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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乔纳森·罗森鲍姆
译：LiM
我不能说我已经是一个绝对的斯派克·李粉。他在造势上的天赋有盖过作为编剧、导演、演员天赋的趋势。并且，对于公众而言，他在电视商业上的知名度，要比他的《稳操胜券》（1986）《黑色学府》（1988）这两部作品还高，这也表明他非常善于两头跑，也导致对他的工作进行评价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概括而言，他是一位黑人电影人，最开始的两部作品都是全黑人班底，而这些事实使得他在某些方面会被高估，但同时在其他领域又可能会被误解和/或低估。
《稳操胜券》这部仅用12天和17.5万预算就完成了的作品，带有某种真诚——主角可爱的表演、精力充沛的对话以及欧内斯特·迪克森出色的黑白摄影。但其中那个极其强势的女同角色欧佩，被设计得让人没来由的讨厌，而那些轻快的情节以及单面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如此——使整体显得单薄，以致电影刚结束，有关它的记忆几乎已消散得无影无踪。
《黑色学府》显得更有野心：它所处理的主题更宏大（故事发生在亚特拉大的一所黑人大学里，讲述校园当中无常的政治分歧以及各团体之间的差异），风格上也更大胆——试图以一种音乐喜剧的方式结构整个主题。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电影大胆的意图与实际达成的效果之间存在着差异。尽管内容毋庸置疑的新，但不得不说其音乐有欠打磨、缺乏激情，全片没有重心、缺乏连贯性，导演层面和笨拙的剧本都让整体看起来漫不经心。
尽管有这两部在先，也让人意想不到《为所应为》所取得的质的飞跃，后者轻而易举地成为了今年迄今为止最好的美国电影。事实上，这是到夏天以来唯一尊重观众的电影，它让观众进行思考，同时它丝毫没有放弃去娱乐和启发观众。笼统地说，如果《稳操胜券》是为了风格而牺牲了内容，而《黑色学府》是为了内容而牺牲了风格的话，《为所应为》轻而易举便将两者融会贯通了。
《为所应为》将所有行动都框在了一个街区的某个炎热夏日上，它融合了斯派克·李在前两部作品中所做过的尝试；影片对于角色上的处理标志着他已经踏入专业之列。这部影片当然是复杂的，将种族主义的各个方面都包含在了其中，没有一点傻呵呵的自满，也没有像《密西西比在燃烧》那样的道德主义——自视高人一等；这是一部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的电影，它设法凭借一系列思考与理解去观察整个社会过程。
影片成功的关键在于辩证地呈现了整个街区的左邻右舍，它拒绝将影片的视点限制在任何单一角色上。斯派克·李在影片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叫穆齐的比萨外卖员，其核心地位要甚于他在《稳操胜券》和《黑色学府》中的角色。但穆齐的观点不等同于全片的观点——事实上，影片题目“为所应为”对于每个角色而言有着不同的意味。和《黑色学府》里的“半品脱”一样，穆齐逐渐步入影片主要冲突的十字路口；正如同斯派克·李自己，他在街头的两边来回穿梭，成为辩证法原则的生动体现。但他不再凌驾其他角色之上，成为影片观点的代言人。
整部影片讲述了一个个小的种族事件是如何积攒起来，最终导致暴力的发生的，一连串看似没有情节的事件，实际上被有意识地、紧凑地构建了起来。显然，影响着冲突进程的三个最重要的黑人角色——虫仔、收音机和笑仔——都属于黑人社区的边缘人。他们的牢骚都颇有道理，也都某种程度上被街区比萨店的老板萨尔、被他种族主义的儿子，或者被他们俩给刺激到了。
严格来说，《为所应为》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这个事实与影片的策略同等重要。李对他选择讲述的这一块地方了如指掌，其中许多邻里角色看似都直接取材于生活，例如口吃的笑仔，整天坐在路边对来往行人指手画脚的三个逗趣的事儿爷，以及大市长和希斯嬷嬷这对老年旁观者。但李用了大量电影的方式来解释了这一切；他对于这个民族社区的描摹有助于电影的设计，但又绝非面面俱到。他其中一个对于现实主义异想天开的背离，出现于表现一些报纸标题的平移镜头中。《纽约邮报》高呼“哦吼！”，而《纽约时报》却在说“是的，更热了，更闷热了，你就要疯了！”，这些花言巧语似乎更像是《特克斯·艾弗里卡通》里的怪点子。
