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

消费社会学期末作业

被机器包围的时代：评《银翼杀手》

《银翼杀手》（Blade Runner）是一部1982年上映的科幻电影，由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执导。这部电影基于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一个未来的反乌托邦世界，讲述了一位名叫瑞克·德卡德的“银翼杀手”，他的任务是追捕并“退役”逃逸的仿生人。这部电影以迷幻的霓虹色调、高耸的摩天大楼、绵延不绝的雨夜奠定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影视作品中对于“赛博朋克”的想象，同时也几乎以预言般的精准，揭示出在一个人机高度互动、科技高度发达而又无孔不入的世界里，人们对于“自我”、“记忆”、“生命”的困惑与思考。本文将结合影片的相关内容，主要依托鲍德里亚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的理论观点，分析《银翼杀手》中向我们呈现出的时代和人的处境。

拟像比现实更真实吗？

银翼杀手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主人公K回到家中，全息投影的虚拟女友乔伊已经为他做好了饭菜，陪伴在他身边。主人公K带着爱抚的神情送给她一个便携的投影仪，这样就可以把她带到室外活动。之后K带着乔伊来到公寓的天台，他们在霓虹灯映照着的雨夜之下亲吻，雨水穿过乔伊投影的身体，但又好像在她虚拟的皮肤上留下水珠的痕迹。

乔伊是一台由公司生产出来的程序产品，她没有实际的身体，只能通过投影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完全是对于现实的“人”的一种模拟。但是正是这样一类虚拟的形象，却比真实的人类更加具有人性。乔伊温柔、善良、体贴、待人接物充满热情，同时内心富有正义感，在关键时刻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保护K。相比之下，剧中的人类无论是在能力还是道德上，似乎都不及乔伊。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乔伊这样的虚拟女友产品可以博得主人公的欢心，因为乔伊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它比现实的中的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都更加具有人性，也更令人喜爱，再某种意义上，它比人更像人。

乔伊在两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状况的隐喻。首先，乔伊是我们对于完美的“物”的想象。乔伊是一台完全自主运行，发挥着和人一样的功能的机器，除了没有身体的事实在提醒我们它是一台机器之外，我们似乎看不出乔伊和真实的人类有什么分别。而“能够完美执行功能”，正是我们对于一个完美的机器的想象和要求。如同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所言：“机器人总结了潜意识在物的领域中的所有路径。它同时是人和世界的象征小宇宙……这是绝对的功能性和绝对的拟人主义间的综合。”拥有乔伊似乎代表着一种对于客观世界的完全征服——人类可以自己组织和协调出这样一种几乎可以替代人发挥功能、改造客观的物体，人类制造出一种完美的机器，但是这种机器又臣服于人。在对机器人的征服之中，人的权力和欲望得到了最极致的彰显。这种对于完美的、自行的机器的追求，似乎正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一点点成为现实。仅仅在一年以前，我们还无法想象我们可以和机器顺畅地讨论从哲学到编程的几乎一切话题，生成性的语言大模型将人机互动带到了全新的层面。如今，已经没有人会再以经典的“图灵测试”来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因为我们早已无法通过文字来判断屏幕背后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如今的时代，似乎是有史以来，我们最接近《银翼杀手》中那样拥有完美的机器人的时代。我们正在逐渐打造像乔伊一样完美的拟像。

另一方面，乔伊不仅是我们对完美的“物”的想象，它也在变成我们对于自己的想象。现代文明之中似乎没有给“非功能”的事物留下存在的空间。一切事物都应该是具有“功能”的，物体通过各种复杂的结构和联系，都是为了实现或者具体、或者模糊的功能：打印机是为了打印、汽车是为了更快速的运动、电脑是为了作为我们身体的延展，为我们提供信息、作为我们生产力的工具。因为“非功能”已经被取消了生存的合理性，所以即使是人，也必须作为“功能人”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不劳动者不得食”在现代被推演到了极致，人必须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功能，为其服务，才能够合理、合法地被接纳和承认。而像乔伊那样毫不出错、永远能够发挥功能、完美无瑕的状态，也成为了我们每个人奋斗追求、希望达成的目标。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制造出完美的机器，我们也正在将自己努力训练成那样完美的、严谨的机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成为了体系运作中的一部分，我们将自己拆解成各种功能的排列组合，在不同的场合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满足不同的社会期待、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持续运行、不出差错是被奖赏和鼓励的，而崩溃、出错则被看做是有害和需要纠正的。

