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儒学奠基人周公姬旦主张“仁”（换位思考，把人当人，把神当神），提倡尊生命重天命敬鬼神，主张“尽人事而知天命”；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悌、忠、恕，文化高于道德）提倡“仁爱”，敬鬼神而远之；孔子死（73岁春秋灭亡）后墨子（世人兼爱，天下太平；公平正义，平等互利）出生（春秋战国之交）批孔子，提倡“兼爱”，伸张正义，不信鬼神；墨子（84岁）死后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太平，舍我其谁）出生（战国中期）批墨子，提倡“礼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把周人的道德崇拜，以人为本（把人当人—人道主义，把神当人—理智态度，把人当神—道德情操）精神发扬光大。老子（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不瞎折腾，无为而治，大智若愚，弱者生存；人不作死，天道佑之）提倡有本事，能做事，不做事。道家隐士提倡“无爱”批儒墨两家而生儒道之争。庄子（治大国如烹小鲜；人性天真，尊重真实自由，主张宽容平等对待一切真实自由的活法）认为乱因治起、因治而乱，也反对瞎折腾。儒道两家的观点是到了荀子（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这里才得到统一。荀子认为“天不可畏，事在人为；顺应自然，有所不为”。但凡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想法不思。这既有科学精神，又有人文精神。荀子对儒道之争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高度统一划上了句号。商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律法苛严，作法自毙）、韩非（人性本恶，苛刻残忍，国家专政，以法治国）都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都是帮助君主专治，以实现国家强盛为使命，不惜一切代价。

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儒家主张与好人合作，而道家拒绝与社会合作，道家是隐士的哲学家，不做但要说。道家从杨朱的“一毛不拔”到老庄的“无为而治”，主张“不爱”、“不为”，实际是与儒墨之争，是儒家和墨家的第三分歧者。道家消极无为的哲学思想主张爱护天下先要爱护自己，要成就天下先做好自己，只要拯救了自己就用不着拯救天下。杨朱曰：“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老子曰：“治为乱之源。”老子认为：“最好的统治就是没有统治”；“欲望多了才会瞎折腾”。

老庄的反智愚民政策，愚君也愚民，法家愚民政策只愚民不愚君。道家的道就是反智反儒，认为一切道德皆虚伪，大儒大盗。道家批儒：“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仁义礼是道德堕落的根源。失道而后德，道是人类社会的总规律，德是人类社会的总方式。有是从无中来。道的社会就是无的社会，比如原始族群社会或大同社会，无阶级，无竞争，无智慧，无矛盾，不为功名利禄，也不为成就感。是三皇五帝的统治毁了道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毁了德的时代，道的时代（原始氏族社会）和德的时代（西周）自从有了孔子的仁（春秋）孟子的义（战国中期）荀子的礼（战国晚期）逐步堕落到道德沦丧。老子视万物为刍狗，表现冷漠自私，天地无情。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主张社会放任自流，百姓自由自在。老子寡情，庄子善感；老子逻辑推理，庄子情感艺术；老子重权谋，庄子重逍遥。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后发制人、以弱制强、假无为以不为而为所不为；庄子主张逍遥自在、透彻悟道、无用而大用、真无为以无为而求无为。

儒道之争在于有为与无为、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儒家有为思想进步意义在于积极向上，道家无为思想的进步意义在“天下为公”、“小政府，大社会”；儒墨道三家和与时俱进的法家不同，都主张复古看不惯现实，儒家主张恢复春秋周王朝仁爱时代，墨家主张恢复到三皇兼爱时代，道家主张回到原始氏族大同社会；儒墨两家与道家不同之处还认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主张以德报怨、依德治国，儒家信天命，墨家信鬼神，道家以无为而为之，不信鬼神，不信天命。道家大气大度，墨家仗义豪气，儒家实在现实。

先秦时期的另类血染思想，商鞅（52岁）和韩非（47岁）主张改革变法、流血牺牲推行新法救世，独树一帜，创立法家，但改革学说与变法主张最终成了作法自毙，虽然都是死于非命，死于旧势力陷害和小人馋言，立法苛刻、执法严酷、不容辩护、专制统治、阴谋学说才是商鞅韩非真正死因。儒墨道三家都以修己来救世，而法家却是利剑出鞘，献出杀人之刀，法家开出的药方只对君王专制统治有利而对天下不管是否有利，法家推行法术和主张是有阻力的，也是上下为难、左右碰壁的。墨家主张为天下谋福利，为天下伸张正义，而法家专为君王法治天下。法家代表谋士，学说和主张是谋士的哲学，法家面对现实，借现实社会力量与时俱进改革立制，横行霸道，两面三刀，是专为君主谋天下和统一天下的变法权术。

