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冕霓裳

伯林的第一套也是最精美的原创电影配乐是为《礼帽》作的，这部片子也让他和阿斯泰尔走到一起，堪称歌舞片配乐合作中最令人满意的典范。该片情节的活泼风格与它上流社会的语言、礼节和服装产生的温和讽刺一致，并为五首巧妙构筑的歌曲——《无牵无挂》、《美好的一天》、《礼帽》、《脸贴脸》和《匹克里诺》——提供了完美的背景；在这五首歌曲中，第二首和第四首都是为双人舞作的，是该片中最打动人的音乐（尤其是后者，从令人惊艳的舞蹈编排看，是伯林结构最非凡且最充满激情的配乐之一）。不同寻常的是，这些歌曲均匀地安排于影片各处（每隔十到十五分钟一首），至少前四首对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动情节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让这些配乐显得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伯林、阿斯泰尔以及作为音乐指导的马克斯·斯坦纳三人合作的结果。《礼帽》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这三个人处理一系列音乐风格的能力能够完美配合：伯林将爵士乐跟古典风格的旋律与和弦融合起来，阿斯泰尔（跟赫米斯·潘一起合作编舞）能在轻歌舞剧和芭蕾舞音乐间随意变换，而斯坦纳则能够在剧场乐队和交响乐队之间穿梭往复。此外，斯坦纳还是音响合成技术和所谓的背景音乐——包括他以前为雷电华那些里程碑式的重要影片如《金刚》和《沙漠断魂》创作的音乐——的先驱之一……

雷电华公司 1935 年那部由阿斯泰尔和罗杰斯联袂主演的《礼帽》特别清楚地表现了类型电影观赏中涉及的悬念。《礼帽》同时提供了舞曲、跳舞的脚的形象，以及弗雷德 · 阿斯泰尔和琴吉 · 罗杰斯（ Ginger Rogers ）这两个家喻户晓的类型电影招牌名字，因此影片的演职员表就是明显的暗示。“这是一部歌舞片，”它们显然在告诉观众，“如果你不喜欢歌舞片就别看，但如果你喜欢，那么保证你会从中获得歌舞片带来的愉悦。”正如歌舞片影评家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一部歌舞片若没有那三个不可或缺的时刻，即“小伙子遇到姑娘，小伙子与姑娘跳舞，小伙子得到了姑娘”，那么它就不是歌舞片。但在《礼帽》中，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麻烦。当阿斯泰尔“啪啪”的舞步在夜里吵醒罗杰斯时，她就像 20 世纪 30 年代住在豪华酒店里的所有彬彬有礼的年轻女士一样，没有向制造噪音的冒犯者直接抱怨，而是向酒店管理人员抱怨。根据这种情形，酒店经理将让阿斯泰尔安静下来，然后回去向罗杰斯报告，这次事件由此解决。但这样一来就没有歌舞片了（因为不会有“小伙子遇到姑娘”的情节）。影片才刚开始，观众的忠诚度就在接受考验了。罗杰斯应该遵守恰当的礼节吗？或者她应该抛开社会对彬彬有礼的定义，而采取适合歌舞片情节模式的行动？观众毫不犹豫：类型电影的愉悦总是比正确的社会规范更可取。

在整部《礼帽》中，这种策略多次重复。类型愉悦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最终与社会道德观念背道而驰。当阿斯泰尔邀请罗杰斯跳舞时，她以为他和自己最好的朋友结婚了（不过观众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罗杰斯起初不愿与弗雷德跳舞，这再次危及我们的类型愉悦（“小伙子与姑娘跳舞”）。当罗杰斯最好的朋友鼓励她不仅要和阿斯泰尔跳舞，而且跳舞时要和他靠得更近些，观众就感到高兴了，因为罗杰斯参与了禁忌行为的感觉只会增加观众的愉悦感。到此为止，我们观众通过将不被认可的欲望投射到罗杰斯身上从而成功地避开了这种欲望。不久后，罗杰斯将“采取正确行动”，为了避免跟阿斯泰尔有更多的纵情狂欢，而和她的雇主结婚，从而再一次危及我们的类型愉悦（“小伙子得到姑娘”）。当阿斯泰尔和已婚的罗杰斯一起划船时，我们感到如此快乐。这时，为了确保继续获得类型愉悦，我们真的不得不选择违反道德的私通关系了。

早些时候，我们并不希望被禁止的行为发生，我们只希望罗杰斯向往被禁止的行为。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公开赞扬一桩违反道德的婚外情带来的感情圆满。当我们身处俗世，我们便遵循其规则；当我们进入一部类型电影，我们的所有决定都自觉地转而支持一种迥然不同的满足感。在西部片和黑帮片中，我们渴望看到社会严厉谴责的暴力景象。在恐怖片中，我们主动选择那种肯定会带来危险而非确保安全的情节。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类型观众总是参与公然反文化的行为。

由此，我们在观看类型电影的过程中辨认出以下因素：

1. 类型观众：为了参与完全基于类型的观影活动，必须足够熟悉特定的类型；

2. 类型规则和惯例：符合类型标准的电影构筑和阐释方法；

3. 类型契约：类型生产者（为了提供大肆宣扬的类型愉悦）和类型消费者（为了期待和享受特定的类型事件和愉悦）之间的潜在协议；

4. 类型悬念：在类型电影中植入的实现类型标准和未能遵守这些标准之间的悬念，往往支持一套不被社会认可的标准；

5. 类型挫败感：因电影未能遵守类型标准而产生的情感。就跟任何标志系统一样，一部类型电影和一个类型观众在类型编码中的相遇仍然会服从于历史变化。在最近戏仿类型的时代，片厂时代的类型挫败感就会变成超越类型的愉悦。 （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世界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