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谈人性，绕不过去的就是先秦诸子的人性观，本文主要就秦诸子的人性观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了解。

　　首先是孔子。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老人家早就预料到，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又或者他不想陷入人性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吧。于是，我们翻开整篇《论语》，谈人性的就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也就是说，孔子只认为人性相近，习性相远，至于人性是善是恶，或是其他，都没有说。

　　谈人性善恶的，是孟子，孟子其实也可能不想谈人性，但是被逼无奈，不得不谈，这就要先说告子。告子何许人也？不知道，有人认为他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孟子的学生，甚至有人认为告子不过是杜撰出来的人物。我的看法，他应该是战国时的一个思想家，至于是不是孟子的学生不好说。

　　要先说明一点的是，孟子认为，谈人性就应该谈论人的社会性，而不是人的自然性。关于这一点，《孟子·告子》上有一段精彩的辩论。告子说：“生之谓性。”天生的就是性，所以谈人性就应该谈自然性。

　　孟子反问：“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天生的就是性，就好比白色的我们就叫它白一样对吧？

　　告子点头：“是的。”

　　孟子反驳：“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既然这样，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因为他们都是天生的性。

　　《孟子》中没有记载告子的回答，应该是被问倒了。其实，孟子的辩论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认为狗性＝牛性＝人性，这就好比白马＝黑马＝黄马一样，混淆了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区别，是“白马非马”的另一个极端。

　　但是，从这个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认为，讲人性必须讲社会性。

　　现在，我们通过孟子和告子的辩论，来看看他们对人性的观点。

　　告子对于人性的观点是什么呢？性不善不恶。《孟子·告子上》中阐述了告子的观点：“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说人性就像水，东边的口开了就流向东方，西方的口开了就流向西方，人性没有所谓的善恶，就像水流本没有所谓东西一样。

　　孟子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水流确实不分东子，难道它也不分上下吗？人性的善，就像是水流天生往下流。人性都是善的，就像水都是往下流的。可是，有时候也不是这样，你把水泼出去，它可以往上，高过人的额头。你把水堵住，它也会越来越高，让它流向山上去。难道水向上是水的本性吗？不是，这是环境变化使然。有些人是恶的，这也是环境使然的，而不能说人性本来就是恶的。

　　关于孟子的观点，易中天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孟子的观点是向善论，而不是性善论。他的一句是这句话：“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易中天先生翻译成：人性的向善，就像水的向下。如果单从这句话来看，觉得易先生有些咬文嚼字了，但是看完《孟子》后，我觉得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孟子在后面还说了一句话：“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之于人性，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说的人性本善。至于有不善的情况，这不是人性的错，是环境的错。孟子还做了一个比喻，一座山，本来是很茂盛的，但是后来树被砍光了，变得光秃秃的，你难道就说它本来就是光秃秃的吗？所以人的恶不能否认人本性的向善。

　　为什么人性可以向善呢？因为有“四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关于这段话，我的理解是：人有了四端，不等于说人是善的，而是说人有了向善的可能。但是你要想变善，还需要做一件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你去探求四端、发扬四端，你就可以变成善的，但是如果你抛弃了四端，你就变成了恶的。

　　这就是向善论，至于它是不是孟子真正的观点，这就说不清了，姑且存而疑之。孟子的观点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没有逻辑，全凭想象。

　　于是，荀子出场了。

　　传统的观点认为荀子是性恶论者，但是我在这里赞同易中天先生的看法，荀子的观点是人性有恶。因为，在荀子看来，人性分为两部分：性和伪。

　　荀子批判孟子的观点：“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荀子还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在这里，“伪”不是“虚假”、“虚伪”的意思，而是“人为”的意思，“人为”就是“伪”。具体来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综上，在荀子看来，人性分为性（自然属性）和伪（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的，人的社会属性是善的。性和伪是一对矛盾，他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于是荀子还提出了“性伪合”。他说：“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 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

　　如果人没有质朴的性，那么伪就没有地方施加，没有伪，性就不能自行完美。人的性与伪相互结合，然后才能成就圣人的名声，这样就可以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所以，天与地相配合就产生了万物，阴阳二气相结合就有了千变万化，人的性与伪结合就能治理好天下。

　　要想达到“性伪合”，方法是：“化性起伪”。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化”就是“教化”，“起”就是“发扬”、“兴起”。我们要把恶的部分通过教化来消除，把善的部分发扬起来。

　　具体如何做？学。所以《荀子》中有《劝学》篇，学什么？学礼。“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我们要通过学礼消除恶的性，通过学礼发扬善之伪。更进一步，如有必要，还要制法度，这就是儒家向法家过渡了。

　　所以，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学生，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就顺理成章了。

　　韩非子是彻底的性恶论者，他认为天下出了自己，没有人是可以相信的，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其他人就更不可信了。“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历史上夫妻相害、父子手足相残的例子很多，这里不再举例。

　　韩非子认为，不能相信任何人的原因，是因为人都是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而且，荀子认为人性可以改变，所以提出了“化性起伪”、提出了“礼乐”，而韩非子则相反，他说人性是不能改变的，所以礼乐仁义那一套不管用。

　　管用的只有赏罚，也就是“法治”。因为人趋利，那我就告诉你你去做什么，做好了我就赏你；因为人避害，那我就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你做了就罚你。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法家“顺性因情”的原则。

　　如今我们制定的法律，很多时候也是假定人性是恶的，因为只有假定人性是恶的，这才有法律存在的必要，如果人性是善的，就都学儒家那一套了。这一做法的源头，在中国可以就追溯到韩非子这里。

　　以上就是先秦诸子的人性观，限于篇幅和本人自己的知识，只能谈这么多了。

　　下面简单说一说我自己的人性观：

　　1、谈人性就应该谈自然性。因为我觉得，谈人的社会性太虚了，那不是人性本来的东西。

　　2、人性是恶的。人基本上是一有机会就作恶的。比如在“文革”时期，在纳粹统治下，因为集体无意识，那些红卫兵、那些纳粹党，可有一点的善吗？作为社会属性的善，是靠不住的。也许你会说这些例子都太极端了，可是，很多问题恰恰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反映出来的。看看红卫兵、纳粹党们，那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这样，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这些情况下，人的善哪里去了？真的如孟子说的，环境不一样了，还是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如果说人在这个环境下，人是恶的，在另一个环境下，人又是善的，那么，这恰恰证明了，人是恶的。因为在这个环境下，人有机会作恶，那就肆无忌惮地做吧，在另一环境下，人不能作恶，那就把恶收藏起来，这正是虚伪的表现，是恶的表现。

　　还有一个实验可以说明，那就是路西法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即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3、人性是可改的。不可否认，有些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是几乎不作恶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为个人的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与学习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