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

1996年1月19日，刁爱青的一部分尸体被发现。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南京警方几乎动用的全部力量，大规模排查了以南京大学为中心的区域，被侦讯人员从教授到屠夫，从医生到厨师，覆盖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可最终，罪犯依旧逃之夭夭，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依旧是一起无头悬案。

这起二十多年前发生在金陵城的碎尸杀人案，大概是近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悬案之一。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起案件的阴谋论依旧沸沸扬扬，以此案为原型的刑侦作品也源源不断。在互联网传播的过程中，不断有好事者对案件信息添油加醋，以至于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嫌疑人，都严重偏离最初的形象，案件本身因此扑朔迷离，离真相也愈来愈远。

本文的主旨在于客观地记录事件，因为无论谁的手里，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手资料，也都没有匹敌刑警们的专业技术，倘若只凭借着网络上捕风捉影的资料来推测真相，实在是有些自取其辱。所以，我想以一个正常的视角，回顾这起已经传为都市传说的金陵悬案——“南大碎尸案”。

刁爱青是个出生在苏北农村家庭的老实孩子，羞涩内敛、相貌平平，复读一年才考入南大的“信息管理系现代秘书与微机应用专业成教脱产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成人教育班。

1996年的1月10日，刁爱青请了假，理由是身体不适，一个人留在宿舍休息。对大学生来说，用生病当做托辞翘上半天不喜欢的课，实在算不上什么特别的事儿，这是大学生活中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一天。直到傍晚，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同宿舍的舍友使用了大功率的违规电器被宿管抓到，作为舍长的刁爱青被连带着受到批评。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本不值一提，却成了埋在刁爱青命运中的草蛇灰线，也是一幕谋杀惨剧的黑色序章。

刁爱青因违规电器连带着受到批评，故而在晚饭后独自一人出去散心，这样的老实孩子受到委屈后并不会有什么激烈的情绪反应，只会将所有的负面情绪一股脑放进肚子，自我消解。出门前，她将自己的被子铺开，似乎代表着去去就回的意思。刁爱青最后被看见的地点，是在紧靠着南大鼓楼校区的青岛路，刁身着红色外套，一个人在青岛路上川流的人潮中散步，表情也和平时的模样无异，这也是除了真凶外，刁最后一次为人所见。

她就像南京深冬的雪，融进了深邃的夜，再无踪迹。

1996年1月19日的清晨，金陵尚在寐梦，天空薄雾朦胧，一场大雪，盖住了黑色的街道，北风呜咽，倾诉着血色的罪恶，街面清冷，只偶尔两三个行色匆忙的路人，披着寒气和碌碌风尘踱步而去，除了扫街的女工，谁也注意不到垃圾桶边的黑色提包。

华侨路的扫街女工一手擎着扫帚，一面端详着垃圾桶边的提包，提包是旅行包的式样，使用痕迹很轻，不像是废弃物。女工抬头左右望望，想着或许是别人不小心落下的行李，见街面清冷，四下无人，遂拉开拉链，想看看能否通过物品确认主人身份。

包里又是另一个袋子，一只紧扎的黑色塑料袋，塑料袋表面干燥，包内也并无异味。女工伸手解开塑料袋，吓了一跳，袋内赫然整齐码放着肉块，肉块切面平整，肉皮微微发白，有水煮痕迹。女工转念一想，此地尚处金陵闹市，人来人往的，应该没什么大事。“大概只是不新鲜的禽肉罢”，女工这么想着又扎紧袋口，连着提包拎回家了。

几小时后，女工正在清洗捡来的肉块，发白的半熟肉静静躺在汩汩的水柱下，不带一丝血色的水顺着地漏流向地下。忽然，顺着清洗肉块的盆沿，忽的浮起三根浮肿的手指，手指粗大发白，表皮因泡水溃烂，指甲已完全脱落，见到此状的女工几乎晕厥过去，强忍住恶心拨出了报警电话。

不久后，警察到场带走了背包与尸块，并确定为人类身体组织。随后几天，在南大南边的大锏银巷、华侨路工地、小粉桥、南大天津路校门、南大体育场、南大汉口路医院、水佐岗以及龙王山（江北，距离市区距离很远，需要过桥）等处也相继也发现尸块。与尸块一起发现的证物还有黑色提包，用来包裹尸块的床单，但遗憾的是在这些物品上都没有提取到凶手留下的痕迹。

警察根据尸块总结出以下信息：

• 尸体被残忍肢解，头和四肢被较为锋利的刀顺利地斩下，骨架在关节处被刀斩断，导致骨肉分离，骨头和肉被分开包装丢弃；
• 内脏（包括子宫等）完整没有遗失，头颅与部分内脏与沸水有过接触的痕迹，呈现被煮过的状态；
• 从骨头上取下的肉，被细致地切割成零碎的块状（不是片状）大约2000块左右；
• 肉块与骨头有规律地被放置在包里，肠体组织有规律呈直线型排列在包的底部，有颗粒状排泄物溢出。