通过对乔伊这个形象背后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似乎同时期待这两种事物：完美的机器、和完美得像机器的人。实际上，这都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否定和对于拟像的肯定。现实世界存在崩溃、谬误、丑恶，但完美的乌托邦里一切都应该运转自如，相互配合，甚至人性都应当更加丰满。这种想象建立在对于“功能性”，或者是被鲍德里亚称为“自动化主义”的的极致追求之上，从这种立场出发，我们导向的是一个拟像成为真实，而现实被否定和批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无用”存在的空间，但我们正在逐渐亲手打造这样的世界。

灵魂比肉体更宝贵吗？

仿生人是否和人一样具有灵魂？这是很多科幻作品关注的话题。《银翼杀手》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角度：记忆。在影片的世界中，仿生人在体力和智力上都比真正的人类更加出色，但是他们始终是人造的，只能接受作为人类的奴隶的命运。由于仿生人和真正的人类在外形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对于仿生人的识别只能通过一种类似测谎测试的“共情实验”进行，通过观察被测试者在共情能力上的反应，来识别他们是真实的人类还是仿生人。

“共情实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它引出了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的特殊性的思考：什么是人类独有的特性？当机器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和人类相比之时，人类的身份认同危机再一次出现了。《银翼杀手》中，有一部分仿生人因为被植入了完整的成长的记忆，所以虽然他们是仿生人，但是并不自知，他们甚至也能通过人类的“共情实验”。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影片暗示了这样一种倾向：人类的特殊性在于有共情和移情的能力，而这种共情和移情的能力是通过成长和经历过的经验而形成的经验逐渐形成的。

记忆和交往的经验构成了人类的灵魂。它们成为了在被机器的包围的时代中，人身上最可贵、最特殊的品性。在影片中，一个不自知的仿生人在共情实验中最终露出马脚的原因是她在回答“如果有蜜蜂飞到你的胳膊上你会怎么做？”时，不假思索地说：“我会打死它。”这种冷漠最终给了测试者判定她为仿生人的信心。这个故事实际上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中。比如说，加芬克尔对跨性别者的研究中，将跨性别者对自己性别的角色的扮演形容为一种“日常性的成就”。这是因为，她们在小时候其实被当做男性养育，也接受和习得了一整套有关男性的社会规范，而真正在进行变性手术之后，她们才开始学着“成为一名淑女”。她们不曾以女性的身份生活过，缺乏相关的经验，也就缺乏相应的规范。就像混迹在人类中的仿生人需要巧妙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样，跨性别者也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呈现出和自己表现出的社会角色相符的行为，这时候他们一边观察其他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细节，一边进行反思和学习，让自己也能够成为真正的“淑女”。

以上的例子说明，在从交往中获得相应的经验，并进行相应的反思的过程之中，人类身上最独特的部分，也就是“灵魂”，逐渐形成。但正如《银翼杀手》中的仿生人遇到的危机是不确定自己的记忆是不是被植入的一样，我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常常面对的情况是，我们不确定那些我们自认为是交往的场合，是否是真正的人与人的互动，还是只是我们面对空洞的符号，对自己的欲望进行同义反复？我们是否真的在和他人交往，还是只是在被这个社会所建构出来的符号所填充？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断言：“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所产生的眩晕。”从广告中、从媒体中、从社会生活中，我们实际上被灌输了有关各种物品背后的符号的意涵，我们通过不同人购买的不同品牌、对于时尚和商品的不同品味将人们划分成三六九等，我们并不是在跟人互动，而是跟这些被建构出的符号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具有那种因为反思而生成的灵魂吗？还是我们也只是像是《银翼杀手》中的仿生人一样，只是被动地被植入了像是记忆的符号和编码，由此感受到某种冲动和欲望，但是其实并没有认真地经过反思，也没有追问这些冲动和欲望，究竟来自于自己，还是来自于某种欺哄和蒙蔽？

