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

评分：

6.0 还行

原名：Contagion又名：世纪战疫(港) / 全境扩散(台) / 传染

分类：剧情 / 科幻 / 惊悚 / 灾难 / 地区：美国年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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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09-29

传染病影评：从《传染病》影像风格解读“索德伯格式困境”

       无论对于热衷商业电影的粉丝还是追捧艺术电影的文青来说，在商业与艺术间寻求平衡点的《传染病》此番不仅无法左右逢源，更难免落得两面不讨好、“四不像”的尴尬下场。作为一个film geek，我十分愿意理解索德伯格，但是作为一个观众，我不得不坦诚地表达我对这种风格局限性的担忧。
                              ——题记

1。关于影评人对索德伯格的“求而不得”

    新浪潮时代的影评人亚历山大·阿斯楚克曾写道：导演是用镜头代替钢笔进行个人风格创作的作家。这句话后来成为电影评论史上著名的“导演主创论”（auteur theory)的铭文。而我素来认为，影评人是导演真正意义上的代笔者，即所谓“ghostwriter”。他们从导演们变幻无穷的光影语言中读取出其固有不变的内在创作风格和思想特质，并使这种隐藏于影像深处的抽象本质在自己的笔下得到具象还原。标签化与反标签化，类型化与反类型化，是影评人与导演间隽永隐秘而又妙趣横生的心灵对抗。当一个影评人从一系列微妙的镜头运动中捕捉到一个天才导演的灵魂，以锋利的文字将其暴露在阳光下剖析肢解，那感觉就如同一个幽灵猎人捉到自己心爱的鬼，兴高采烈地将她贴上自己的标签，关入玻璃瓶珍藏起来。

    好吧，我承认这是一种恶趣味。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史蒂文·索德伯格绝对是一个不受影评人欢迎的导演。其人作为美国影坛著名的“骑墙派”“变色龙”，常年游走在美国独立电影与好莱坞主流工业两种对立意识形态之间，身上兼具艺术导演的哲学锋芒与商业影人的圆滑通达，身份变换自如，是一个很难被贴上某种类型化标签囚禁的角色。从充满先锋和实验气质的戛纳获奖处女作《性、谎言和录像带》，到集合众多好莱坞一线明星的商业大片《十一罗汉》系列，索德伯格驾驭过的体裁横跨独立文艺电影、黑色电影、巨星商业电影、科幻电影、DV实验电影等各种差异巨大的领域，以其诡谲多变、难以预测的电影风格证明了自己素来是类型化的坚决抵抗者。在1999年接受《视与听》杂志的采访中，索德伯格向镜头彼端那些日夜端坐在cinematheque里故作深沉的影评家们发出了公开宣战：“世界上有两种电影人，一种有自己的固定风格，并使自己成为这种固定风格的奴隶。而我——则恰好相反。”如果影评人尝试以某种僵化的传统逻辑对“索德伯格的变态王国”发起进攻，多半会被其极端精神分裂的两极化电影哲学搞到陷入悖论的困境自相矛盾。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某些以优雅的思想家自居的学院派影评人，会在提到索德伯格这个名字时，以一种恼羞成怒而又欲求不得的怨妇语气咬牙切齿道：“好一个惹人爱的蠢秃头！”

    但照此说来，我倒可以为“无法定义的索德伯格”的新作《传染病》下一个有把握的定义：这绝对是一部血统纯正的索德伯格式电影，因为其不论是从剧情主题还是从制作风格上都充满了典型“索德伯格式困境”的意味，以至于许多影评人在观影结束后的不适感中大为纠结，批评其“定位不明，风格不伦不类”。

    由于国内观众尚无观赏这部电影的渠道，因此在中文版影评里，让我试图把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主题抛在一旁，单纯从技术风格的角度来解析“索德伯格式困境”在《传染病》中的体现。在我看来，这也是索德伯格新作此番广遭影评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2。关于《传染病》：他说，关于艺术和商业的战争，这一切都是意淫。

    从表面上看，《传染病》这部有着巨大商业野心的灾难电影是继《十一罗汉》后的又一场好莱坞巨星盛宴，集合了马特·达蒙、凯特·温丝莱特、裘德·洛、玛丽昂·歌迪亚、劳伦斯·菲什柏恩等众多当下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确实应了那句话：“连个打酱油的都是好莱坞人民的老朋友。”

    然而令众多影评人费解的是，就是在这么一部充满了快速剪辑、多重视角叙事、巨星效应等典型好莱坞元素，同时又在商业营销上气势如虹的主流电影外衣下，我们却匪夷所思地看到了独立纪录片“客观现实主义”的幻影。很显然，索德伯格在这部商业电影里运用了他早期拍摄独立电影的“伪纪录片手法”，运用冷静的长焦镜头、主观镜头、手持跟拍的“游击战”摄影风格，力图制造某种纪录片般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为观众造成“目睹并参与一场全球灾难性流行病的扩散过程”的真实心灵冲击。

