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我有罪

评分：

6.0 还行

原名：Find Me Guilty又名：老大无罪 / Find Me Guilty: The Jackie Dee Story

分类：剧情 / 喜剧 / 犯罪 / 地区：美国年份：2006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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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1-19

判我有罪影评：判你无知

如果你是一名导演，考虑到影众和影评人挑剔的胃口，又希望拍出与众不同的佳片，你将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拍出鸿篇巨制，让影众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从而引发对伟大的赞叹，另一条则是，拍出与众不同的思想，既足以挑战影众的价值观，又在不露声色中与他们可被利用的人性暗暗契合。导演们深谙此道，因此我们看到很多片子，试图对某些曾被社会价值观判成铁案的罪恶做不一样的解读，而且往往是以为其张目和代言的面目出现。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相信毋庸赘述。我只需要特别点出，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的终极阶段，即普遍伦理道德阶段，是普遍伦理超越社会规范和法律的阶段。
美国文化中会对于那些可以上升到社会价值高度的特质大加赞扬，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比如义气、比如基于人性本善的无罪推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辩方律师一直在渲染团伙成员怎样的爱他们的家人，强调嫌疑人是与陪审团一样的有着家庭观念的人；指责污点证人的背叛行为，使陪审团对证人产生厌恶。而法官则对嫌疑人关心有加，仿佛他们是清白的良民。但有亲情、讲义气、自我牺牲，就可以从事黑帮活动、倒卖毒品吗？奇怪的是，陪审团无视了嗑药的污点证人的证言，却宣判造成毒品泛滥的嫌疑人无罪。我不得不感慨，感性真是太容易被利用了。到这里为止，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所谓的普遍伦理道德阶段，已经为某些罪恶所用，成为荫庇它们的幕布。
而在中国却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对照科尔伯格的体系，中国显然曾经处在社会制度与良心维系阶段，但感谢党，我们目前已经螺旋式上升到了最低级的惩罚与服从阶段。此处与本文主旨无关，暂且不表。）
同样的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备受推崇，但是区别也相当明显。关爱家人这一点，中国文化走的更远，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关爱自己的家人，也同时关心别人的家人，所以我们不会以牺牲别人的家人为代价，去赚取肮脏的钱。而更大的差异在于，由于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权，所以我国的家庭成员的亲密感似乎不如美国那么纯粹。如果在我国儿子以贩毒为生，坐牢受审是常事，父母更可能将包括自己和整个家族与儿子的犯罪捆绑在一起而引以为耻，而不是像片中的父母一样坚定支持。
中国文化对义气的理解也上了一个台阶，变为侠义和忠义。从韩非子“侠以武犯禁”之后，侠义就必须同时接受国法的监督。我们愿意为一个义字披肝沥胆，也同时接受仗义附带的后果，乃至慷慨赴死，重义轻生。既彰显了义字，又遵从了社会规范的约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金庸还在《射雕英雄传》中将“侠”字做了一番更高的论述，变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因此中国的义字较美国人有更宏阔的眼界，其高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相对来说，香港黑帮片中的义气，与本片则更为类似。
在法律的执行方面，中国文化则与西方差别极大。西方法律的出发点是人性本善的无罪推定，如果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有罪，就认定无罪。而中国法律的（实际的）出发点则是人性本恶的有罪推定，所以办案的方法不是警方寻找证据证明有罪，而是嫌疑人要自证清白。这正是大量的刑讯逼供、冤假错案产生的温床。若是在我国，那个忽然心脏病发倒地不起的老头估计立刻会被加上抗拒、演戏的定论。
这样看来，传统的中国文化似乎较美国文化更为优越。“勿以纵释有罪为仁，使良法不行。”我们不至于在嫌疑人和律师的一通煽乎之下丧失理性。我们不会出现嫌疑人在一通煽情之后，在法庭上庆祝自己无罪释放。如果有人高呼判我有罪，那他一定是个顶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