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

死亡是每个人无可豁免的结局。如何对待死亡，东西方差异甚大，仅就中美对照而言，表面上是文化习俗的不同，究其实质，是思想观念和文明程度的反差。由《两周》这部电影可以窥见，美国社会对待死亡的态度相对理性和超脱。

明知不治，仍要无谓地抢救，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好像非此不足以表达爱或孝。殊不知，这样做，不仅极大地增添临终者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从本质上说是剥夺了人在世上最后一程的生命尊严。中国现代文学泰斗巴金去世前，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系了很长时间，据说他老人家痛苦不堪、求死不得，哀叹自己倍受煎熬的每一天只是“在为别人而活着”。

安乐死需要严格的条件和法律上的许可，不容易普遍推行。目前世界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屈指可数。但是，给予不治者充分的临终关怀，包括不限制使用足够剂量的吗啡之类镇痛药物，把临终的痛苦减到最低，让他们尽量“安乐”地告别人世，其理念和作用与安乐死则是基本一致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影片中我们看到，因为知道人非神仙终有一死，知道医学医疗不只是治病救命，也协助不治者减轻痛苦，知道无力回春的一刻迟早要到来，所以面对至亲的离世，爱人子女免不了悲恸，却又往往比较克制，甚至不忌讳幽默调笑。不像中国人，捶胸顿足、哭天抢地，很多时候表演的成份多于真情实感，把肃穆凝重的哀悼变成了庸俗滑稽的闹剧。其实，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感情，大可不必张扬得满世界都知道。

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死亡观，如何对待死亡，反映了个人、社会乃至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P.S.：一个细节，结束母亲生命的直接原因，是兄妹给予了她过量的吗啡。此时母亲早已处在弥留状态，尽量延长或者协助中止弥留中的生命，哪个更符合人道原则？弥留状态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弥留者已失去意思表达的能力，别人有无权力代他（她）做出决定？故意人为结束弥留者的生命，与刑事谋杀有什么区别？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终极答案，也许可以通过安乐死立法予以法律层面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