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电视片《中国》吸纳了部分西方最新历史研究成果，比如承认唐朝是北方游牧文化和南方农耕文化的融合体，是多民族的多元化帝国。

但在最根本的历史观上，它仍坚持儒家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在名为《融合》的第八集中，此前被正史评价不高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成为主人公。片中高度评价拓跋宏的汉化政策：下诏要求所有鲜卑人服饰、发饰与汉人统一；将汉语做为“正音”，要求朝臣一律使用汉语；设立国子学、太学，教授礼乐文化等。电视片用煽情的解说词总结说：“他将鲜卑文化的河流，汇入了中原的大江大河，促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融合。从此之后，以汉为主，胡汉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融入了大家庭的各民族得到了永生。
拓跋宏留下的火种，将在数十年后，照亮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之局。”
其实，历史真相是，拓跋宏的汉化政策失败了，其激进汉化政策让北魏帝国陷入南北纷争，仅维持数十年即土崩瓦解。如台湾历史学者廖宜方所言，“拓跋宏的企图不只是转移都城，将统治集团和政府机关从平城转移到洛阳而已，更进一步的目标是在这个华夏文明的名城，融合胡汉族群，打造新的国家体制”。但是，拓跋宏使得鲜卑民族丧失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可称之为“自我灭族”。历史学家逯耀东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一文中指出，拓跋宏的汉化政策引发维持鲜卑民族传统的力量的反弹，这些力量聚集在其年幼的太子拓跋恂身边，企图夺回政治控制权。拓跋宏发起反击，将不到十五岁的太子废掉并赐死。逯耀东评论说：
孝文帝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曾付出很高的代价，不仅牺牲自己王位继承人，而且放弃自己文化传统，接受另一种意识形态。完全放弃自己文化传统，投入另一种文化之中，就这种文化的本身而论，总是可悲的。
拓跋宏的很多文化政策是“自我种族歧视”。比如，他将鲜卑话称“北语”，将汉语称为“正音”，价值判断不言而喻。《魏书》记载：“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电视片肯定拓跋宏的“语言统一”政策，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语言不单单是语言，语言背后乃是政治。拓跋宏的做法，跟当年国民党在台湾强行推行国语、打压台语如出一辙——在学校不慎说了几句台语的学生，脖子上被挂上侮辱性的牌子示众；自称虔诚的基督徒的蒋介石，派遣军警闯入长老教会，没收并焚毁台语圣经。

此地又是何种光景呢？新一代学生几乎识不得多少本地方言，而且心甘情愿地操持普通话，力求将其念准了不可，都不乐意学习一丁点本地方言，可谓毫无危机感。毕竟有些话，用普通话是说不出口的，一旦开口可能招致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