儒墨道法四家只有法家主张维新变法、与时俱进，而前三家解决现实问题都是寄希望于复古还原，恢复理想状态的过去，所以法家独树一帜正是以否定儒墨道三家复古思想而建立起来的。法家为统治阶级谋权术的逻辑推理是既然担当谋士给君王谋划就要有用，就要直接了当，不带理想化色彩，必须面对现实，对症下药，立马见效。只要有利于统治，可以不测手段。

儒墨道法之争实质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先秦周朝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天子是共主，无实权，诸侯国是霸主，有实权。霸道就是帝国崛起成为统一天下的超级大国之道，法家以谋士哲学为理论基础，非先圣，反传统，批孔墨，变老庄。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批判和吸收、继承和发展了儒墨道三家哲学理论，独劈新道–霸道之术，以法治国。在韩非所处的礼崩乐坏时代，人治、德治都不合时宜，所以，韩非认为面对现实，只有法治才靠得住。韩非的政治辩证法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十六字方针。秦王赢政听信小人（学长李斯）谗言，误杀韩非后是用韩非的政治主张统一了中国。韩非改造老庄哲学变为君道：君无为，天下有所为；君无能，天下有所能。韩非一方面认为靠儒家的仁义道德不能治天下，另一方面又认为“道生万物，德成阴阳”。韩非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利害和算计，不能相信仁义道德。韩非主张君主靠无为而集权，君主集权的核心就是法家献给君主的“两面三刀”，君主只要牢牢掌握住这把无形的“杀人刀”，天下必然掌控。所谓“两面”是指“二柄（奖惩赏罚）”；所谓“三刀”是指“权势”、“权术”、“法令”。“法”是公开的，用来统治人民；而“术”是君主计谋，用来对付下属。法家的“两面三刀”是冷醋无情的，功利主义，冷漠无情，这正是当时君主所喜好的。

儒墨道法之争，人性是个问题。孟子认为形式和内容是一致的，而韩非认为形式与内容是矛盾的。韩非批儒是以功利主义批形式主义，墨子的功利主义是满腔热血、仗义天下，谋的是天下人的功利，而韩非的功利主义是旁观冷血、冷酷无情，谋的是君主的功利。孟子认为人性向善的，老子的上善若水观点也认为人性向善就好比水往低处流一样，至柔至善，与世无争。作为儒家宗师，荀况从来就没有说人文教化不重要。在他看来，尽管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但通过礼乐的教化和约束，人能够从恶变善，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荀子把世间万物划分为“人（有生有知有义）、禽兽（有知而无义）、草木（有生而无知）、水火（有气而无生）”四等，人因有道德仁义礼乐而高贵于禽兽草木和水火，而韩非认为仁义道德都是形式，韩非的人性观是性本恶，必须刚性防范人作恶，必须强制性管控。韩非的变法是按小人的标准设计制度，用社会最低标准来立法，专治以德治国的伪君子和不守法规的小人。韩非和李斯都师出儒家大师荀子，正是人性观的不同才会让荀子与韩非子师徒成了儒法两个学派。荀子对秦国的“霸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认为这是历代法治传统下政治的最高境界。然而，荀子却富有远见地看到，这种盛世背后潜伏着隐患，因为四处弥漫的是“法”的压制，而没有“礼”的教化。只是依靠吓人的刑法让人们去听话，而没有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去遵守。所以荀子断言，秦终将会因为“无儒”而灭亡。“礼治”和“法治”，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盛世才能够长久。秦这样已经具备“赏罚以信”的霸主来说，如果能与时俱进，倡导仁义，那就能无往而不利了。可惜，荀子这番有预见性的议论不仅没有被当时身为丞相的范雎所重视，也被后来韩非、李斯和嬴政忽视了。

