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是好的教材，可以一窥当代德国人对他们那段黑暗历史的精神分裂，包括本片在内的一大批作品，都是为了调适这种紧张，不致于发疯，在这个世界活下去。但是效果却是欲彰弥盖。以下有剧透。

主人公是个萌新律师，第一次接公家的活，替犯罪嫌疑人辩护，全是内部人，简单交待工作，却穿律师袍去，被前辈笑话。这一幕设计地很巧妙，律师袍是体制的象征，分不清场合，反而暴露小伙子尚未体制化，对工作，对法律还保有纯粹的信仰。这是为后面铺垫。

但他马上惊奇地发现，受害人是他的恩主。一家工业企业的大老板，热衷收藏老爷车，凡尔赛本凡。他从小在他家，和他的孙子女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在老爷车里为爱鼓掌。还供他上大学，读最贵的法律专业，才有今天。后面竹马怒斥他，没有我爷，你今天只能当烧烤店的伙计。

我始终没搞清楚这是什么关系，没有交待老爷和主人公的妈有关系，那样的话和孙子女也不能这么亲密。还是容克贵族的什么风俗，给孙子女找个玩伴，或者如同我国的旧士绅，赞助穷亲威的聪明儿子，光大本宗族。

不管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德国法律对于回避如何规定，又执行到什么程度，但是显然存在利益冲突，不适合担任这一职位。编剧显然意识到这个bug，让他一度表态退出，但还是继续下去。这么安排，金手指开地很大，是为了让主人公牵涉进个人感情，而不只是公事公办，体制的螺丝钉。

后面揭示了，这次谋杀是复仇，老爷当过党卫军，在驻意大利期间枪杀了嫌疑人的父亲。后来按照1968年的某法案，以职务行为脱罪。但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其所作所为根本不是职业需要，纯粹为发泄自己虐杀的欲望。主人公是老爷的镜像，同样有一己之私，不同的是，最后克制了私。当然这么安排刻意了。

另一个镜像是主人公在法学院的老师，跟他打对家，替受害人辩护。直接的戏剧冲突，全片的高潮，都是在师生之间展开的。老师在体制内德高望重，驾轻就熟，虽然口口声声信仰法律，但是私下交涉赶紧结案，让竹马来色诱主人公，并亲自登门利诱，已经在法律的边缘试探，还在法庭上说俏皮话，其实是缺乏尊重的，就是在玩弄法律。

并且老师作为实习律师参与了1968年法案的审议，也有个人的渊源。也曾经青涩过，和现在的主人公一样，但是对非法的法案保持缄默，顺理成章地浸染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体制的老油子。

这个故事有个正义的走向，主人公一再挑战即定程序，通过古怪的凶器，揭露嫌疑人的动机，这里有点推理元素，但还是利用开挂的优势，直接摸进老爷家取证。当老师用嫌疑人曾经申诉过，宣判无罪，暂时扳回一城，主人公最终在法庭上审判了老师，逼他当众认错，也审判了已死的老爷，以及1968年立法的高官们，这时多半也不在了。

尽管审判如此有力，但是编剧最后安排复仇者上吊，当然可以理解为他大仇得报，心愿已了，或者怀有负罪感，当年因为他无知指认，导致父亲被杀害。但是很显然这就让法庭，让体制逃脱了判决的尴尬。

因为按照现行法律，复仇者就是有罪，法庭无权撤销此前法庭对老爷的脱罪，更不用说1968年法案。但是戏都演到这份上，要这么判，观众不能答应。编剧就只能耍滑头，已经开了这么多挂，再多一根绳子何妨。本片一直不诚实，这是最鸡贼的地方。

最后的最后，主人公开着自己的律所，雇了办案期间结识的外卖小妹当助理，上班穿渔网袜，两个人很来电，暗示断了与名媛的关系，也没有上流社会的客户。主人公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虽然气氛很欢快，这个代价无疑是沉重的。

电影越高光，也就越不现实，正常人都会选老师的路。个人不可能对抗体制。但是这一类电影仍然执迷这种套路。他们的说辞是个人良心作主，其实是回避“(这国怎，亏总民，我陷思)定体问”。

