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背，脸对脸

一个并非发达地区的小人物，小空间，折射出了这样一个大变化时代的奔涌大潮，可能已经前锋涌动，但还未抵达中国社会的基层。这种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又成功地成为角色，角色的外在行为，内在心理，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互动。
影片非常从容细腻的在三个叙事层面上，剧情结构层面中互相交错并展开
第一个层面，文化馆馆长之争——王双利的扶正愿望。农村基层的副乡长，被王双利借助他的人脉和心计驱逐。然而，以冷局长为背景的前冷局长秘书小阎接任馆长。王双利所施加的所有的阴谋被还于己身。王双利溃败。
第二个层面，冷局长和徐副局长。细腻的世情展示的对照组。屡屡挫败了王双利的冷局长最终败北。冷局长与王双利失败的原因是一致的——过度地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利，权利只能由权利赋予，权利只能由权利命名，权利必须在权力的绝对掌控之下，因此在冷局长认为，王双利是某种不安定因素。于是他前者启用老马，因为其平庸而忠诚，后来启用小阎，忠诚则基于中国式的人际关系——自己人。最终小阎出事，冷局长退休。
第三个层面，独生子女，重男轻女的老旧思想（王双利的父亲）。故事在这样一个三代人，不同的代际文化面对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冲击和挤压之下的家庭生活。导演在这个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王双利的家）展开故事调度，用情节剧式的方式故意去放大和夸张和构造喜剧感的场景，来结构王双利的的父亲，来自祖父的阴谋和善良。背后所携带的新与旧，现代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事实上历经百年仍然强有力地存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传统力量，在这个故事当中仍然传递的是传统的阻碍。
三个层面，细腻的形成了整个故事，对于九十年代初年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冲击将至，冲击未至，冲击已然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一个多重层次的社会变化的进行时态，对这样一个进行时态的捕捉。
在这个故事中，导演黄建新书写欲望，权利欲，物欲，性欲等多重欲望涌动的时代。但是导演准确地捕捉到在欲念涌动的时代的新旧更迭的准确的氛围和坐落。同时也捕捉到了这个欲念浮动的年代的整体的躁动感。同时来自于对于未来的想象和热望，那样一个整个社会我们期待变革，相信变革会引往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的一种共同的梦。是在每个角色背后的隐形的动力。

整个影片的调度，叙事中国式的人际关系，它的亲密和层次感，它的权利接续感，通过在关帝庙中不同的具体的空间设置展示的。馆长室，相对而立的正副馆长的两个办公桌，办公桌的高低和质感。猴子的摄影师暗房，门口的涂鸦，给这个古老空间赋予的现代的动感。有意识地作为造型元素堆积的胶片和各种设备。会计的没有窗户的，相对昏暗的角落，作为一个密谋的空间的意味。
第五代电影中，空间是电影的第一元素，甚至在《黄土地》中是影片的第一主角，而这个影片当中，导演成功地转换为带造型的情节，或者说支撑着情节的造型。
关帝庙亦新亦旧，亦明亦暗，千回百转的，有着传统的权利与膜拜的尊严的，又有着极端琐屑的，甚至是卑微的小人物欲念挣扎的，这样一个内部空间的曲折的连接和设置，成为故事的发生场景，同时成为故事的组成部分。而这种空间与文化局（冷局长的办公室）相对照，与美展的空间对照，与王双利的家内部空间对照。
当王双利认识到自己无法改变现状的时候，他转变成一种“佛系”的状态，但他同时也经历了某一种真正的堕落——利用权利换取了二胎的可能性。
结局，妻子怀上二胎，极有可能是男孩，这好像是传统逻辑的胜利。但是影片他不想用此逻辑来作为故事的结局。由关帝庙的空间所直观地负载的传统文化，由故事的明确的理性层面的主题所直观负载的传统文化可能成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的这样一个外在的构成，到影片对世情的体认，对角色的体认，到故事的构造过程当中，它其实错位于这样一个理性的主题理解，而因这样的一个错位而对位了激变之中的中国现实。于是影片成为变革之中的记录，又成为我们今天经过变革，经过飞跃之后的今天回望时候的一种惆怅，向往，留恋，温馨所在。
脱出权利争夺和利益争夺，人们都是善良的。很少数在中国电影史上叫好又叫座的电影，通常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和形态，不是具有极端主义的，强烈的极为宏达的现实主题，政治主题，社会议题，而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小人物，是含泪带笑，哀而不怒，召唤着我们的同理心，最终以各种不同方式展现了某一种人性的闪光或者人性的某个堕落的时刻。小人物的心酸，矛盾挣扎，可亲可近，与我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