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

评分：
6.0 还行

原名：初一又名：The Funeral

分类：剧情 /  中国大陆  2015 

简介： 离乡背井多年的李悦，因为母亲去世回到中国。四天的时间里，很少见面的儿子开车带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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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05-07

初一影评：你能读懂影像，你未必能看懂《初一》

声明：我绝对不是水军
文章转自浙传偏北影评社，微信号： pianbei1010

平行影像周，从头到尾看完了所有的片子，有的反响热烈，有的无人问津。我从身边的反馈中能够猜到，《初一》属于后者。基于我对这部片子的感情，自觉有必要为这部片子写一个影评。能在平行影像周遇见《初一》，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它是平行之外的平行。

首先要交代下，我凭什么自认为能够读懂《初一》。我大学未毕业，是家里同辈中最小的孩子，我大表哥64岁；我又是晚辈们最小的长辈，我大侄子34岁。正是基于我特殊的身份，所以在父母双方的家族关系中成了一个冷眼旁观者。我乐于做一面镜子，照出家庭成员的自我。

观看《初一》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独自一人去亲戚家看望老人时，就坐在旁边，听别人的家长里短，往往一听就是一个下午。我中途不玩手机，花两个小时倾听一场与我不甚有关的对话，如同家常便饭。也正好，我年前参加了大伯的葬礼。《初一》中葬礼的场景，对我来说就是电影与现实的重合。碰巧的是《初一》的镜头设计非常符合我的日常视角，我能够以旁听者的身份融入到每一场对话中，然后被“电影的真实”与我“生活的真实”的吻合度所惊艳到。

关于《初一》的影像风格，大概只能用“难看”来形容吧，而且是让人昏昏欲睡的级别。难看的镜头嵌入冗长的对话，就变成了一部“灾难实录”。可这是平行影像周，活动的意义之一不就在于此吗？排除任何影像风格的诱导，我们还能读懂什么？我回去曾想过，如果将《初一》还原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将会形成怎样的局面：能忍受陀氏小说的啰嗦，可以忍受《初一》吗？似乎又是不能。以挖掘人性见长的陀氏，在对话之外所需要的对现实的重新评价，能够让读者对其作品感同身受。《初一》不能。它把真实挖掘了出来，赤裸裸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不懂得《初一》的台词，就不能看懂《初一》。

我说了一大堆，就是希望我的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大家还原一个真正的《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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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态

看完之后对《初一》剧本的写作，特别是对话部分有了自己的猜想。从参加见面会的学妹口中得到了证实。演员，特别是李悦这个角色在表演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剧本来照搬台词，而是根据自己的说话方式来完成对话的。

李悦讲三种语言：日语、上海话、普通话，她只有讲上海话是最流利的，日语讲的很少，而普通话则是磕磕绊绊。让一个人融入一个地方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学会当地的方言。从小生活在上海的李悦，漂泊海外多年，回到故土，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再也认不出来。她与这个城市的联系，除了故人，就是上海话。李悦讲上海话的方式，与我一个同年龄层的上海亲戚一模一样，连她们对话的内容都是如此相近：她们聊上海的变化、彼此的生活、前夫的八卦、对过去的追念等。

讲普通话的时候，李悦磕磕绊绊，总是会重复，调整语序，时常爆发出一种对任何都不满的情绪，她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她不想旧事重提，憎恶文革，但是她又无法不抱怨文革对她的伤害：“这个话我不想说的；这个我不想说，不想提起来！”她把自己的痛恨暴露一半，隐藏一半，近乎神经质的流露，难道不正是一个人对过去的伤痛最真实的表现吗？她无法不回想过去的痛苦，又明知道别人是无法体会到她的痛苦的。她泄愤的方式只有语言，而对于语言的无力，对普通话本身的不适应，同时都是她烦躁的原因。

日语，只能是她作为一个异乡人，在海外生存的工具，情感寡淡。

能够用语言来表示一个人最真实的状态，内容是其一，语态是其二。在《初一》里，除却内容，李悦的语态所带给人的真实，似乎是凌驾于内容之上的表达一个人深层性格的更高的真实。你能明白“语言无意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初一》呢？

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你的妈妈或奶奶是一个习惯于说方言的人，在儿童阶段都用方言对话。长大之后被丢入了一个需要说普通话的时代，她在语言上所产生的不适感，便会体现在她的组织语言上，重复、回想、颠倒等等，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