1968年法案暗示上层有内鬼。在舆论场中，德国的认罪态度较好，以勃兰特华沙一跪为高潮，总被拿来与日本对比，也确实立法禁止一般纳粹成员任公职，但很多军政高层凭着旧关系，被招安加入新政府，1968年法案就有这些人的影响。

在更高层次上，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外围，纳粹是1929年大危机的产物，最初以“尊王(西方文明)攘夷(苏联)”的面目出现，一战前威廉二世鼓吹“黄祸”同理。纳粹为什么能够做大，主流叙事归因于西方的绥靖主义，被一战吓破胆，这种批评中隐含着开脱，实际上西方的作用远比这积极地多，与纳粹暧昧，苟且。只是不料被反噬。

纽伦堡-东京审判最大的问题，德日罪行确凿，但是其共犯没有得到审判，反而坐在审判台上。德国扮演了成济这样的倒霉角色，保卫司马氏，由贾充直接下令，杵死废帝曹髦，最后被诛的只有成氏兄弟。

苏联是抗德主力，消灭大部分德军，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系登陆摘桃子，占领德国大部分领土和人口。战后世界霸权在盎-撒系内从英国转至美国，战前德国是霸权的挑战者，战后则变成了附庸。黑历史也是一种控制手段。昔日共犯又凑到一起，冷战再次向苏联和其它“蛮族”发动进攻。就决定清算不可能彻底。

奥斯威辛是整个西方对人类犯的罪，实际上西方的光环早在一战就已经破产，靠阿伦特的“理论建设”修饰，锅全让德国背，“平庸的恶”，又让所有的德国小人物背，从而撇清了精英体制和西方，宛若白莲花。本片也忠实地执行阿伦特路线，塑造了两个小人物二元对立。

施密特指出，纳粹是启蒙的终点。纳粹和他们的法国先驱是同一种套路，或者说低配的启蒙。《三体》的术语是思想钢印。有人会争辩他的思想钢印比别人更高级，但只要单方面打钢印，就像《庄子·胠箧》的道理，人们把财富锁在箱子里，只能防小贼，大盗整箱劫走，反而提供了方便。

从阿伦特的论断推出，还是要启蒙，向个体灌输“平庸的善”，培养本片主人公这样的好孩子。这就是现代性的死循环，总是用麻烦制造者来解决麻烦。并且结尾揭示，这个体制没有好孩子的容身之地，这就是伪善和愚忠了。

尽管德国的跪姿很端正，但只要西方没有反思，且一直反思到启蒙，就不是反思，而是逃避和遗忘。启蒙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仍然是个美好的字眼。

这一类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辛德勒的名单》，但是在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看来，是部拙劣之作，“把劫后余生看作胜利是绝对荒唐的。”用中文语境的一个术语，丧事喜办。各种泪点，黑白片嵌套红衣小女孩，结尾变彩色，全是好莱坞套路。

最近的一部《波斯语课》也依托刻奇的设定，纳粹军官没有别的求证源，不学语法，只学单词，以及犹太人记忆力超群的刻板印象。和主人公都是为了保存2840个名字的工具人。在更高层次上，观众都被“文化工业”物化。这也是一种启蒙，但不是为了建设理想国，而是票房。

不只历史题材，表现小人物都天然正确，问题在于这种表现往往碎片化，也就是刻奇的。难的是表现小人物与世界的联系，特别是现代世界，影响命运的力量往往来自远方，一块屏幕塞不下。

这个问题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行业剧怎么拍。这方面的典范，是山崎丰子的《白色巨塔》。《游浪地球》的饱和式救援一反好莱坞孤胆英雄的套路，更接近现实，同时照顾到个体。也是所有科幻作品共同的命题，如何通过人物的活动，带出与现实歧异的世界设定。

或者更抽象地表述为，电影是一种话语权，存在制约与自我制约的问题。当我们自以为在呈现现实的同时，遮蔽更多的现实，可能是更重要的，尽管不是更具戏剧性，感官冲击力。这里面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