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刃出鞘

《利刃出鞘》是由导演莱恩·约翰逊编导的悬疑电影，影片围绕一个杀人案件而展开，背后隐藏着一条关于移民问题的隐线。

影片的核心剧情：作为专业护理人员的女主玛尔塔，告知自己的护理对象作家哈兰，因为自己的疏忽，药物注射错误，作家只剩下十分钟的生命。在这段期间内，既没有解药，也来不及呼叫救护车，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避免作家的死亡。

如果死亡的真相曝光，作家所钟爱（具体是哪种爱，其实并不重要，但是这种感情，毫无疑问，当然属于爱）的女主将会承担严厉的法律责任，她的母亲作为非法移民也一定会被牵连遣返。而且，作家本已立下遗嘱把所有遗产交给女主继承，如果此事曝光，女主也将会因为直接导致作家死亡而丧失接受遗赠的权利。

在上述这种背景下，作家选择当着女主的面抹脖子自杀的方式来掩盖被药物致死的真相，帮助女主脱罪。

以下是分析：

基于上述的剧情，我们来分析一下，导致作家自杀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女主在法律或者道德上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从剧情上来看，导致作家自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

一、作为专业的护理人员，女主基于自己错误注射药物的行为已经对作家给出了确定的判断，作家基于这个判断确信自己在十分钟内“必死无疑”。

二、基于“必死无疑”的前提，作为女主的“守护者”，作家对如何结束生命进行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并最终选择了为爱而献生。

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无需为他人的自杀承担法律或道德责任。但是，如果一个人实施的不当行为导致他人自杀成为一个高概率事件，而没有其他阻断性的因素切断这种不当行为与自杀二者之间因果联系的，那么，这种不当行为的施加者，就应该对最终的自杀结果承担责任。

例如：医生由于疏忽大意将一名绝症病人的报告和一名一般患者的报告弄混，告知这个没有绝症的患者仅有三个月的寿命，最终导致病人跳楼自杀。

在上面这个案例中，医生将原本没有生命危险的病人确诊为即将死亡的病人，因其不当行为使患者陷入了极端的错误认识之中，如果没有其他阻断性的因素，医生毫无疑问应该为病人的自杀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如果出现了其他阻断性的因素，比如，病人此后又去其他医院进行了复诊，发现诊断错误，已经排除了自己绝症的可能性，但是却发现自己的老公与人偷情，一气之下，选择跳楼身亡。那么，医生自然不会因此承担责任。

然而，如果新的因素，并不是阻断，而是仅仅是加重了自杀的可能性，那么原先的不当行为也不应该因此免责。例如，病人从医生那里得知消息后，确信自己三个月之内必死，从医院回家时刚好撞见了老公偷情，一气之下，选择跳楼身亡。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偷情的行为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杀行为的概率，并没有阻断误诊事件导致产生的危险状态，因此医生仍然应该承担责任。

那么，偷情的丈夫和第三者是否应该对死者的自杀承担责任呢？当然不应该，因为“发现偷情”与“选择自杀”之间，并不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发现偷情之后最有可能的选择是争吵或是离婚，而不会让一方的生命出于高度的危险状态。

结合影片中的情况，事情所有的起因在于女主在注射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药物时，没有按照标准规程，仔细检查药品名称，导致用错了药（在发现吗啡瓶空了以后，女主并没有发现“药已经被调包了，事实上反而是用对了药”，而且一再强调此时的男主是必死无疑，可以知道女主此时确定注射的就是错误的药物），这毫无疑问属于医护人员的重大过失。

基于上述的重大过失，女主得出了作家十分钟内无可避免必将死亡的结论。

作家在了解了各种方案（一没有解药，二来不及叫呼救救护车）均不可能避免他的死亡后，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其他选择，此时的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死变得更有价值，仅此而已。

女主曾试图拨打过医院电话，而被作家阻拦。但是在一个住满了人的房屋中，只要她坚持大声发出呼救声音（影片中已经交待，楼上发生动静马上就可以引起楼下作家小女儿的注意）绝对可以得到相应的救援，但是女主最终还是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利益，放弃了呼叫救援。也就是说，因为女主的行为使作家生命陷于危险之中，无论在道德还是在法律上她都有义务去施救，但是女主故意且主动的放弃了履行这一义务。促使女主放弃呼叫救援的，不单单是作家的阻拦，更重要的原因是女主对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

这是女主第二次严重违反职业规程和法定义务，如果说注射药物时违反规程客观上阴差阳错的“救”了作家，这次违反规程则毫无疑问地直接“害”死了作家。因为只要女主大声呼救，必然惊动家人，注射失误的真相便会大白，作家此时再自杀便没有任何意义，必将送到医院检查，此时就可以发现作家并未中毒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不论客观上“是否注射了足以致命的药物”，女主放弃呼救和隐瞒真相行为的主观心态都是在逃避罪责。而当她了解事实真相（自己注射的药物并不能使作家死亡）后，更应该明白，客观上是自己没有履行呼叫义务的行为直接导致作家的死亡。

