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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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原名：Neruda又名：流亡诗人聂鲁达(港) / 追缉聂鲁达(台)

分类：剧情 / 传记 / 历史 / 犯罪 / 地区：智利年份：2016

简介： 1948年，凭借智利共产党支持而上台的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与共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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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2-14

追捕聂鲁达影评：我来自空白的页，正寻找墨的黑

聂鲁达在《诗歌总集》“逃亡者”（1948）的开篇诗章：
在深沉的夜晚，在整个的生活，
眼泪滴在纸上，换着各种衣裳，
这些压抑的日子里，我行走，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在明净的时刻，
在寂寞的繁星之下，
我穿过城市，森林，村落，港口，
从一个人的家门口走向另一个人的家门，
从一个人的手转向另一个人的手……

我有幸于1985年购得翻译大家王央乐翻译的《诗歌总集》（上海文艺版），自此已被翻得不成形，书页存有微虫蚊迹，见证了那些流逝岁月的循环四季。尤其是其中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在最初的几年，我甚至能背下来。从《大地上的灯》《背叛的沙子》到他致敬惠特曼所写的《伐木者醒来吧》这一系列长诗，由此形成了聂鲁达独创性的语言。

聂鲁达的诗汪洋恣肆，比喻极为奇特，诗句清澈、磅礴又瑰丽，想象力可谓无可比拟，难有人及。诗的天空对于他来说，是无界的，永恒的。当然，读到这样赏心悦目的诗，这要归功于王央乐的翻译，我以为就西班牙语诗歌翻译来说，还无人可以超越。他所译的《西班牙现代诗选》（湖南人民版），也是我常看常新的诗集。

无疑，聂鲁达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就象他自己说的“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

执导过《神父俱乐部》（见我影评）的帕布罗·拉雷恩的这部《追捕聂鲁达》（2016），用警督佩鲁·索尼奥的画外音，截取了聂鲁达1948年1月后这一年的逃亡的历程，用一种喜感的方式再现了诗人那段逃亡过程及其不堪心灵史。但除了逃亡事件本身，其它倒不能视作聂鲁达的真实传记，电影本身即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性再创造。

影片一开始就有聂鲁达朗诵他二十年前写的情诗《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至此，在拉美大地上，可以说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无人能及。虽然博尔赫斯对他多有微词，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犹如一盏耸立于拉美大地上的明灯。

另一部表现聂鲁达逃亡历程的电影，是由迈克尔·雷德福执导的《邮差》（1994），呈现他逃亡后前往意大利南部的小岛生活，故事主旨却是讲述他作为鼓动者，给单相思的邮差狠狠地励志了一把，让他写诗给那位美丽姑娘，终让邮差抱得美人归。但这个故事本身则是杜撰的。因为聂鲁达真正逃亡的历史则主要是在他的祖国智利。

另外，对于影片《追捕聂鲁达》中聂鲁达的扮演者显然不能要求过高，要是与法国著名演员菲利普·诺瓦雷在《邮差》中的嬉皮类比，否则就让我们难以入戏。菲利普·诺瓦雷的演绎可谓最经典化的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形神兼备，达至一个化境。

在这有必要回顾一下诗人的简史：1948年1月6日，聂鲁达在议院发表演说，后来以《我控诉》为题出版，2月3日，智利最高法院下令取消聂鲁达的议员资格，2月5日，下逮捕令，聂鲁达转入地下，写作《诗歌总集》。直到1949年2月24日，在南方横越安第斯山，才得以秘密离开智利，前往巴黎后，又至苏联等国。聂鲁达曾于1951、1954、1957年三次访问过中国，与诗人艾青多有交集。1971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23日在圣地亚哥去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聂鲁达的诗是伟大的，政治上则是幼稚的天真的，这个必须得厘清。当他反抗一个独裁时，这无可挑剔，但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却期望在智利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点很雷人。也许他对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人祸还浑然不知，他不知道斯大林已于三十年代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乌克兰发生了大饥饿，无数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远放于萨哈林岛……显然，诗人只是沉浸于自己的激情想象之中。