当然，有一种更强的反驳，会说其实灵魂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如同福柯在《惩罚与规训》中指出的那样，现代世界的模型是全景敞视监狱，所谓的灵魂，只不过是权力技术在肉体上雕刻形成的产物。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驯顺而有用的肉体，而并没有灵魂的容身之处。福柯的看法地指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非常沮丧的现实：确定的、可改造的肉体，比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灵魂更加受到社会体系的青睐。但是这种青睐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某种虚无和空洞。如果把人仅仅删减为“有用的肉体”，那么人也丧失了之所以为人的最宝贵的一部分本质。现代社会给灵魂的空间也许逼仄，但是这不应当是我们心甘情愿地被减除灵魂的原因。如果仿生人都试图在交往和反思之中找到灵魂，那我们呢？

选择比压制更自由吗？

在《银翼杀手》的世界中，强力的镇压和温柔的消费构成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两种重要手段。一方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到像乔伊一样完美的、个性化的虚拟女友，另一方面，对于越轨行为有银翼杀手这样的顶级警察随时待命。这样的世界构成了对我们现实的一种隐喻。在表面上，社会似乎给予我们诸多选择，我们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而在实际上，我们的选择是被动地被社会塑造和整合的。并且，如果我们拒绝这种整合，那么整个体制也会与我们为敌，甚至调动起我们难以想象的资源来应对。

鲍德里亚通过对广告的论述，详细解释了现代社会中选择与压制的二重性。广告看似通过无微不至的对于我们需求的考察和体贴，给予我们无限的选择的自由，但在背后有一种真正的“命令式”，鲍德里亚如此描述广告中潜藏的台词：“您看,整个社会只是忙着去适应您和您的欲望。那么，您接受被整合于这个社会也是合理的。”这种恩宠和压制的主题，成为维持现代消费社会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的无限的选择权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选择权，因为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社会为我们的需要而服务的幻觉，但我们为之付出的是真实的时间、劳动和对于整个社会体系的服务和配合。我们心甘情愿地沉浸在这种选择的幻觉之中，内化了有关消费的规范和作用，此时，社会无需付诸暴力的镇压手段，就已经完成了对我们的统治和管理。

在《银翼杀手》中，对于自我的追求、对于无孔不入的社会体系的反叛是重要的主题。这种反叛一方面是公开的对抗，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整个消费体系的不服从。而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对于体系的反叛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可以被整合进体系的消费品，从而社会体系内化了对自己的批评和反抗，使得造反也成为了一种无伤大雅的“奉旨造反”。政治活动、游行示威、乃至有关反思社会体制的文化产品已经完全被商业化，人们参与其中，为之付出时间和金钱，获得的无非是一种反抗的氛围和情绪，而消费的社会体系并没有被削弱，甚至在我们对于这些反叛活动的消费中被加强了。

因为选择权被当做了一种天赋的赏赐，所以我们不再思考背后有关压制的主题。我们在自由的选择中感受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差异，由此感受到一种“个性化”的满足，然而，也正是通过这种差异化，个体被整合进整个经济体制之中。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种差异化，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我们可供选择的范围内，这些差异往往是无关紧要的边缘性差异——一件红色或者绿色的裙子在蔽体的功能上并没有不同；一套豪宅和一间老公寓同样能够遮风避雨。在功能性的意义上，所有的同类商品其实大同小异，但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不同的商品背后所附加的符号性的意涵，因为我们认同某个品牌的标志就代表着富裕、美好、幸福，所以我们用自己真实的劳动和时间，来换取这样的符号。这种选择的自由，究竟是一种被建构出的自由神话，还是发自我们真实的需要呢？

《银翼杀手》这部电影拍摄于1982年，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大规模兴起，人工智能还只是模糊的概念。在近40年后，我们重新回归这个影片，才感受到其中探讨的主题离我们的时代是如此之近。如今我们面对越来越智能的机器人，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体制，越来越被消费的符码所包围，在这种情境之下，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在何处安置我们的灵魂？我们有没有对这种看似自由，实则压制的体制进行超越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的答案依旧是开放的。

参考文献：

[1]博德里亚 J, 林志明 物体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238.

[3]福柯 M, 刘北成, 杨远婴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第4版.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4]Garfinkel H. Passing and the managed achievement of sex status in an “intersexed” person[M]//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2013: 5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