谁又想得到把这种真实的人物语态放在电影里展现给人看呢？大部分的电影，包括平行影像周的部分电影，都要求演员用正常的语序说台词。人物在语言上传达的矛盾，也大多在内容上做文章。在《初一》里，李悦说普通话时混乱的语态，几乎成了本片的“第二语言”，这样一位女性历历在目：她在过去受到了不愿对人言说的伤害，逃到了国外，得到了暂时的忘却。可是回到故土，过去的记忆又突然涌现，不愿意面对的事情重新回归。她对周围的一切都感觉疏远，对所有的事情都表达着不满。她用上海话交流的对象，可以交谈，但不能抱怨；她能够抱怨的儿子，却无法用上海话交谈。一个充满厌烦的人，你又凭什么要求她在表达意思的同时，做到每一句对话，都符合语法呢？

说片中另一个人物儿子，假设他都是按照剧本来讲台词的，倒是一件符合他身份的事情。这是一个不会说上海话的现代上海人，精明能干，生活井井有条，又年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讲话习惯于组织好语言，慢条斯理，只有在发脾气的时候，表现出较为真实的粗鲁。普通话对他来说，只是日常对话的工具，少了亲切，却多了精确。她妈妈那种混乱的状态，是“不好好说话”的代表，他永远都不会明白，她妈妈到底在不满什么。他也不明白，为何有时他一开口就会让妈妈生气。现代化上海里长大的儿子，对老上海而言，是语言上的异乡人。

妈妈的朋友、姨娘、前夫，这些能够说上海话的代表。他们口中不管是对妈妈异地生活的讽刺、轻蔑、担忧，还是对自我生活的认知，无不带有一种夸耀现代上海的优越感。全国上下，上海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自信，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从语气中就能够得到的讯息。

尝试回想一下自己在正常状态下的讲话方式，让一个人气质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基于不同的个人经历、人生背景、价值观形成，总是会或多或少得体现在谈吐上。《初一》的独一无二之处，就在于没有用剧本遮蔽掉这种真实。

用语言内容表现人物性格，那是惯常；用语态展现人物本色，那便是独特。

断层

人们用“巴别塔”来形容语言差别所造成的交流困境。事实上哪怕人们用同一种语言说话，“巴别塔”同样存在。谁能保证自己的语言能够百分之百表达脑中所想，谁又能保证自己百分之百理解对方的意图？这种状况将造成双方理解的断层。正常对话情况下，这种断层并不显见，也容易得到弥补。在《初一》中，这种断层却被放大，造成了母子之间想法上的鸿沟。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A：我们今天中午去哪里吃？
B：我中午想吃青菜。
鸡同鸭讲式的对话，猝不及防地出现在电影中，是否会让人摸不准头脑？

我们能够读懂小说、电影对话，很大层面上是因为对话者之间本身在就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他们的思维停留在一个层次上，而产生分歧也是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发散。我们只要进入他们的共同语境中，就可以很快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部分艺术电影试图在“断层”上做文章，但很容易让人物对话沦为讲故事或创作者表达观点的工具。能够跟《初一》一样照搬真实，毫无刻意，实数难得。

儿子第一次跟妈妈在车上的谈话，妈妈絮絮叨叨，儿子相对沉默。儿子忍受妈妈的坏脾气，对她的愤懑不置可否，也没有努力倾听的意向，用一些敷衍的对白搪塞过去。他似乎考虑妈妈的不满来源何处，却最终没得出结论。影片的最后，他迫切地希望妈妈留下来，进行威逼利诱式的游说。他永远不能真正明白，妈妈不愿留下来的原因。这对母子的关系是奇怪的，既不算亲近，也不显得疏远，保持在一个奇怪的平衡。电影中有一段台词较少的散步镜头，若即若离的距离，似乎正是在预示这对母子关系。

儿子跟妈妈分开多年，在各自的环境中生存，所形成的思考方式已经注定了这俩人无法正常谈话。儿子质问妈妈，她为什么这么顽固？妈妈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过过我的前半生。你不了解我的前半生，你又有什么资格指摘我的后半生？

死后的一场葬礼，一块地皮，和亲戚的关系，一个安稳的有人养老送终的环境，儿子强烈地希望母亲能够接受这些。前夫、姨娘、朋友，他们对李悦的担心，与其说是为她考虑，不如说是基于自身经验而对李悦生活的一种强行指挥。李悦的内心却被掩藏在海面之下，她在影片中所表达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别人口中所袒露的担忧，在她心里到底占据多少地位，是一个谜题。当他人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套用李悦的，势必会造成双方的沟通无力。他们心照不宣，坦然接受了李悦的决定。唯独儿子，还不明白他分离与岁月已经在两人内心生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尝试说服妈妈，偏偏只是徒劳。这种非剧情性的矛盾，在生活中更为常见，只是普通到没有人愿意给予关注和表达。