当他被追捕开始时，他让友人向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诸如毕加索等30个名人大咖发出求救信本身，即说明了他所反对和拥护的乃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悖论，殊不知如他的政治主张，往往是打倒了一个独裁又扶起来了一个新独裁。从他逃亡过后前往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浮光掠影的游历，说他是政治幼稚病也不为过。

当然，影片不会讨论这些，只是诠释巴勃罗·聂鲁达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号召力，在智利这块土地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追捕他的警察头目佩鲁·索尼奥也终被聂鲁达深深的慑服和感化。在安弟斯雪山他呼唤着聂鲁达的名字，响彻群山，这预示着追捕他的失败以及独裁制度的没落。

任何情境下的聂鲁达都是乐观豁达的。即便在逃亡过程中，他还在逛妓院跟他诗中所说的姐妹们嗨皮同乐。追捕中，他可以抱着街头的行乞者，他甚至给警察留下小说《动物园里的女人》来戏弄警督佩鲁·索尼奥。但佩鲁索·尼奥是一个热爱艺术和诗歌的人。他带着300个警察追击聂鲁达及其党羽。他的父亲是智利前警察局长，子承父业，赴汤蹈火，也是其职责所在。

但当他追捕到聂鲁达呆过的妓院，他却说他是妓女的儿子。这其实是整个南美堕落的被殖民历史的不雅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对此描述更是比比皆是。聂鲁达跟女干部在用餐时的对话颇有意谓。如果他被逮住，他将在牢里呆上541天。但他诗里的人民都在帮助他，哪怕从荷兰请来的妻子玛丽娅在电台上的声明，也是一反常态的支持他，他不再是她口中的骗子和花花公子，而是一个非常诚实和热爱生活的人。身边的佩鲁·索尼奥自责毁于跟她的劈腿。

走到哪，哪里就是他的人民，因为巴勃罗·聂鲁达就是拉美人民的代言人。苏联作家爱伦堡回忆聂鲁达曾说过“人们会说：此人过去和现在都很走运。这不说明任何问题。聂鲁达从未选择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也许爱伦堡受时代的局限，对于聂鲁达有点理想化了。可贵的是，相伴聂鲁达二十年的女友迪莉娅则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这位阿根廷的女人给了他无尽的慰藉。片中正是迪莉娅跟佩鲁·索尼奥的倾谈，才得以转变他的思想，对于聂鲁达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她深知他的确是一个花花公子和爱逛妓院的男人，甚至当面取笑他喜欢“性交、犯罪和暴力”。但她始终爱他，并以他为荣。

何谓人格分裂？当她跟聂鲁达说让我们造人吧，他却不能进入状态，说要出去散步，其实他是跑到妓院寻欢作乐。所以我说他反对的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犯幼稚病和矛盾的地方。毕竟聂鲁达是人不是神，这正是影片可取的地方。

影片的艺术化真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当他斥责身边的保卫者时，他的眼神透露出独裁者的特质。这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真正建立一个保障人权、自由的民主制度，他所高扬的理想极可能是埋葬他的坟墓。还是那句话，靠有能耐的人不如靠好的制度。

片中他最后的逃亡印迹，攀爬于纯净又高耸的安第斯雪山，苍鹰见证了群山沉默，汹涌而来的是人民的呼声。就诗人的整个人生来说，他的理想印迹是单纯的，饱满的，也是茫然的。
正如他在“逃亡者”一诗中最后所写的：
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透寂静，
死亡，牺牲，阴影，冰雪，
突然掩盖住种子。
人民好似被埋葬。
但是玉米回到了大地上。
它的无坚不摧的红色的手
冲破了沉默。
从死亡中，我们再生。

激情澎湃的诗人，政治幼稚病的巴勃罗·聂鲁达，逃亡过后的他完全脱离了一个伟大诗人的轨道，行走于世界反美的大联盟中，思想越来越苍白，只是到他晚年才有所思考，这是混沌的不清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反抗本身的伟大，更不会妨碍我们对于他的诗歌的热爱和高赞。他说过“我来自空白的页，正寻找墨的黑。”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能把世情看得如此通透的胡适之，谁不是这样懵懂地走着路，又有几人能看得清前方的光明大道呢。

2017、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