作家的孙子兰森故意偷换药物，意图假借女主之手杀掉祖父，毫无疑问是谋杀，但因为作家并非因药物而死，所以兰森属于谋杀未遂。

如果女主所有的程序都要按照标准严格操作，她会真正地将吗啡注射给作家，并在出现症状后按时呼叫救援，此时可能无法挽救作家的生命。但是这种情况下，她既没有主观谋害的意图，客观上也没有不当的操作，仅仅是作为他人的“杀人工具”，不会因此承担责任。当然，这个需要一定的证明工作，但是在客观的真实世界中，我们当然应该假设客观事实能够被调查所取得的证据所还原，否则法律制度就无需存在。

总结一下，女主因为疏忽而违章注射，使作家陷于认定自己必死无疑的境地。此后，女主又因为故意放弃履行施救义务，失去了断绝作家自杀念头的机会，在这种前提下，作家用自杀的行为保全了女主和女主的一家，从作家而言，这种决定既伟大而充满人性的光辉，无可指责。

女主前期的两项义务中，无论女主履行了其中哪一项，都可以避免作家的自杀，但是她都没有做到。

因此，作家的自杀与女主的前期因疏忽而导致的注射错误和后期因故意而放弃呼叫救援的不当行为与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综上，女主应该为作家的死承担法律责任，并因此丧失获得遗产的权利。

退一步，从道德上讲，即使其他人都不知情，女主自己也是明确知道是自己害死作家的。如果她有良心，有基本的道德感，出于道德上的愧疚，完全可以自动放弃继承所有财产，或至少在接受全部遗产后，留下足够让自己家庭衣食无忧的一部分后，将剩余的财产归还死者的家属。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却仍然堂而皇之地以主人自居，继承了所有的财产，搬进了作家的房子，并“请走”了所有的死者家属，这种行为就实在是缺德了。

片中最为可怕的一点是，女主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如果仅仅因为“无知”并缺乏道德感和自我批判意识就可以变得“无辜”，那么对那些真正反思自己过错的人将会显得非常不公，这绝不会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而更可怕是，绝大部分观众，甚至是作者本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并不复杂的逻辑背后，如此明显的罪恶。

影片之外

让一个毫无愧疚，反而觉得自己无辜的杀人者去继承被杀者的全部遗产，并赶走被杀者的所有子孙，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剧情？

这就是目前欧美所面临的时代背景。

除了作家的生死以外，片中隐藏的另外一条线索围绕着外来移民问题而展开。

女主是合法移民，但是奇怪的是，她的母亲却是非法移民，这似乎暗示着移民政策的改变，又或者说女主本身原先也是非法移民，但是因为来美国比较早，身份已经合法化，而她的母亲也计划重走女儿的道路。

关于移民，作者的子女中也隐藏着几派主张，女婿莫里斯主张严格地反对非法移民，既然有法律规定，那么任何“非法”的行为，当然应该禁止，这是不言自明的，这一派姑且称为“严选派”。小女儿乔妮则代表了另外一派的观点，认为应该用爱与和平的观点来宽容对待这些外来移民者，并指责莫里斯的观点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和强烈的双重标准。她说“如果移民来的是瑞士人，美国街上都是瑞士人而不是墨西哥人，那你们肯定不会这么说”，这一派我们姑且称为“爱心派”。

这两派观点其实正是特朗普时期，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主流观点，特朗普反对非法移民，而他的反对者则称他为“民族主义者”。

两派的观点其来有自。

坚持爱与和平的“爱心派”基于从二战后西方国家形成的优势心态，以普世旧价值的观念，以上帝垂怜万物，同情弱者般地看待移民问题，把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奉献爱心的场所，用来解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他们代表的通常是社会的上层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从利益上讲，他们已经或有机会享受社会上最好的资源，外来移民不至于影响他们已经享受到的蛋糕或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从价值观上来讲，他们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进行谴责和反省，同情弱者和苦难者，认为自己的国家通过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抢劫和掠夺达到了今天的成就，愿意以赎罪般的心态来欢迎全世界各地因为压迫、战乱或者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迁入的移民。

而“严选派”的立场更偏向于社会的中间阶层，一般是实际从事一线生产活动的普通人。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对于他们而言，是切实的生存挑战。

新移民更能忍受低工作报酬和长时间工作，即使法律规定了最低的工资标准用以维护人的基本生存尊严，但是这些移民往往可以接受比法定最低工资更低的标准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导致原先从事相同工作的本土人只能降低对自身的标准，才能适应新的竞争。可是，不论本土人如何降低标准，实际上都很难与新移民去进行竞争，因为新移民想要的只是“活下去”，而这些本土人希望的是“体面的生活”。

例如，在具有自传性质的卡通电影《伦敦一家人 Ethel & Ernest (2016)》中，就反映的类似的情形，主人公生活在30年代的英国，其本职工作是一名送奶工，妻子是全职太太，但是依靠勤奋努力的工作，他们仍能够承担起一座体面的独立住宅和几个子女的成长支出，得到社会的认可，有尊严的生活。欧美国家50、60年代的老电影中，作为主人公的往往都是这种平常普通的老百姓，通过勤劳踏实的工作，挣得社会的尊重，度过并不大富大贵但有尊严的一生。