没有人走进妈妈的内心，没有人。

然而，儿子的内心也是牢不可破的，只是这点，他不像李悦一样完全意识到。不管是李悦在他的家里，他跟她提起找女朋友，还是非常幼稚地想把李悦的骨灰盒与自己一家的埋在一起，都没有意识到他试图打破两人之间的隔阂，却同样树立了另一层壁垒。他急切地想打开自己的内心，防御却更为牢固：他不敢直接表达她对李悦的渴望，而是反复旁敲侧击地强调，李悦需要他，而自己愿意接纳。
另一个造成断层的因素，我认为是前面所提的“语态”。说普通话的儿子与不爱说普通话的妈妈，在交流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一个不会说上海话的儿子，在妈妈心中被如何看待，是成问题的。仅靠血缘维持的亲情是否如此重要，在《初一》中是需要重新探讨的。李悦在长年的独居中习惯了人际的寡淡，对自己妈妈的态度也不甚了了，对待一个长时间未见的儿子，其母亲的本能多于内心的情感。李悦无法在语言上，获得同儿子的亲切感，这种疏离并非血缘关系能够消除。这种暗示在前一天放映的《告别》里，有所体现，女儿不会说蒙语。但是这样一笔带过的暗示，似乎并没有造成太大价值，相较于《初一》这种埋入全片氛围的语言差异，显得不够深刻。

影片最后，儿子一边开车，一边红了眼圈。观影者仅认为这是儿子对妈妈的心疼，是不完全的。一个渴望走入妈妈内心的儿子，却在尝试中失败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错在了哪里。李悦在他幼年时已然弃他而去。哪怕他长大成人，变得担当而独立，李悦又再一次抛弃了他。
母子成了彼此的异乡人。

细节

因为太过真实，《初一》的细节精确到令人生畏。又因为太过普通，容易被人忽略。所幸的是与我生活所见有太多吻合，能够列出多少，量力而行。

李悦为什么要如此精细地为外婆挑选寿衣？
这一段占了大量篇幅，令人不明所以。在车上的时候，李悦告诉儿子，自己跟外婆的关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模棱两可的回答，会让人产生冷漠、疏离之类的片面理解，从这种逻辑中推导出的结论，将是妈妈对外婆葬礼的漠不关心。

事实相反，妈妈对外婆的葬礼，分外上心。

这和我一位亲戚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在此不对她进行评价。仅就《初一》而言，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更会让李悦选择专心致志而问心无愧。这是她的母亲，却又跟她情感淡薄。从道义上说，她更应该做到滴水不漏，让人无可指摘。

在《东京物语》里，老爹对儿媳感慨：哎，我自己的子女，竟然不如你一个外人孝顺。

前夫的出轨对象，是个比他年纪大的老女人？
很不幸，这个例子在我生活中目睹了三次。平行影像周这样一场盛宴，有志于恋爱的男人都沉浸在对年轻女体的美好幻想中，大家所追求、所热爱、所依恋的，都是我们常人所想的女性欲望对象。《初一》里的爸爸，找了一个连出卖色相都没有资格的女性，简直是异类中的异类。

不好意思，这种异类，光在我生活中出现，也不止一次。

外婆去世后，亲戚为何要出国？追悼会又为何都回来了？
这个问题妈妈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追悼会是做给别人看的。貌合神离的亲眷关系，大抵就是如此，无非看大家怎么对待这个问题了。

补充一段自身经历吧。我大伯做五七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在半夜十二点为他引路回家，再到他的塑身面前烧香。我的一位亲戚跟他的弟弟说：“还不快多拜拜，保佑你儿子读书成绩好一点！”
不要为此而担忧，人性使然，坦然接受即可。

李悦打跨洋电话，说普通话。
很明显，这在很多人眼里无关紧要。

要知道，这就能证明，妈妈留在日本的朋友，不是上海人。她在日本人眼里是个异乡人的同时，在日本的中国人之间也是个外乡人。当她不止一次地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我没有回来的理由了”。她同样意识到自己哪怕在上海话，由于时间的阻隔，也成了局外人。她所承受的孤独感，是常人的几倍。

她孤零零一个，从一片荒原回到了另一片荒原。可是她在上海，要接受过去的拷问与束缚。可她在日本，她能够抛下这些，而自由自在生活。

我们需要理解，让一个人放弃已经习惯的生存坏境，是何等的困难。

儿子对妈妈说：“你帮我找一个呗。”
不是所有年轻人的世界观里都充满着爱情。
缺失母爱多年的儿子，住在上海的高级公寓里，面对窗外的车水马龙，找再多女朋友，也无法寻得自己的归属感。他恳切地希望妈妈留下来，又何尝不是在寻求心灵的定居。人总是在求而不得中感到困苦，现实往往不会符合期待。李悦比儿子更了解人情冷暖，对亲缘关系也更为悲观，她明白儿子娶妻生子后，自己会陷落到何种尴尬。在事情发生之前，她选择了拒绝。

