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评分：

2.0 很差

原名：河西走廊又名：HeXi Corridor

分类：纪录片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5

简介：《河西走廊》是一部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联合出品，北京伯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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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8-18

河西走廊影评：蒙古与西藏的关系——从《河西走廊》中的阔端与萨班谈起

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
1247年，萨班和阔端在凉州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两人为蒙藏关系史上的拓荒者。
蒙藏两族的最初交往得益于藏传佛教。正如乌力吉巴雅尔所概括，假如蒙古族和藏族都不崇信佛教，那么，在历史上他们的关系或许是以另一种情形发展。
以佛教为纽带开始的两个民族的来往，特别是格鲁派出现之后，以宗喀巴为旗手，以达赖、班禅为精神领袖的藏传佛教的共同信仰下，两个民族找到了相互利用、彼此照应的契机，共同建立和培育了特殊的关系。
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族起了重要作用。不懂蒙藏关系史，就无法弄清西藏是如何统一于中国的道理。
西夏被蒙古灭亡后，蒙古的统一战争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继续进行。成吉思汗的孙子，即窝阔台之子阔端经略西夏故地河西凉州，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以探虚实。1240年多达那波返回凉州向阔端报告西藏的情况说，噶丹教派的寺庙最多，达隆教派的僧戒律清整，止贡教派的京俄大师最具法力，萨迦派的班智达学问最高，并请阔端选邀萨迦派首领萨班到凉州商谈西藏归附蒙古事宜。阔端接受这一建议，命多达那波为信使前往藏区邀请萨班。1246年萨班等到凉州，次年与阔端在凉州白塔寺会谈，达成吐蕃归附蒙古之协议，与此同时，萨班向阔端讲授藏传佛教教义，阔端接受藏传佛教及灌顶仪式。
在蒙古诸王中，较早接受藏传佛教并确立其在蒙古思想统治地位的是忽必烈。在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时，萨班的随行八思巴就初会忽必烈，并授以喜金刚法。1251年，忽必烈受命于蒙哥经营汉地，次年经藏区攻大理，与八思巴会晤，洽谈藏传佛教宗派首领与蒙古皇室关系。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一家灌顶。1254年，下诏保护后藏佛寺，宣布八思巴为上师。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主持释道辩论，八思巴作为佛教代表对佛教获胜起了重要作用。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一释教。1264年，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八思巴按蒙古制在西藏设置万户、千户、百户，建立税赋制度，由国师提名报请朝廷任命地方官员，仿照蒙古怯薛制度建立宗教领袖的十三种侍从官职。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在西藏形成了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统治。通过藏传佛教的联络和沟通，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从而也使蒙古集中力量实施对南宋的战争并赢得了胜利，为蒙古最终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条件。
自阔端始，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等蒙古汗及诸王率先接受灌顶，不能不是他们内在的一种需求。
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藏传佛教继西夏之后又得到了新的保护，而且随着统一战争的步伐有了一个大力扩展的环境。各教派高增得以云游各地讲经传法，聚集弟子，并为诸王子弟将臣讲经说教。
萨班生活的时代，青藏高原地区正处于分裂混战时期，各地的王公贵族、诸寨酋帅们为着各自的家族利益，“迭相雄长，不存王臣之分”，彼此角逐，互相斗争。同时，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并先后派生出许多佛教流派分支（如噶当、噶举、萨迦等），他们形成割据势力，互不统属。世俗利益结合神权斗争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几乎构成了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历史中心。这就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诚如藏人福幢所言，王权递减，如冬日之溪水；十善王律，如腐朽之草绳；藏民福分，如油尽灯昏；政事利乐，如虚空虹散；恶劣行为，如恶的暴风雨之来袭；善良意愿，如夜梦之消失。”此时的中国内地，自唐朝崩溃后，历经五代十国、宋、辽、金长达三百多年的发展，到13世纪初叶，也仍是群雄并竞、地方政权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与中国内地及青藏高原地区不同的是北方草原的蒙古军事势力迅速崛起，建立起强大的蒙古汗国，并在此后不断地向四方扩张势力，先后灭亡西夏、金国，大有统一中国之势。
阔端与萨班的会谈，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于大蒙古国的条件。因此萨班写了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其主要内容有：意识叙述了蒙古人对佛教的敬重和对自己的优先。而是向西藏各僧俗首领晓以归顺蒙古的利害和必要性。三是声明蒙古已经授予萨迦派代其管理西藏的权力。四是详述归顺蒙古的条件。五是开列向蒙古纳贡的贡物清单。经过商谈，西藏地方各政教势力达成一致，接受双方达成的条件。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正式建立了政治关系。使蒙藏两族间的密切交往不断加强，将中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三大地区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1251年，托雷的长子蒙哥即位称汗，蒙古汗国的汗位继承人便由窝阔台系转至托雷系，漠南汉藏地区的统治权也从窝阔台系的阔端转归蒙哥汗之弟忽必烈。随后，忽必烈向萨迦派教主发出“愿见之”的邀请。同年，接替萨迦班智达而成为萨迦派新教主的八思巴与忽必烈首次会见于六盘山。忽必烈十分喜欢年仅十七岁的八思巴，二人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之后，忽必烈的正后察必也以宗教的礼节礼拜八思巴，这就更加太高了八思巴的地位，且为以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以及中原内地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路径。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帝，便立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忽必烈的这一举动，不仅增加了国师八思巴的荣誉，赢得了吐蕃僧俗的拥护和信任，同时也为以后历代元朝蒙古皇帝所效法。这对以后的西藏萨迦派法主兼领世俗政权的政治制度，影响极大。
蒙古皇室为了笼络藏族上层贵族以巩固在西藏的统治，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扶植和利用萨迦派款氏家族外，同时还与款氏家族结为姻亲，互为舅甥，以婚姻的手段来增强藏族对元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