而九十年代以后的文艺作品，则充斥着一夜暴富的幻想，这背后反映的就是时代背景。

新移民（特指各类难民、非法移民）的涌入，导致实际最低工资的下降，原先比较稳固的由蓝领劳动人民形成的社会中坚，被迅速挤压。相比于剥削难以驯服的美国本土工人，资本家可以选择在亚洲建厂，与当地的工人合作，或者去剥削那些刚到美国的新移民。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华尔街和华盛顿自然赚的盆满钵满，但是对于一般的劳动人民而言，想要维持有尊严的生活则愈加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切身利益受到伤害的人们自然会对移民政策提出意见，而在西方的体制下，这种意见自然会转化为政党和议员代表的主张，进而对法律政策产生影响。他们主张限制“非法移民”，当然包括那些明确违反法律，采用偷渡，非法滞留等方式产生的移民，但是根本上是为了限制那些可以不计成本代价而要留在西方发达国家，从而降低实际社会最低工资并瓦解社会共识的外来人群。

在“爱心派”与“严选派”的论争中，“严选派”是往往是基于所谓的“个人利益”。在这个动辄就要谈到世界大势、爱与和平的年代，很容易被冠以“狭隘”“偏见”甚至是“懒惰”的标签。而“爱心派”竖起道义的大旗，看问题则概念化而抽象，将事物简单性归纳为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加害者与受害者，忽视了很多客观的实际情况，也忽视了一个国家、族群长久的切实利益，所以常被冠以“易怒”“肤浅”的标签。

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恰逢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报复措施，而对加沙地区发动地面攻势的时候。欧美各个重要国家的首都此时此刻都爆发了数十万人规模的游行活动，绝大多数支持巴勒斯坦，甚至是哈马斯的行为。在游行过程中，伦敦、华盛顿的市内各个著名雕像（类似于我国孔孟、关羽、岳飞）都被罩上了象征支持阿拉伯的头巾，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出来清扫这些头巾时还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

游行的参与者大部分是伊斯兰文化族裔，也有很多人属于以上所称的“爱心派”人士，他们认为以色列窃取了属于巴勒斯坦的土地，而对当地人民施暴。对于他们而言，这一观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家也是通过暴力和掠夺而来，他们的财富和领土都应该归还给印第安人、黑人或其他他们认为受到压迫的族群。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反思的都是那些傻乎乎的西方人，没有看到一个阿拉伯人出来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

而这也许就是影片中作家哈兰的心态，在经历了多姿多彩的一生后，他觉得满足了，觉得自己是上帝，拥有绝对的能力去施舍去寻找救赎，临死了，最后要再次游戏一把人生。

对于子孙，哈兰在优渥的环境里供养了他们大半辈子，等到了他们五十多岁了，基本丧失独立能力的时候却要“断奶”，剥夺他们的工作和遗产，这已经不是在“纠正错误”而是在处刑了。

就好比圈养了十年的宠物犬，野外生存能力几乎完全没有，而且老弱多病，突然有一天主人大发慈悲之心，要还它以自由，放生到原始森林中。这种行为，中国人称之为“不教而杀谓之虐”。

而作为外来者的女主马尔塔，对自己害死作家的行为全然没有任何反思，也像极了目前绝对政治正确背景下的在受害者“绝对正确”的语境。

西方人正在失去他们引以为傲的道德能力和是非判断能力，而这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基础。我们从小学到现在，西方文明制度产生于西方的特殊“民情”，并不适用于全世界。而西方的基本民情是什么？最基本的民情就是民族和文化基础，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交相辉映，而以保守主义作为主流的文化传统。可是这个“民情”似乎正因为人口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正在逐渐变化。这不禁令人怀疑，这些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很多对“西方文化”抱有刻骨仇恨的“西方人”还是那群曾经创造出推动世界进步的伟大力量的所谓“西方人”吗？也许只有当西方民主制度真正成为一个历史古董的时候，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才能重新发现他们的价值，亦如毁灭掉的罗马一样。

只是不知道，它是否还有重新启动的机会。

当房屋的主人（也象征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正要把整个家族的遗产全部以爱的名义赠送给一个看似“无辜”实则“无知”完全无法觉察自己罪恶的外来者时，作为“爱心派”的小女儿乔妮肉疼了，他们恳求外来者能够“还给”他们原有的生存空间，“严选派”莫里斯们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硬，他们除了扯开嗓子空吼两句，或者不疼不痒地威胁一下，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到大局已定时，他们遵循了西方的传统法律底线和道德，灰溜溜地离开了父辈留下的房产。

唯一一个奋起反击的是从始至终都抱有强烈“内外之分”观念的“种族主义者”“美国队长”兰森，可是久疏战阵的他，在关键时刻，竟然已经无法分清哪把武器才具有真正的杀伤力。

这也许就是整个西方文明此时此刻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