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柏林第二季

评分：

6.0 还行

原名：Babylon Berlin又名：无

分类：剧情 / 惊悚 / 历史 / 犯罪 / 地区：德国年份：2017

简介： Charlotte进入了警队，协助Rath继续追宗苏联死尸案件。警队也成立了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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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8-07-02

巴比伦柏林第二季影评：原来是两个proto-Nazi的故事

巴比伦柏林第二季。
有一些剧透。本文中，我想说一个可能别人不会提及的点。
首先这一季确实更精彩了。政治分野的从极左到极右都出现了：托派、德国共产党和工运、苏共、社会民主党、保皇党、，民族主义者、纳粹……
然后有丰富的各色的社会边缘人群：犹太人（族裔而言）、新女性主义者、性工作者、Queer（LGBTQ）、黑社会，网罗了魏玛时代的社会万象。
以上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个男主角：Gereon Rath和Bruno Wolter:

魏玛共和国就是纳粹的前夜。这两个人在我看来就是纳粹的两种化身。

第一个人是探长Bruno Wolter。这是一个有温情但可以很残酷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性格比较简单，有温情在于他对Charlotte Ritter是有恻隐之心的：打理她母亲的葬礼。他的残酷就不用说了。主要是冷血枪杀自己的年轻同事，因为后者在监视及企图伤害他们的民族主义大业。因此这个人可以为了事业适当的残酷。处在他当时的年代里，我觉得这个人很普通很正常，他的道德水平和今天的人其实差距不大。
第二个人是更复杂的，就是男猪脚Gereon Rath。这个角色更复杂，在我看来也隐藏更深更危险。
从前后两季看来，这个人没有什么政治大局观。不站在任何政治立场。他是非政治的、无政治的。他的所有旨趣，他介入社会政治的方式，有两条路，一是他的职业，一名警员，他有他的工作，二是他身边的亲人朋友……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嫂子；他中意的女人（女猪脚），等等。这些是他的情感所在。他因此而被卷入到大政治里。在巨变的魏玛时代里，他更像一个旁观者。他因为各种个人的事情而被卷入到更大的政治里去，而且居然还歪打正着成为了关键人物。
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当他冒着生命危险飞到苏联上空去拍摄德国民族主义军人设立的空军基地时，他并不是为了和Benda一样，维护什么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这是他的工作而已。
当Benda已经放弃追寻苏联列车上那节车厢的Sorokina黄金时，这个小职员居然自己调动资源拉着女猪脚一起劫火车去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什么政治使命驱动？他想把黄金交给谁呢？从德国民族主义军人手里劫下来后，是交给德国政府？交给苏联政府？交给Sorokina？交给托派？他的正义感在哪里？完全不知道。他也没有答案。他只是一个在自己岗位上机械执行任务的螺丝钉而已。照章办事。
当他在黄金车厢上对Bruno Wolter掏出手枪时，后者说，“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根本没有道德，只是照章办事，你的行为不创造任何价值”，我觉得这句话是金句。虽然Bruno Wolter被塑造为坏人，但他对Rath的这句描述极为准确。他极度准确地勾勒出了Rath的形象——一个官僚体制里的螺丝钉——并进行了有力的价值判断。这句话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之后，他被后来可能演变为盖世太保的右翼警察收买，委以要职。在法庭上，为了保全自己，他做了违背良心的为证（客观结果是损害了德国共产党的事业），
所以这就是一个小人物，没有政治观，只有很自己的自己和亲友的利益。
这个人相当的有特点。而且是德国官僚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些螺丝钉的组成，使得纳粹德国庞大的屠杀犹太人的工程得以履行。他们很多人并没有大的政治观，只是完美无缺的执行委任自己的工作。他们认为执行这种工作是履行职责，并不需要为上司的行为负责任。
纽伦堡审判第一次指出，个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上级要求你做触犯人类罪的行为，而你做了，那你就要承担伦理罪责。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富有特色的德国螺丝钉官僚。在纳粹即将倒台的最后几个月里，许多德国城镇在盟军（主要是盟军，如果是苏军来了人们基本都逃跑了）快到来时都选择放弃抵抗或投降。这时，警察还在积极奉行戈培尔的命令即枪毙任何“叛国”的市民。经常是离盟军解放还有一两天甚至若干小时，德国警察还会枪毙已经放弃抵抗准备投降的市民。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死亡不计其数。这是德国官僚在最后一刻还在机械的、不考虑任何伦理语境的发挥作用的典型例证。为了执行机械的命令，他们造成了大量无谓的、荒诞的牺牲。
这可能也是某种德国特色，他们是犹太人大屠杀的重要环节。
在我看来，主角Gereon Rath和Bruno Wolter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格。Gereon Rath是非政治的官僚体系螺丝钉；Bruno Wolter是一个为大政治理念驱动同时愿意为了事业愿景诉诸某种暴力的人。
作为警察，他们都可以是在十年后被派到东欧作为SS Einsatzgruppen亲手残酷枪杀犹太百姓的人。与年青一代的党卫军不同，他们都是在纳粹上台之前接受教育、平民背景的普通德国人。出于不同理由，他们都有潜力成为纳粹得力的杀人机器。
他们的道德和今天的人差距并不大。他们也是代表Arendt的“banality of evil”的人。
总结：《巴比伦柏林》为我们塑造了两个纳粹体系下的刽子手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