我读过一个叫做《中国大案录》的系列，书中主要摘录八九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大案要案，由于当时侦讯技术落后，监控手段薄弱，杀人分尸、连续抢劫杀人等骇人听闻的极端案件数量极多，比起此案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案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不仅因为它是一件悬案，更因为其作案手法绝无仅有。据统计，尸体一共被煮熟切成两千多块，切割精细，切口平整，剔骨利索，码放整齐，凶手有熟练的分肉手法和不俗的心理素质，在分尸过程中，凶手刀刀冷静，并没有因为自己犯下杀人重罪而有一丝一毫心理负担，与其说是在杀人，不如说他在进行一场艺术创作。

在网上搜索本案相关的新闻信息，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在当时尸体辨认阶段遇到了困难，原因出奇的一致——“因为DNA技术刚刚进入中国不久，水平还很低”。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阐明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开辟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虽然该技术迅速渗透到医学、农业研究等各个方面，可直到1985年才被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教授应用于法医物证鉴定，每个人的DNA与生俱来且各有不同。而我国是在1987年将DNA检测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到案件发生的时候，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不存在刚进入中国不久水平很低这样的说法。比如1998年12月13日，王万明在准备对一名女性进行强奸伤害时，女性反抗逃脱后报警，凶犯在警民合围中被抓获，最后凭借遗留在犯罪现场的DNA匹配一锤定音，确定了他就是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作案52起，致20人死亡的杀人犯。

这些完全是不加调查想当然的说法，中文互联网上充斥着这种毫无依据不负责任的文字信息，如今想要获取准确可靠的信息如同大海捞针，可悲可叹。难以辨认死者身份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当时没有建立一个拥有庞大DNA信息的数据库，尚未入库人员的DNA信息就算被解析出来，也无法进行精确匹配，只有有过采集记录的人员才能够通过DNA比对确认身份。

本案的受害人刁爱青从未被采集过基因信息，所以DNA技术也无法通过基因库中匹配其身份。最终，法医只能通过尸体的肌肉纤维组织与内脏等部位的生理特征，判定死者为女性。恰巧此时南大保卫处上报了一起在校女生的失踪案，根据尸体的身高以及年龄区间，警方高度怀疑受害人就是失踪学生刁爱青。

1996年1月20日那个漆黑的雪夜，六辆警车来到住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市沈高镇的刁家，连夜把一家人接到南京，他们被告知家里的小女儿刁爱青失踪了。

在南京华侨路派出所，刁爱云和丈夫郭春华被单独安排在一间会议室里，会议室的大黑板上写着“1·19碎尸抛尸案”。黑板上图文凌乱，其中一处标注着“新街口”。接下来的几日，南京城内陆续发现多包碎尸，警方经过排查，确定其皆为同一被害人——刁爱青。

随后，警方向家人告知了刁爱青遇害的情况，家人提出想看最后一眼，被一位公安局领导劝阻，“他说太残忍了，办案的警察都不敢吃肉。”警方通报称尸体被切成两千多片，头颅也被煮过。

1996年1月21日《扬子晚报》的认尸告示上写着：“1月19日，我市发现一具无名尸体，女性，20岁左右，身高1.6米左右，体态中偏瘦，眉毛较浓，右面颊有一黑痣，右耳垂侧有一绿豆大小的黑痣。”

刁爱青的右脸上有颗痣。

在乡下，老人们把这叫“苦痣”。

据刁爱青母亲说，她还曾留心问过，“爱青，你耳朵上怎么有颗痣？”

“这样，你好认我啊！”刁爱青说。

事发后，南京全城展开了一场大排查。据《法律与生活》此前报道，当年南京警方发动“人海战术”，几乎所有的警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起案件。根据作案手法，警方曾一度认定凶手的职业是医生或屠夫，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重点排查。

据当时参与调查的警察回忆，“凡是在抛尸现场出现过的人，比如说垃圾箱，只要倒过垃圾的人，我们都会逐一进行排查，当时确实很紧张，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嫌疑人，生怕漏掉每一个线索。根据凶手抛尸的地点以及相关调查情况，我们推测凶手应该就住在大学校园附近，而且很有可能是骑自行车进行抛尸。”

最近在微博刷到一位博主对那个年代警察办案过程的描写，用在这里实在合适：

如果你要写中国警察，那就不能写ta“身怀绝技”“破案奇才”，而是要写日复一日的走访、年复一年的卷宗、每一个午夜惊醒的梦魇和档案室永远点亮的那盏台灯。

最近在看《他是谁》，一部悬疑刑侦剧，从第一集看还原度真挺高的，可能看这部剧的人都会对翻垃圾山、摸排水沟这两个片段印象深刻。有人曾经和我说，觉得当警察办案都是威风八面的，不知道他看到这里还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用科技发达的现代视角看90年代办案，无疑是举步维艰的。现在，我们在实验室里用技术手段就能很迅速地锁定凶手，但在当时却因为没有技术而显得无比困难，只能靠着警察们一步一步地走访、一遍遍翻卷宗，寻找蛛丝马迹。印象很深刻的是档案室里那一幕，张译饰演的卫国平，能够通过观察队友的影子指导他找到要找的档案，甚至在哪一页都能说的清清楚楚，可见他在这里泡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本《松桃往事》，案件发生在杭州，距离端午节还有5天的时候，一家六口被灭门。当时负责的警察们为了躲避白天最热的时候，每天天不亮一人一顶草帽，一瓶矿泉水，一户一户地走访调查，为了对比指纹，他们分为七个组带着现场指纹照片，分别赶往全国10省的71个县，进行对比调查。锁定的嫌疑人躲进了既不通手机，也没有电话，车也开不进的大山腹地，专案组只能靠着双腿步行，每天都在天将黑时出发，翻越大山蹲守嫌疑人。