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并没有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当他们把老师的“礼”改造成“法”的时候，不仅成就了一个新的学派——法家，而且还成就了一个王朝——秦朝。历史好像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法家思想成就了秦王朝，又使得秦王朝速速迈向了黄泉。真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先秦诸子总以周公（周文王之子）创立的礼乐制度来区分为儒派和非儒派，但凡主张亲近礼乐制度的就是儒派，而主张疏远礼乐制度的就是非儒派。礼乐制度也是一种礼乐文化，从夏朝的信鬼神（怕鬼神，听天由命）经商朝的重鬼神（吓百姓，统治天下）到周朝的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支撑点，制度依据），用丧礼、亲疏、孝道、五服等级制度，强调人伦、秩序、礼法、礼制，严格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阶级。就是到了后来的儒家思想也更加推崇“天子、诸侯、大夫、士、农、工、商”等级制度，法制礼制推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辩异，乐统同。礼乐得者，德者得也。礼乐制度讲的是礼制区分等级与和谐快乐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构筑家天下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周公就是靠礼乐制度形成同盟国，使整个周天下变成了“众星拱月”的局势。历经三百年的西周“家天下”早已名存实亡，到了春秋时期已是礼坏乐崩，社会剧变，天下大乱，硝烟四起。也正因为乱世才有仗义之士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给周王朝治病开药方，回答了中国（中原）何处去的问题。

在不把人当人、草芥人命、完全没有人权可言的先秦时期或整个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儒家的仁义礼乐、以德治国，还是法家的横行霸道、以刑治国，儒家的道是王道，法家的法是王法，都是阴一套阳一套，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压制百姓的道术法术而已。虽然墨家的“兼爱”强调人人平等，看似很有现实意义，但是墨家的“尚同”做法越发让社会不平等；道家“无为”强调社会无序，不需要强加社会秩序，但看似说了等于没说一样；法家虽然“制度比人可靠”，但是有治术而无治道，也不能圆满解决社会问题。

历史尘封了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要如何来看待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诸子百家又给了我们哪些启发呢？

一是先秦诸子教我们做人处世的方法和态度。比方说老子的假无为，教我们如何韬光养晦，高端做事，低调做人；“近来学得乌龟法，且缩头时就缩头”；又比方说庄子的逍遥游，这种洒脱真实而自由的人生态度，就是要我们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和生活方式，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和方式方法强加给别人。

二是百家争鸣的实质是对爱的呼唤，先秦诸子辩论的命题都以一个“爱”字为中心展开争辩与批判。“爱”是儒家奠定“忠恕、仁爱、正义、自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仁爱生悲情，才有不忍之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侧隐之心，也是道德的基础，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从仁爱建立起来的。墨家主张人治，道家主张无治，法家主张法治，而儒家主张礼治，仁者无敌。仁政天下历来就得到君王推崇，甚至于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罢出诸子而大兴专儒之术。孔子认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仁爱是孔子的观点，而孟子的观点是正义，荀子的观点是自强。三位大师的共同点就是对爱的呼唤，是仁爱和正义对爱的呼唤塑造了宽厚和刚强的人格，成就了民族脊梁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

三是人权问题。先秦时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毫无人权可言，统治阶级从来不把人当人，对待人的生命毫无尊严可言，为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可以滥杀无辜、草芥人命。这对现代文明社会启发实在是太深刻不过了。现代文明国家以人权和保护人民的生命为最高尊严，“生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现代社会已是尊重生命的时代，“人民的生命至高无上”，这也是现代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本质区别所在之处。

四是法治问题。法家最大的杰作就是创造了秦律，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法治了。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也可能是人治，只不过这个“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则相反。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司法官员也好，行政官员也好，都不过是执行法律的人（执法者），是法律体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显然，法治和法制是不同的。法治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法者）为手段；法制则可能是（当然不一定）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

五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锤炼思想，抽象继承，继往开来。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主张，共同贡献出构建和谐社会、追求美好愿望、促进共同发展的自家独特良方。墨家关注社会，留下了社会理想：平等、互利、兼爱；道家关注人生，留下了人生追求：真实、自由、宽容；法家关注国家，留下了治国理念：公开、公平、公正；儒家关注文化，留下了核心价值：仁爱、正义、自强。这些都是诸子百家留给我们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既多样又统一，他们共同为我们勾画出的美丽画卷，他们共同愿望是构建和谐社会，也正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理想与美好追求。

我们对于先秦诸子的立场和观点，可以各取所需，也可以保留各自的看法，但必须求同存异，不必非得争个输赢，更不能唯吾独尊，厚此薄彼。我们今天用“双百方针”的观点和方法，抽象继承先秦诸子的主张和观点，把他们的多样性，辩证统一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统一到全人类共同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上来，必然会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对学习领悟了先秦诸子这些大师的伟大思想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会对他们的伟大思想肃然起敬。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天道行健，君子自强。自强之路，坦坦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