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无归处

“Do you know who killed JonBenet Ramsey?”

《童心无归处》该片叙事层层展开，脉络清晰，影片主要由演员试镜、讨论谁可能是凶手、搬演案发现场三部分构成。每部分内容由四类素材叠加组成: 1⃣️居民作为演员在现场试镜; 2⃣️居民讲述对案件及角色的看法; 3⃣️居民陈述个人经历; 4⃣️居民作为演员搬演案发现场情景。

剧中人以多重身份出现:试镜演员、熟悉案件的邻居、自我故事的当事人及讲述者、情节再现者。叙事的层次和人称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来回切换,时而是第一人称的当事人,时而是身份明确的旁观者,时而是搬演的表演者。从特定的视角去观察解读真相，人称和视点的交错,形成一个多元认识空间和立体认知层次,有利于观众在众多观点中形成自己的看法。

现实和推测交织，拼凑出JonBenét短暂的一生，留下的是给观众无尽的思考。

对此，卫报评价道：“这不是探索真相的电影，而是在这个媒体疯狂追逐残酷案件报道的时代下，对“什么是真相”所发起的挑战。事实容易被歪曲，剩下的只有“观点”
工作人员、摄影器材和摄影场景的镜头,不是为了叙述画面内容,而是作者在场的符号,是其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暴露的方式,增加了制作过程的透明性,同时在影片呈现中通过画幅比的改变区分采访与搬演，起到“间离”作用———避免观众把搬演当成真实。
此刻摄制组不是掌控一切无所不能的“上帝之声”，也不是蜷缩在角落静默的“观察者”，而是打开心扉同观众交流的“展示者”———对“自我”的存在不加遮掩,坦然呈现对影片的干预和操控。印证了“自我反射式纪录电影不要求我们洞悉纪录电影中的现实世界,而是要我们关注纪录电影本身:它的结构或表述过程”。

关于真相的浮生绘

自我反射式的呈现，将真实解剖给观众看。不仅看到现实，还让观众看到显示被呈现的过程。包括：摄像机的介入、文化观念的介入、意识形态的介入等，为观众打开一个对真实进行自我认知的无限空间。

这样的呈现形式让人看到1929年吉加·维尔托夫拍摄的《带摄影机的人》的延续,不仅用镜头记录了莫斯科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而且让摄影师、剪辑师出镜,交代了拍摄、剪辑等影片制作过程。

回顾纪录片的历史演进，是对于“真实”的执着与激辩。“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中无论主观元素如何深入渗透,真实性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核心。” 对影片真实性的不同看法,主要来源于创作者观念及主观介入程度的差异。“直接电影”侧重以旁观的方式观察和记录,极力弱化作者因素; “真实电影”主张制作人员大胆走到摄影机前,积极参与事件,挖掘内心真实。无论是等待事件的自然发生或是人为设计诱发催化事件，它们都非常强调最终得到的某种结果,至于是如何得到的相对而言显得次要。与之不同的是,反射式纪录片往往不以呈现某个结果为目的,而是兼顾过程的讲述,对影片进行设计、把控来强调过程真实。如果说前者是呈现“眼睛看到的真实”,后者是“亲身参与的真实”,那么反射式反映的则是“思考过程的真实”,
该片摄制的重心,不在于展现的内容,而在于以新的方式去展现事件;不在于对观众进行引导或宣传,而是在使用新方式的过程中,激发受众思考,对当下社会中的人们形成关照。

“何为真实？”引起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该片更为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对于传统纪录片创作中“真实”概念的挑战，抑或是对琼贝尼特案真相的调查，或是拨开大千世界人事纷杂的迷雾。保持对“真实”的省思，不至于困囿于迷雾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