    这种将好莱坞商业制作理念与独立电影文化杂交产生的奇异视觉风格，就是影评人戏称的“Indiewood”，它的出现象征了一个崭新的多元化杂交电影时代的到来，索德伯格自身也是这个时代的缔造者之一。1989年，年仅26岁的索德伯格与其风格奇诡的处女作《性，谎言和录像带》在戛纳初次亮相便横扫金棕榈。索德伯格以天才少年之姿在影界一鸣惊人，风光一时无两，而这部独立电影在艺术上的巨大声誉也使其成功打入主流商业市场。其发行公司米拉麦克斯（Miramax）的老板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改变美国独立电影命运的决定：在后期广告宣传上投入250万美元巨资，比电影本身的制作经费多出两倍不止。从此，美国独立电影的制作和营销理念日渐与主流市场接轨，“少立项，大制作，重宣传”成为行业规律。随着米拉麦克斯、新线两家实力最强的独立制作公司分别被迪士尼、华纳兄弟收购，好莱坞资金对独立电影业的侵蚀结束了独立电影与好莱坞形成分庭抗礼“冷战”模式的“黄金八十年代”。传统好莱坞模式与独立电影美学之间的界限不再“非黑即白”、沟壑分明。两个互为守望的世界从原先的对立逐渐走向统一联合。

    作为“Indiewood"时代的见证人，索德伯格的整个电影生涯就是在独立电影与好莱坞两种话语模式间寻求平衡的矛盾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脚在好莱坞门外，一脚在好莱坞门内”。在《性，谎言与录像带》的巅峰之后，索德伯格陆续拍摄了几部风格更具实验性的艺术电影，遭受的恶评使他的导演生涯一度陷入低谷。从其1998年主动向好莱坞示好并获得成功的商业电影《视野之外》（Out of Sight) 到2001年获得奥斯卡垂青的《毒品网络》(Traffic)，几部令索德伯格广受赞誉、咸鱼翻身的电影，无一不是如《传染病》般，由好莱坞理念与独立电影精神交媾而生的诡异产物。当坚持独立电影纯净性的八十年代已经远去，或许索德伯格“不愿受限于类型化”的坚持也可被视作大时代背景下，影人为保全创作自由而作出的某种妥协。

    然而，对于那些时至今日依旧在内心对独立电影保持一份尊敬的观众与影评人来说，在《传染病》纪录片式冷静追踪的镜头语言里忽然见到马特·达蒙有着影帝相的脸，以及那浮夸乏味、令人眼熟的工业流水线式表演，即使不会令人瞬间感到中了投机主义的圈套而怒不可遏，大骂“坑爹”，也多少会令人感到一丝荒谬的幻灭之感。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本就冲着好莱坞大片的感官刺激与明星效应前来观影的观众来说，强迫他们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放映中观看一部剧情平淡缺乏跌宕、叙事方式冷静疏离、画面质感粗糙阴暗，并且马特·达蒙、裘德·洛等人扮相灰头土脸、与路人无异的“伪纪录片”，也确实太强人所难了。

    无论对于热衷商业电影的粉丝还是追捧艺术电影的文青来说，在商业与艺术间寻求平衡点的《传染病》此番不仅无法左右逢源，更难免落得两面不讨好、“四不像”的尴尬下场。作为一个film geek，我十分愿意理解索德伯格，但是作为一个观众，我不得不坦诚地表达我对这种风格局限性的担忧。

    对于这两种影像风格彼此冲突所产生的违和感，即“索德伯格式困境”，索德伯格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对于这两种不同电影美学的融合和重塑是建立在“they are both fake”的共识之上，希望通过这种视觉对比产生的矛盾令观众重新思考电影的美学意义。但是很显然，很多时候观众想从电影世界中得到的，绝非一句“they are both fake"的真理。电影对于大多数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其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世界、逃避真理的途径。发生在镜头里的故事不是真实，却又在某种角度上令我们相信它胜似真实，这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得以在现代商业文明潮流下安身立命的根本生存之道。

    但如果世界的“客观现实”并非是我们的心灵所感知到的“客观现实”，那么索德伯格坚持将两种对立风格糅杂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视觉效应，亦有可能本就是这个善恶美丑混居的混沌世界的真实写照。我们所有观影者，不论是标榜自身艺术品味、追求“客观现实主义”的影评人，还是在商业电影的感官之美中寻求愉悦的广大观众，都在索德伯格的镜头前面临一个自相矛盾的困境：我们所希望通过一架摄影机看到的美或丑，其存在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又或者，其实我们根本无从分辨真实与虚假、美与丑。这一切正如博尔赫斯在《拂晓》中所写：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心灵的活动，灵魂的大梦一场，没有根据没有目的也没有容量？”，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个体的心灵世界，根本与他人与客观现实无关？

    当我作为一个影评人，通过镜头审视着索德伯格，我在潜意识里希望他也在通过镜头审视着作为观众的我，从而形成一种追捕与反追捕的心灵对抗。然而索德伯格这个不可捉摸的老鬼用他充满矛盾与悖论的影像风格令我陷入一种自我怀疑的虚无主义困境，从而失去了作为电影评论者自以为客观的狂妄自信。《传染病》开场不久，当我冷静地看着在镜头前一脸风霜痛丧妻儿的马特·达蒙，我忍不住想起十年前他在《十一罗汉》里跟在布拉德·皮特身后天真无邪的可爱小弟模样，我不得不瞬间作出了一个诛心的想象：镜头彼端，那个令人爱恨交加的秃头此刻正指着我们这群虚头八脑的所谓影评人笑骂——

     什么灵魂捕手，什么代笔人，我让你们再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