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陶冶，但是怜悯不单是怜悯，它同时也是尊重。”从这个角度来说，《金陵十三钗》无疑是张艺谋从影二十余年最彻底也最纯粹的一部悲剧，是对其成名之作《红高粱》的又一次缅怀，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地上无数牺牲亡魂的又一次祭奠，也是张艺谋本人执拗而坚定的雄浑气魄的又一次彰显，这一次，他成功了。因为他高高举起了我们中华民族薪火相继的脊梁精髓，也深深奏响了我们中华民族浩气长存的生命赞歌，这，就是，传承。

张艺谋对“女人”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个人理解，这种理解转化成影像，就是一种特殊的“躯体感”。毫不夸张的说，这种“躯体感”，是张艺谋诸多影片的灵魂和创作灵感。从作为第一代“谋女郎”而享誉国际的巩俐到后来声名鹊起的章子怡，直到今天新任“谋女郎”倪妮的冠压群芳，不得不说，岁月带给张艺谋的不仅仅是电影艺术展现力的臻善完美，而是其作为一个男性角色的艺术人对女性的品鉴力，虽挑剔、毒辣却也是毋庸置疑，令人心悦诚服的。

中国向来不缺美女，我们缺少的，是考究的眼光。这种眼光并不是我在影院观影时听到一位观众脱口而出的，“她扭臀摆胯走路的样子真是风骚。”而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却鲜少洞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气质，不在举手投足之间又在举手投足之中，不在一笑一颦之间又在一笑一颦之中。张艺谋只是用他深邃的目光帮我们轻而易举挖掘出了中国女人风格迥异的气质根源——年代，地域，个人历练。

1937年

已经不是第一次通过银幕去见证那个年代，尽管我一直试图用旁观的目光穿越，但当死亡以如此衣不蔽体横尸遍野的惨烈景象直穿内心的时候，依然难忍悲痛，从头至尾，泪流满面。许大鹏纵身一跃慷慨赴死，李教官孤身作战视死如归，这些国军战士用鲜活生命最后迸发的光华为当时下令弃城而出的国民政府多少挽回了些尽失的颜面。一名军人，在战场上的荣耀，不仅仅是牺牲，更可贵的是面对敌人的炮火，能够保住自己民族的铮铮铁骨和不屈魂魄，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李教官牺牲的时候，整个纸铺炸裂开来，彩色的纸条漫天飞舞，就像是情到深处的礼花。张艺谋在这部影片中，始终让国军战士以正面作战和直面死亡的方式对抗日寇的大举进攻。明知敌众我寡依然浴血奋战，明知不可战胜依然以死相拼。贯穿影片始终的弦乐协奏，仿佛一曲低沉的挽歌，又似一记沉重的丧钟，让我早已干枯暗哑的喉咙里竟无力发出最后的哀鸣，只能以静默的方式，向他们致敬。历史让影片故事本身就堆砌在一堆白骨之上，而张艺谋透过鲜血淋漓的镜头让观众生生浸泡在一滩血水之中。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一直这样认为，介于动容和落泪间的情感往往是最复杂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基调在整部影片中被渲染的悲壮无比。

金陵

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南京。故乡的印迹从父辈那一代开始就已经淡漠了，对父亲而言，故乡仅仅是凝聚在他名字之中的一个字——“陵”，而这个字却常常让他回想起自己幼时在玄武湖边的生活。听父亲讲过南京沦陷的时候，曾祖母将当时年幼的祖母藏身在家中二层阁楼的地窖中整整两个月，才有幸躲过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当我看到影片中，那座被称为“The House of Lord”的天主教堂的地窖，才真正意识到这种避难的方式是出于怎样的胆战心惊，毛骨悚然。如果说军人作为整个民族的男性角色承载着英勇迎敌义不容辞的使命，那么作家严歌苓的视角俨然是从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出发，正因为这样，当日寇的侵略真正表现在对当时女性的身心摧残时，才会让我们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切肤之痛。妓女豆蔻在面对日寇凌辱时，愤怒地叫喊着“我操你祖宗”，狠命抵死咬掉了日寇的耳朵，被活活用刺刀刺死。 惨烈的气节，是超越日常生活状态的勇气，在角色转变中撞击人心，正如小说里所写，“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在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隐隐作痛的家国情怀，令我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失魂落魄。《金陵十三钗》有爱国情操，民族大义，人性绝唱，但电影分寸刚好，没有拔高，也没有说教。这样的故事，因为贴近，真实，而更有份量，耐人琢磨。

