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很快他就不需要知道答案了,因为他迎来了一次真正的葬礼。
一次偷窃未遂,他试图逃离追捕的警察,结果遭遇车祸。他的两个帮手挤进人群,问他:Accattone,你还好吗?
聚拢的人群像一块幕布,围出一个舞台,舞台中心是Accattone和两名送葬者。
Accattone微笑道:Ah, now I’m fine.
镜头移向两位同伴,一个双膝跪地,低头祈祷;另一个用带着手铐的手在胸前画一个十字。
谁能说这不是场贵族式的葬礼呢?
Paolini在1965的Pesaro电影节上第一次提出了‘Cinema of Poetry’ 这个概念。在他看来,电影正如诗歌,是一种语言。只不过后者用词与句子,前者用光与声。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词句常常有固定的含义,而光与声的含义却全凭创造。同时,一部电影并非对一个角色、一段时间的记录,而是杂糅了导演个人的记忆与理解。所以摄影机目睹了某个角色的生活以及他所看到的世界;而我们,作为观众,透过镜头看到这角色的视角是怎样变成导演的视角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双重世界。而导演通过他的作品给某个图像或声音创造的含义,就是我们所说的‘风格’。
在Accattone中,作为导演的Pasolini与他创造的角色Vittorio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情与理解,我想,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回归。导演正如诗人与文学家,只有理解他所创造角色的多面性才能完整地呈现他们。
就我有限的了解来看,意大利导演尤其擅长叙述悲剧与喜剧。四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和后来的‘cinema of poetry’在现在看来依然不过时,当代电影倒是更愿意回归超现实主义了。看Accattone的时候,我感到焦虑与压抑。不管是战后意大利的小混混,还是在异地尝试独立的学子,都必须得面对自身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冲突:困难不在于要抵住压力坚持自己所确信的,而在于,他们常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信仰的是什么。而当这不成体系的价值观迎来它的末日的时候,主体只能选择死亡。
Accattone并不是那种隐含多种叙事可能性的作品,如Surrealism的梦境,也并不刻意用Neo-realism的长镜头,更没有French New Wave的蒙太奇。作为一首诗,它有前奏、高潮与结局,我们知道这是一部艺术作品,正如我们意识到自己在读诗,而不是看新闻报道。
然而我相信诗与小说远胜过我相信新闻。
战后的知识界笼罩着一股沉沉的无力感。我们既无力呈现一个过去的时刻,也无法预测未来,战争像一场噩梦,梦醒后才发现,我们已经参加完自己的葬礼,一个相信真理的世界迎来它永恒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