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法案

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中说到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生活在充满谎言的处境里，而谎言就是暴力、就是暴政，那我能说出真相而让蒙冤的人获释吗？

她对这个问题的知觉来自于易卜生的《丑小鸭》。《丑小鸭》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篇安徒生童话，几乎没有人没看过或者不知道这个故事，而易卜生对这篇童话进行了重新理解和阐释，思考了“真相的重量”这样一个问题：当丑小鸭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只白天鹅的时候，她能否承担这种真相的重量？

其实这和波伏瓦所关注的境遇还是有所不同，童话里的丑小鸭并非因为谎言的暴政而被蒙蔽了自己是一只白天鹅的真相，而是更加类似于启蒙运动时期，或者我们的清末民初时期，当人文主义和人本思想被提出被创造，当群己权界与三民主义被传入一个未开化的世界，所导致的新鲜意识的产生。当这样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人们应该是像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一样，激动而且努力地去拥抱这些新概念、去施展羽翼的。

但是波伏瓦所说的，是长期生活在谎言世界的人们所无法承受的真相。如果要向这样的人们揭示真相，很可能导致的不是他们的觉醒，而是构成生活全部支撑的信仰的崩塌，而崩塌之后又无法获得新的有力的扶手，从而堕入深沟，甚至自我毁灭。所以波伏瓦的结论是，应该首先创造一种处境，要让真相变得可以忍受，使个人在失去幻想的同时，还能在他的周围找到希望的理由。

波伏瓦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这么一对夫妇，他们坚持要在一个城堡里居住，如果人们不能成功地说服他们，让他们产生居住更体面房屋的欲望，那就应该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如果他们有了孩子，情况可能就变了。父母的自由将对孩子造成危害，而孩子是未来，是自由，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利益。

我觉得这个例子就是《儿童法案》这部电影的完美诠释。其实影片中这个宗教的世界，并非彻底的谎言世界，但也并不是一个未开化的世界，只能说就是那个“城堡”，这对夫妇以及其他的很多人，就是坚持要居住其中。但是他们有了孩子，现在这个城堡和父母居住其中的自由对孩子造成了危害，而孩子是未来，是自由，应该永远将the best interest of a child置于首位。所以法官Maye向这个孩子Adam揭示了真相。

但是问题就在于，Adam能否承担这种真相的重量？他活了下来，但同时由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突然崩塌，他将所有生活的重心与希望都放在了那个给他带来真相的法官Maye身上。他锲而不舍地去找她，想要紧紧跟随在她左右，想让她告诉自己该看哪些书，最根本的是，他想知道该如何思考。对于缺乏理性思考的根基、训练与能力的人来说，似乎是无法独自承受对Maye来说理所当然的那个理性世界的重量的。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人们总为肖申克在风雨中拥抱自由的那一幕激动不已，但更常见的，其实是从待了几十年的监狱出来后没多久就选择自杀的瑞德。

这也是我一直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该怎样说出真相？或者该怎样创造波伏瓦所说的那种处境？波伏瓦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坚持不懈地对处境进行写作和阐释，所以她写出了《第二性》，将千百年来女性所深陷其中却经常不自知的处境抽丝剥茧地呈现了出来，让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女性惊觉，原来自己所以为的自由并非自由，选择也并非选择。

同样作为彻头彻尾的存在主义者，波伏瓦曾与萨特有过这样一段交涉：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不管他们的境况是什么样，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而波伏瓦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拥有选择的权力和能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之后的波伏瓦花费了自己几乎毕生的经历去回答这个问题，去阐释这种处境，不只是女人的，还有老年人的。

对所有的谎言世界，也是如此。就像麦克尤恩在原著小说里所写的：

“It is not part of the methods of this Christian sect to encourage open debate and dissent among the congregation at large, which is referred to by them, aptly some might say, as 'the other sheep.' I do not believe that Adam's mind, his opinions, are entirely his own.”（Adam所在的这个宗教在其教派里并不鼓励公开辩论与不同意见，所以并不能认为Adam的思想是独立的、完全属于他的）

坦率的公开辩论、多元的信息输入、坚持不懈地对处境进行诉说、记录与阐释，处境是这样被创造的，也唯有如此，真相才得以被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