已经有评论家指出这部电影里没有毒品和对毒品的暗示。毒品也没有出现在李的前两部作品当中，《稳操胜券》甚至在片尾演职员表中列了一个标题：“这个电影没有卷发！！！没有毒品！！！”李已经很正当地指出过，没有人会想到去批评一个发生在华尔街的电影里面没有毒品：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要求经常带有双重标准和隐蔽的情绪。（值得一提的是，《为所应为》的摄制组为了为期八个周的拍摄，设法关了街区中的非法毒品交易所。正如当地居民在圣克莱尔·伯恩那部出色的纪录片《制造<为所应为>》当中提到的，没法保证在摄制组离开以后，毒品贩子不会——或者没有——重新开张。）
影片的辩证结构以及非写实手法从一开始便被强调出来。电影开始于主要角色之一的缇娜伴随着公众之敌的Fight the power而起舞，这几乎是整个故事设定的录音棚版本。缇娜分别穿着拳击手服装、红裙子和蓝色紧身衣进行舞蹈。这种明目张胆的非写实元素，始终是一个隐含的参照点，贯穿整部影片，但又没有贬损电影主题的真实性；它仅仅是一种提示，让观众们去设想其与所发生事情之间的联系，一种经过思考和分析而得出的联系，以及情感上的联系。
影片辩证式的结局也同样如此，它结束于两段切题的引言：其中一段来自马丁·路德·金，申明着暴力的不可行性和非道德性；另一段则来自马尔科姆·X，阐释着自卫的可行性和“智慧”，两段引言紧跟着两个黑人领袖的合照出现，而这张合照在电影情节中起了关键作用。尽管这样说有些过于轻描淡写，但有一对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忽视：缇娜开场戴的是“代表”马尔科姆·X的拳击手套；而当她开始穿上更能“代表”金博士的中产阶级服装时，她的舞蹈也不再显得那么好斗。当缇娜穿着红裙子和蓝色紧身衣时，她开始变得越来越像穆齐的妹妹婕徳。婕徳有一种跃升的趋势：她在萨尔的比萨店里被尊重，被像女皇一样对待，较之其他片中的黑人角色，更为接近中产。而缇娜——这位穆齐的女朋友，以及他儿子赫克特的母亲——则像是更为激进的工人阶级，愤怒且无常，甚至比穆齐更难以被中产阶级所同化。影片对两边都带有辩证的警惕和同情，使得它显得极为饱满、信息量极大——它不在阶级之间、不在金博士和马尔科姆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对一切他们所可能说出的话表示理解和欣赏。
这种对照模式在影片中俯拾皆是。萨尔的两个孩子也在比萨店里工作：皮诺更令人讨厌，是个种族主义者，而维托则显得很贴心、也很讨人喜欢；他们构成了他们父亲人格的两个方面。街区的两家店隔着一条街道相望，即萨尔的比萨店和韩国人的杂货店——两家店的主要客人都是黑人和西班牙人，而两家店却又都不是由黑人和西班牙人经营的。影片主要的一场争辩便是源自萨尔的名人墙——这个餐厅客厅的名人墙上挂满了知名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照片，而黑人的照片并没有包含在内——虫仔觉得这事情不能忍，这件小事导致了最后暴力的发生。而为了保持影片主题的复杂性，当地DJ爱爹爹先生也展现了自己的“名人墙”——在自己电台秀上念出一连串备受尊敬的著名黑人音乐家和歌手的名字——尽管并未暗示它与萨尔的名人墙之间的联系。
个体角色的地位和行为也辩证地发生着改变。大市长刚出场的时候，在黑人社区里的地位是最低的，而影片对这个魁梧的酒鬼做了深情的处理，就好像拉乌尔·沃尔什的《草莓金发》（1941）里的艾伦·海尔那样。但大市长在几乎快被碾过的情况下救了10岁男孩的生命，使得他逐渐成为某种类似于社区里的父权意识和精神领袖的角色。大市长与希斯嬷嬷之间暧昧的罗曼关系也是这种情况。在影片中，两个白人警察对当地黑人十分残忍和严厉，而在此前的一起种族事件里，他们却又表现得相对温和与宽容。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而他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而第二次则是作为笑料出现。”《为所应为》的一个极为聪明的组织原则，就是将马克思的辩证公式进行了翻转——哄骗观众们，让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很直给的喜剧，使得尾声的灾难显得更有力量——因此一开始显得胡闹的事件逐渐演变成了悲剧。
整个事件的辩证之处在于，当要理解这一天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时，斯派克·李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也没有要求我们去偏袒任何一方。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对皮诺和穆齐抱有同样的同情，但确乎意味着他更为清楚和客观地看待他们俩。《洗车场》（1976）也是一部由黑人主演的影片，这部影片便相对轻巧，它满足于把白人角色降格为一种看似多情的刻板印象——而实为一种讽刺，借此狡黠地对大多数好莱坞影片中的处理方式进行了反转。《为所应为》则完全避免了种族刻板印象，并慷慨地让所有的角色都适得其所，同时又没有忽略任何人的缺陷。