大山里的基本都是苗族，他们那边的习俗是不管干啥，进门要先喝一碗将近60度的包谷酒，不然就没得聊。走访的警察每次都是喝完这家扣着喉咙吐出来，再去下一家，不然坚持不了三家就倒下了。

那个时候真的太难了，没有技术，条件艰苦，交通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不可否认现在的刑侦技术和便利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警察完成办案，但是如果要说全归功于它们，那我一定是持反对态度的。

警察并没有金手指，无论是八九十年代的警察还是现在的警察，都是要根据一条条线索，抽丝剥茧，大胆假设，细致推敲，才有可能锁定嫌疑人。

技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警察本身。

微博：马拓

前文提过，本案发生后，南京开始了一场大排查，前前后后排查的男性嫌疑人达到数万人，当年金陵全城也不过400万人。排查人员从医学院老师到小饭馆老板，从变态收藏家到肉铺子屠夫，从熟人好友到路人居民，可以说将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了，遗憾的是，依然没找到犯罪嫌疑人，被调查的人都能提供确切的不在场证明。

不仅是嫌疑人，连第一现场现在至今都没有找到。

前年，南医大雨夜强奸杀人案破获，靠的就是当年在案件的第一现场提取到的嫌疑人麻某留下的DNA，二十八年后才能通过基因筛查捉住他，这既是巧合，也是必然。然而，刁爱青分尸的第一现场至今都未找到，尸块也都经过特殊处理，凶手抛尸时也是雨雪天气，现场痕迹被雨雪破坏严重，因此一丝一毫关于嫌疑人的证据都没能发现。当下的先进技术在此案面前也正应了那句俗语，“英雄无用武之地”。

由于案件久未破获，网上根据此案臆想出的凶手从最开始的吸毒犯、文青小说家到现如今的邪教献祭团、器官摘取师，越传越邪乎，越传越离谱。实话讲，我对这些的博眼球的“真相”嗤之以鼻，无非是受到一些犯罪电影和悬疑小说影响，无端幻想出的妄言，著名的“白银市连环杀人案”在破获前，网上也都是类似的疯言疯语，没一个靠谱的。

在“白银案”侦办的十几年里，网上也流传着无数耸人听闻的都市传说，有说凶手是某位大人物的，也有说是一个变态团伙，还有说是很多人互相模仿作案的，然而真正的凶手高承勇，只是一个小学小卖部的老板，普通到甚至没法将他与变态连续杀人案关联起来的中年人。被改编成《杀人回忆》的“华城连环杀人案”，所有的目击者们对杀人凶手李春宰的描述都惊人的一致——“一个普通人”。

说回案子，南大碎尸案的凶手，也绝不会是什么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也绝不是什么算尽天机的邪教团，他或许有着什么特殊的职业，又或许有着变态的兴趣爱好，但他那张脸，一定普通地让人看不出异样。在案发的南大青岛路，凶手藏在人海之中，匿在灯火之下，寻找着消遣的猎物，他看见了那只身着红衣的青涩小鸟，跟上去，用罪恶的双手卡住了她的喉咙，在冰冷的地下室里，捏碎了她十九岁的灵魂。

“日子照过，事情不说。”刁爱青的事成了刁家的禁忌，没人会提。但它就像扎在肉里的刺，尖锐而顽固。有时正看着电视，偶然换到警匪片，全家人就会陷入沉默。

“网上说这说那，其实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多年来，网络上每隔几年就会掀起一场“南大碎尸案”的破案潮，畸恋、重金属音乐、吸毒者等词语出现在网友的猜测里，这个原本普通的苏北女孩被演绎得愈加虚幻。

热帖被疯狂讨论后，发帖人又被众人怀疑，引得警方介入调查，最终证明不过是闹剧一场。

悲观地说，南大碎尸案大概已经等不来迟到的真相了，极端点说，犯人极可能已不在人世，当然，也有可能罪犯早被绳之以法，这起恶性案件只是他罪恶一生中的小小插曲，凶手早因为其他证据确凿的罪案锒铛入狱，甚至被枪毙或老死在了狱中也说不定。这样的假想或许能给等待二十多年真相的爱青一家一点点慰藉，也给茫头无绪的案件一个浅浅的分段号。

感谢那些在二十七年里依旧不放弃缉凶的刑警，感谢那些在特大案件里牺牲的基层民警。正义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有意义。

这世上不会有不停的雨，无论怎样的黑暗，总会有迎接光明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