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日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言，如何驾驭现代世界这头“猛兽”，降低作为现代性后果的高风险成为当代人类所必需思考的问题。除书中所举的核战争这一远离我们视野的风险，伴随着工业技术的提高，毒品作为现代工业产品，也已严重威胁到当今社会的安全。本意为满足寻求精神享受而制造出的毒品，如今的人类却“再也不能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吸食毒品对身心二者的摧残，使得作为个体的人不仅无法承担社会所要求的义务，甚至会因失去理智而破坏社会的安全与秩序，而这也使得绝大多数群体都将吸毒作为严重社会越轨行为，先后加以禁绝。禁绝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在大多“现代社会”，一方面，对待“越轨”的吸毒者所采取行动的是将其看作 “过失犯”，在医疗机构以及暴力机构的监管下，在规定场所进行隔离，切断社会联系，以断绝其与毒品的接触，意欲将其重新整合到社会之中。然结果却不遂人意，从世界范围来看，复吸率高达90%以上。另一方面，依法律将吸毒者定义为“罪犯”加以惩罚。然而除略降低吸毒率外，也使得吸毒者在戒毒后更加难加以重新融入社会，最终再次滑入毒品的深渊。总的来说，面对毒魔，“现代社会”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让我们先把视线转向庄孔韶先生所拍摄的记录片《虎日》。这部只有17分钟的影片记述了在云南宁蒗县的跑马坪乡，名为“金古忍所”的彝族家支为盟誓禁毒而在彝历的“虎日”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家支成员聚集在一起，宣布毒品为“魔鬼”，而彝族人将要与其进行一场“战争”，从此与贩毒有关的人都是彝族人的敌人。在仪式过程中有由毕摩所领导的喝血酒、刻誓言以及吸毒者在保证书上按手印等进程，在傍晚还有毕摩为吸毒者的家庭举行除秽仪式。就是这样一些在“现代社会”看来难以理喻、毫无科学性可言的仪式，确保了家支内的戒毒的成功。22名吸毒者中成功戒毒的就有19人，成功率远远高于诸多“现代社会”。这不得不让我们陷入深思，为何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法制观念单薄、“文化素质”低下的地区，却能将这样一个让人束手无策的难题得到了一些解决。更进一步来说，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又能否看到禁、戒毒工作的“希望之光”呢？
阿瑟•克莱曼在其著作《道德的重量》中曾区分了“定位去全人类适用的”普适性道德与地方性道德，将二者的区别运用到本问题中，吸毒是不道德的行为事实上尚未成为被人类各个社会群体所接受的普适性道德，在彝族家支内部，吸毒一开始并非就是不道德的，对他们来说，道德准则基于家规，而古老的家规是不认识现代的毒魔的。仪式一面将大家集合到一起，使得各成员“又回到了家规的怀抱”，另一方面，将毒品作为家支敌人这一准则传达给了家支的每一个人。如前所述，地方性的道德准则是家规，而将禁毒纳入到家规中也就实现了禁毒作为“他”之道德准则到“我”之道德准则的转变而被所有人所铭记。而在当地道德力量之强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如吸毒者阿宏所说“只要再复吸，活着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父母亲、妻子儿女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正是这样一种道德的“强制力”使得吸毒者在毒瘾与道德之间多选择了道德，而在毒瘾难抑时甚至出现自杀以保全自身以及家人的名誉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各方面更为“进步”的“现代社会”，道德的重量却日渐式微？道德的力量来源于社会，而现代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个体化”，社会逐渐退出人们的精神领域，不再作为一种单独的精神力而存在。社会对人，也如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所论述的，退居到幕后，以 “全景敞视”的形式进行监督，并通过肉体训练、纪律等形式规范人的行为。而在彝族社会，家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仍存在与每个人的心中，并通过仪式展演得到不断强化，故而在面对毒品危机时，这种力量也能帮人们度过危机，战胜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