洋人与妓女

John在影片最后不知所措地问乔治，“It is said by God that

everyone is equal，Women and girls, how to choose？”John在他爱称为“little shit”小屎球的面前展露伤痕，眼睛通红几欲泪下，感叹自己无助无力无法改变什么，追寻意义的人，其实也有我们。影片对生命意义的考量无疑是战争狂潮下作为人本身的渺小不堪与无能为力。原来“神父”也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有经常做了而并不能改变什么的失落。重重迷惑，但总还有该做些什么的追问，用行动证明已经做过了些什么的坚持，有些光辉也许本就出自于“偶然间的振臂一呼、自助与助人。”正如玉墨之前对他所说，“what you did today，it makes you a hero.”

“每个人走的路，都是自己的选择”。日寇入侵后，那个带头将装满细软首饰的箱子从墙上扔进教堂院中的女子，那个手拿香烟翘起大腿侧身在教堂地窖昏黄的烛光下看书的女子，那个开口说第一句英文就将地痞流气的入殓师深深迷住的女子，那个穿着旗袍风情绰约走起路来摇曳生姿的女子，那个信手拨弄琵琶轻言软语顾盼流转唱着小曲的女子，那个剪了短发眉眼间依然不失纯真娇俏明艳动人的女子，就是玉墨。虽是秦淮河的头牌妓女，却有着那个年代名卷闺秀的气度，一种很难摧垮的内心积淀。有真爱柔情，身份卑微而不扭捏，身怀壁玉而不张扬，懂得审时度势，推己及人，更懂得舍身取义，舍己救人。影片最后，在日寇庆功宴的卡车上，面对凶多吉少一去难返的悲壮赴死，生死之间，玉墨面带一抹微笑流下眼泪。这一细节，令我一时之间百感交集，死亡当前，总会让人心生畏惧和留恋。玉墨的眼泪，坚毅中闪光，是生离死别之时诀别所爱之人最真挚的情，对其他12位女孩子的惦念痛在内心。真情流露与全片玉墨的性格刻画相互呼应，说明电影要造的并不是一个我们形而上学概念中的所谓妓女浴火重生成为英雄，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她的一切义举都基于此。我们眼中看到的玉墨，她是个与我们情感相通的可爱的人；我们心中敬重的玉墨，她有着爱憎分明的民族大义，虽系风尘，亦是出尘不染。

一部电影，在壮怀激烈的场面之外，如果还有温暖情感、人性魅力，有不俗的品质修为、丰厚内涵让人回味，或柔情或铿锵，让人或笑或有泪，那么它的观感当然不会失之单薄。 朱学勤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感，却无罪恶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金陵十三钗》中洋人和妓女身份最后的转变，就是要在虚实之间，让人体会他们分别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遭遇蛮荒外力冲击下的人心所向和正义走向，这也是人性历久不衰的本质属性。那些为人正道，人性之美，是曾经普遍传承的光辉，却在如今这样看似盛世太平实则浮躁难安的年代退变的暗哑无光黯然失色。影片末尾的配乐“秦淮景”娓娓唱到：“我有一段情呀, 唱给诸公听，诸公各位，静呀静静心呀，让我来唱一支秦淮景呀，细细呀道来，秦淮缓缓流呀, 盘古到如今，江南锦绣，金陵风雅情呀，瞻园里堂阔宇深呀，白鹭洲水涟涟，世外桃源呀。”影片也由此带出一线深沉的思索，犹如幽深隧道中惟一的光亮，与这曲苏州评弹琴瑟共鸣。

《金陵十三钗》是一部悲剧，却让你看到冷峻中的一抹光亮；它表现的是绝境，却让你看到人性不屈服于绝望的力量；它让你直面战争的残酷，更让你感受人性的光辉与温暖。这也是电影在所有噱头之外，留住更多观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