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注

相较于呈现苦难，呈现“呈现苦难”这一行为才是本片的核心论点。在尚德摘下小蜜蜂、影院万籁俱寂的时刻，我马上想到了另一个电影，《玛丽扮演的克里斯丁》。

这个电影的内容很简单，数十年前，某小镇的女主持克里斯丁因罹患抑郁症在新闻放送期间开枪自杀；数十年后，剧组邀请女演员玛丽重现克里斯丁的心路历程。玛丽走访克里斯丁过去的亲朋同事，企图从她的日常中发掘出一些“有意义”到她值得抑郁赴死的内容，但是没有；她将自己的容貌整成克里斯丁的样子，做克里斯丁生前喜欢做的事情，她希望能从这些事情中窥见玛丽可能有的某种禀赋或天分，可是也没有:克里斯丁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子，因为凡俗的烦恼而抑郁，因不得消解而死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表演的意义也在不断消解，直到最后一场戏，她将要复刻那场惊世骇俗的自杀，她卡戏了——这种行为毫无意义，这只是一次无法得解的死亡，重演它有什么用呢？在若干次卡戏后，她终于把枪口对准了摄影机，质问剧组到底为什么要复刻这个可怜的女孩的可怜的一生，在无言的沉默里，她复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

我们为什么要呈现苦难？联动一下刚刚写的《2020的一场雨》影评，我们相信无论是对某个个人还是某个阶层的人的痛苦的揭示，一个正常的纪录片都应当使观者产生怜悯之心，这种共情在重叠多次后应当促使社会对一些人一些事的改善与变革。在这种理想状态下，纪录片乌托邦理应一日好过一日，可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这时，我们便要发问:如果我们的记录并无作用，那么对受记录者来说，这是否仍然存在意义？

对尚德和梅梅来说，再次挖掘他们的过去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痛苦，而这种挖掘落实在具体成片上却显得乏善可陈:对原生家庭造就儿女性格悲剧的探讨已经很多，在人人对此感同身受的时代尚德与梅梅的案例都不算突出；警示幼童性侵害的主题在大陆并不多见，但在台湾早已普及，当年的杰哥和阿伟现在早已成年。细究下来，这些探讨都差不多算是老生常谈，为了这些再次扒开尚德和梅梅的伤口，这真的值得吗？

无论对梅梅还是尚德，摄制组的进入都是一种侵犯，它逼迫二人把血淋淋的过去拿出来展示，无论其动机多么纯粹，这都是一种客观上的消费，周浩导演在放映后的qa中已经提及了这一点。对他而言，这是在探索纪录片摄制切入他人生活的极限，可对于拍摄对象而言，他们的生活轨迹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偏转。我们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至少这两个人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变化，哪怕只有一点点，因为确如梅梅所说:“这可能是一种疗愈”；但换一个人，会不会就成了帕格里亚齐？

尚德转身离去的时候，我知道，拍摄纪录片并不能为被拍摄者带来救赎——只有拍摄者的原罪，在尼泊尔的星空下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