不同于阵容更为豪华的《纳什维尔》（1975）——歌手布兰达·李曾称其为“一幅辩证地非现实拼贴画”——斯派克·李的电影基本话语中剔除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嘲讽和陈词滥调。《纳什维尔》最为陈腐的地方就是那面美国国旗——“真实”意味着将其多元的视角事无巨细地归纳进来。它把国旗镶进了演职员表当中，仿佛使其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与其说是在做最后陈述，毋宁说是某种装腔作势的表态。在《为所应为》中，与这个设计相应的是马尔科姆与金博士合照，但斯派克·李不是将其视为结束，而是对话的开始。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是在被抢掠、掏空、烧毁的比萨店墙上，当时笑仔正怀抱着胜利但又同时带有悲伤的心情将它贴到了上面。而当它在引语后再一次出现时，它便成为了未来与过去的移动象征。
正式的辩证法被混合进斯派克·李的构图、摄影机运动以及剪辑当中。一个宏大的上升镜头从爱爹爹先生的收音机基站处上移（疑似有误，作者似乎把开头的和结尾的两个上升镜头混在一块了，译注），其嗡嗡声在社区中漂浮，如同希腊合唱团的旋律，而这有利于强调他的信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相比之下，一个快速的、漫画式的特写镜头展示了几个人物对着摄影机喷着一些有关种族和民族的绰号，整个编排得像是一段音乐，而这十分唐突地将社区割裂成了一个个孤立隔绝的单元。（穆齐：“你个意大利鬼，一身大蒜味、挂着比萨意大利面、维克·戴蒙、佩里·科莫、不会唱歌的帕瓦罗蒂”皮诺：“你个大金牙、金链子狒狒、吃着炸鸡和饼干的猿猴、狒狒、大屁股、快佬、跳高佬、投标佬、扣篮佬、圆头仔、铲子头”）在短暂的社会环境交代后，便是一段简短、任性的幻想段落——所有角色都被困在一个隔绝的地方，无一例外——而间段的剪辑段落则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也强化了他们的孤绝。
此外，斯派克·李在用运动镜头描绘与用反角度剪辑描绘的社会冲突之间做了显著的区分。在整部电影中，收音机都戴着他的那印有“爱”与“恨”的指节铜环在大摇大摆地闲逛，用他的大音炮反复放着“Fight the power”。在一个情节当中，他遇到了几个西班牙裔正在用他们的音炮放着拉丁音乐。他们在各自音乐的音量上较起了真，而收音机的离开才使得紧张得以舒缓。整个僵持过程中，镜头在音炮和其主人之间来回往复，斯派克·李凭借这个围绕整个事件的长镜头指出，无论收音机和那群西班牙裔有多么不同，他们也始终共存于一个空间当中。而到了那场高潮的种族事件，穆齐被几个朋友所说的话所激因此展开了行动，这个场景被一个单一的广角镜头记录下来——这个镜头与《全金属外壳》里对士兵进行电视采访的镜头十分相似。这两个例子，连同收音机基站向上移的镜头，都在暗示着运动镜头所描绘出的一副不间断的交流的景象。
但当冲突不再仅仅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而与种族沾上了边时，斯派克·李开始反复在敌对双方之间切换镜头，将他们孤立于一个个被分割的镜头和画框之中。在高潮处，包括收音机在内，都将敌人框在了一个孤立的倾斜角度镜头当中，创造了一种空间的不均衡感，也暗示着不再有什么对话可言，全都乱成了一锅粥，在这个空间当中，镜头形成一个陡峭的坡度，两派人都在向下滑——尽管他们滑向了不同的方向。
斯派克·李风格化的调度并不显得太过程式化和不自然；其中大部分都被整合到各自的戏剧场景当中，得花些功夫才能将它们从各自的段落里梳理出来。倒是也有些段落显得捕捉和做作，而其原因在于那过于着急、令人分神的音乐——由导演父亲做的配乐几乎弥散全片。问题不在于音乐本身，而在于它所发挥的功能往往是多余的。奥西·戴维斯与鲁比·迪在门廊的交谈已经足够动人，不需要再加上好莱坞式的弦乐，奏出史蒂芬·福斯特的那种矫情曲调；而在穆齐和萨尔之间的最终交谈插入一段音乐，更是有些画蛇添足。鉴于斯派克·李的下一个作品《爵士风情》与爵士音乐家相关，希望他能够明白如何更收敛地使用音乐。
除此缺陷之外，《为所应为》没有走错任何一步——尽管它所描述的动作也不过是整个社区无数的小错误积累起来的。在影片所构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对有错，它引人发笑，又让人落泪；而在街区的两头来回穿梭的斯派克·李，他目睹了一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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