这种状态其实也非常接近我们现代年轻人现状，特别是独身子女的心态。

有些细节不必细说，太过明显。有些依然忘记。若有机会再看一遍电影，我将会讲出更多。

视角

看起来有点像诡辩，当然不排除我对《初一》的偏爱在作祟。我想为《初一》近乎“难看”的镜头做一番解释。《初一》的镜头设计，是需要观众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的，导演的意图可能也是如此：因为旁观，所以理智。哪怕觉得无聊，也不至于对片中的人物指手画脚。

以叙事镜头为主，摄影是为记录对话。我们需要关注的并非电影语言，更绝非技巧。之所以觉得这部片子难以理解，是因为缺少一种认知：这部电影的最终主创，并非导演或编剧，而是演员本人。演员所选择的展现方式，就是对话。

演员在镜头前，尽可能的将自己的状态传达出来，就连儿子在演技方面的生涩也无一遗漏。你尽管抱怨儿子毫无演技可言，甚至让人觉得心烦意乱。这种状态却在《初一》中取得了意外的效果：语态的表现、断层的表达又在演技层面上被放大了。他在妈妈面前，就是这么惹人心烦意乱。
假如导演、摄影师、编剧乃至片中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设计成电影语言灌输到《初一》中，《初一》或许能好看许多。可惜，它的独特性也将随之失去。

你尽管要问，没有导演、编剧，这还是一部电影吗？
我可以不要脸地说，当然是，我可以叫它“演员电影”吗？
对不起，我也只是随口一说……你们不要当真。

非纪录片

这也是经过老师提点才想到的议题，我自己的理由不完整，或许有一定道理，就谈谈自己一些浅薄的见识吧。

拍《初一》这样的电影是否必要？

必要，太必要了！因为在我眼里，它独一无二。因为独一无二，所以必要。

当一种创作思维进入到瓶颈期，就必须有人来打破束缚。

从来没有法律规定：电影必须是好看的，让观众接受的。
不让观众接受，拍出来干嘛？
你不高兴看？我看就好！
面对《初一》这样的作品，你是否喜欢，与你是否接受，是两个概念。喜欢是审美问题，接受是观念问题。

所有观众都可以选择不喜欢，可需要尊重这种创作思维的存在。

《初一》中有一道前进的光。

《初一》跟纪录片是一回事情吗？
《初一》是比纪录片更真实的故事片。

我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一直存疑。首先，只要有一个导演存在，他希望通过纪录片传达某个思想，就势必造成对真实的“阉割”。这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有了剪辑，他只需要把有用的镜头拼接在一起即可。

当然，纪录片创作还存在“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这两者的内部区别暂且不讨论）两个概念，以摄像机镜头直接搬用现实。但必须了解到，用摄像机所选取的现实场景与体量大小，同样对事实造成了阉割。如何保证，你所记录的就是事物的全貌？

《初一》选择的是一条更为隐秘的道路。它要完成的不是纪录片的任务，而是故事片的任务。只是在拍摄过程中，演员成了故事的真正主导，故事由既定的真实变成了演员的自我真实。由此，演员就有权利对摄影机、对导演说“不”。李悦作为《初一》的核心人物，总会担心镜头对自己的形象造成影响：她不愿成为镜头下的演员，她只愿意做她自己。她对自我内心的坦露之少，也正来源于她对被观众误读的排斥。

纪录片中，只要叙事的权利还是掌握在导演手中，何谓真实，还是导演说了算。对于《初一》而言，李悦已经可以指导创作了，继而成为了全片重要的存在。没有李悦这个人物，就没有《初一》这部电影。李悦的故事，就是《初一》的故事。李悦既然选择了展示真实的自我，《初一》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故事。

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纪录片由于强调了真实，所以在强调过程中，也丢失了部分的真实。

《初一》的初衷是成为故事片，却不小心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真实”的典范。

后话
有些作品在诞生之初只能孤芳自赏。
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挨过了下午四个半小时的腰肌劳损，还是坚持写下这篇漏洞百出且表意不明的文章，只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初一》是部好电影。
《初一》的主创们，你们是应该被尊重的。你们的电影是值得尊重的。
最后一个议题，本来是不想在这篇影评中的提到的。无奈被问及，只能瞎讲一些观点，非常不成体统。
表达完敬意后，我要表达歉意。
这篇文章所有观点，都是我自己的见解，与他人无关，拒绝一切群体性攻击。觉得任何不对，欢迎点评、指正乃至唾骂。但我可能不会回应，一是因为我不擅长争辩，三句话就能让我举手投降；二是我觉得没有意义，你们要跟我谈《初一》是不是好电影这个问题，我拒绝理睬。
总之三句话：
我随便说说，你们随便听听。
有意见，嘴炮随意开。
我不上网、再换个手机号码就是了。


2016.4.9 徐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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