在日本社会中，婚姻关系从来就不是独立的，是牵涉整个社会人际网络的。山下这份羞耻心的产生，应对的是整个社会文化固有的对“戴绿帽”的偏见，是婚姻关系下对性私有的强调，是来自外界对自我身份变质的压力的结果，它是悲伤与恐惧的复合。为此，杀妻在这个境况下，是变相的，欲维护人际网络的暴力举措，是一种极端的，隐晦的，对外圈的谢罪。内圈的变质透过杀人这一仪式进入形式与实质地瓦解，透过暴力的方式向自己内心和外界宣示维持人际稳定的能力。
这种谢罪应对着外界对自己的最佳形象和状态的受损的失望与嘲笑。外圈中的疏远状态为圆心提供了一种彷如美人镜的最佳参照，人们根据这个镜子中超我形象塑造自己，约束自己，从外界的评价中认识自己。由此我们可以透过山下这个角色，观察到外圈力量的压迫性以及外圈与圆心（山下）共同作用下超我形象的强大。
在杀人后的山下的内心世界，内与外的划分消失了，但很快地，他被法律社会导向另一个集团-犯罪者的世界，以及犯罪者的归属地-监狱。
在这个监狱，他被塑造成另一种形象，一种应服从指示，不能走在人们前面的人，并利用自己的手艺开起理发店。这层设计暗示着山下从内与外两个同心圆中心的位置开始偏移，成为同心圆内除中心外随机的一点。意即，他成为了一个提供服务的“顺从”个体，而非具有筛选和排斥作用的“吸纳”中心。婚姻、旧有的工作关系，人情关系的瓦解，使他不再需要对任何标准苛刻的集团或集体负责，日子反而变得自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接纳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女子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片子的鳗鱼作为一种人类命运的浓缩，也先后经历圈养和放生的过程，与剧中人物产生类比。不管是现代的人际关系与结构，权力的规训，甚至宗教的熏陶，都无法让山下遇见真正的自我，反而是不断地在“不靠谱”因缘际会中学会把握自己。
如果说山下杀妻是受制外圈“超我”形象绑架生发的羞耻心作祟下的结果，那么杀妻后的罪恶感又在哪？我们始终看到电影对罪恶感的处理是辩证的。山下悠然地哼唱起石原裕次郎的名曲“夜雾啊，今夜依然谢谢你”（一首讲述水手感谢不期而遇的浓雾的到来，使得自己得以和情人温存的名曲），带有自嘲又欣然的微妙心理。尽管今村昌平在自传中写道这一幕完全是突发奇想，然而我却认为恰好因是突发其想，从而让影片中人物的心理状态显得更加立体和可信。而结尾一幕河流中进行的婚姻仪式，可谓不无调侃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