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莱特

《柯莱特》让我想起一个人。时隔多年，要不是“人物”微信号最近又推出这篇文章：《平原上的娜拉》，我想大多数人都已经把她忘了。我读哭了。想起不过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想起早已停播的央视的《半边天》节目和主持人张越，想起世纪末的华丽与喧嚣。我们的记忆竟然如此短暂。

1.少女——艺术生命的原初养料

刘小样就是中国版本的柯莱特。柯莱特何许人也？维基百科上这样说：“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女作家，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爱情的小说。最著名的作品是《Gigi》，被改编成电影《金粉世界》和舞台剧。她也是一个默剧演员和记者。”她出生于法国勃艮第大区约讷省皮伊赛地区圣索沃的一个乡村，于花园和图书馆之间，大自然使她陶醉，她善于表达芬芳、滋味和各种感觉。她对大千世界和人的心理都极为关注，怀着赞叹不已的心情观察爱情的种种表现：心动、激情、忌妒和折磨。这个家庭起初很富裕，但到了科莱特上学年龄的时候，糟糕的财务管理大大降低了她父亲的收入，她从6岁到17岁只能在一所公立学校就读，但这对这个时代的女孩来说已经是很好的教育了。

这多么像关中农村女孩刘小样人生初始的样子啊。小样曾经也是这样一个深具感受力、玲珑剔透的少女。再没有什么比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生初始更适合栽种艺术之花了，这在西方文艺史上屡见不鲜，从勃朗特姐妹、伊丽莎白·毕肖普到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少女的天分被极大化地显明、不顾忌地表露，即使变成少妇，也至少可以寻到一条弯曲、幽微的路径，在那里蔓生。而关中女孩小样的灵气，是注定不能长成才气的。从她按照“大家都是这样”的轨迹走进婚姻、生儿育女之后，土地就仿佛把她牢牢困住，从女孩到村妇，她眼见着自己的“精气神”被一步步折磨殆尽，由“看电视”这唯一使她与外界相通的方式，她找到了张越，说出“我宁可痛苦，也不愿麻木”这样令人震动的话。

2.婚姻中的妇女——“伟大的精神”与“伟大的道德”

同样是走进婚姻、生儿育女，其实西方天才少女们和小样们走的路并无不同。然而不同的是，选择幽居的艾米丽·狄金森通透地体认自己与死亡、与生存、与外界的联系，选择婚姻的伊丽莎白·勃朗宁以婚姻生活奇迹般地自愈，“以爱情报答爱情”；可小样，明明拥有的一个“老实巴交”的丈夫、“安安稳稳”的生活，外界并没有横加干涉，她的丈夫可以说是温和的，任由她“发高烧”，陪伴她去北京“找张越”，她的外部环境看上去并无不妥，却让她深陷泥淖般，几次出走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接受“这就是生活”。是小样没有柯莱特那样的勇气与毅力吗？我觉得恰恰相反，获得了婚姻形式作为庇护所的柯莱特，很快就在巴黎上流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起初漫步人潮汹涌的沙龙无所事事的状态，到神色自若地觥筹交错，享受物质的丰盛和欲情饕餮。威利，作为十足的文化商人，同时也是她的引路人，靠着将其禁锢在内室写作，以这种极端、独裁的方式，反而成全了柯莱特的才华，使她发现了自己的欲望、感情，在巴黎，在勃艮第，在法国各处大放异彩。而小样，她是具有创作的自觉的，也有出走的决心，正是由于她的环境太过“温柔”，这种温柔是绵软的刀韧，是无形体的牢狱，是无声的统治，使她哪怕是出于“不好意思”“不忍心”离开“无辜的丈夫”“这么好的家人”而最终主动选择了放弃自我，使她执手相看泪眼而无语凝噎。

柯莱特真敢啊。尽管她的丈夫真坏啊。婚后不久，丈夫嫖娼，赶到妓院的柯莱特，与丈夫发生第一次强烈争执，可失去总是伴随着自由的来临。现在，她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于是她的欲望也开始苏醒，她周游男人之间，亦可周游女人之间，请看一位法国乡下双性恋女子在19世纪的巴黎可以活得如何熠熠生辉吧。她恋爱、写作、有情人、有情妇、有背叛、有失去、有破碎、有重逢，有Claudine系列故事，有默剧……她有天分，也有使天分得以被看见的无数条渠道。而中国21世纪的关中村妇刘小样，竟然无路可走。她的丈夫不够“坏”，最大的意见无非是嘟囔几句“你少想点就不难受了”。相比这样的“温柔禁锢”，身体被置于内室“只负责写作”简直是一种奢侈的自由。相比“写出的小说只能冠丈夫的笔名”，无法挣脱、良心无法选择离开的牵绊才是最大的侵犯。因为，勃艮第的柯莱特可以谈论“伟大的精神”，而关中平原的刘小样永远必须谈论“伟大的道德”。

3.农民性是什么——兼论公义

提到柯莱特和刘小样同作为农民的身份，不得不提“中国农民”这个概念。我的硕士课程是有关新中国农村的历史的，研究对象正是中国农民；近几年，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也有诸多思考。中国农耕文明历经千年，是一种成熟的文明。这种文明产生了灿若桃花的精神瑰宝，从初民的诗歌到唐代的田园，走遍中原大地的是犁的辙印，是节气芬芳，抚摩群星的，是天命与人伦肃然可敬。如果说诸如民国的鲁迅、现代的先锋作家如莫言、阎连科、毕飞宇所观察到的“中国农民的流氓性”来自于这种发育数千年的文明，我绝不能相信。为此我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选择了土地改革作为一个兴趣点。我也只选择了江南这一个地方，资料翔实、保存完好、二手研究充足。我的老师对“斗地主”“集体食堂”“记工分”等历史事件由经济学视角所进行的研究给了我不同于文学视角的全新感受。这些研究让我相信，我们眼目所及的所谓新中国的农民，是一种全然不同以往的人类。在由知识精英所驱动的中国近现代革命中，农民由于智识上的不足，原本是没有参与权的，但在新中国的解放史和建设史中，正由于这“智识上的劣势”，中国农民却被不可避免地、茫然无知，却鼓舞而悲剧地卷入新的政治革命，成为人类史上所罕见的、残酷而麻木的牺牲品。与“采菊东篱下”的美学传统对应的是妇女对地主老财的如泣如诉，与“芳草凄美，落英缤纷”的田园梦想对应的是“懒人有懒福”式的“翻身仗”。

为什么要提这段历史，我相信是土地改革塑造了现代的中国农民全新的人格，既与两千年农耕文化相断裂，又裹挟着和改革开放一起到来的未经省察的市场经济精神，而面目模糊、身份含糊、不知所措、野心勃勃地活跃在今日之中国，他们也许就是我们的父辈母辈，也许是我们的亲人朋友，是每一个活生生的新中国现代史的书写者、缔造者。而我要说，正是这充满不幸、扭曲的、惯于非法地渴求公义的人格，无形之中像王水一样溶解了诸如刘小样这样如蝴蝶般意欲破茧、奔突冲撞而最终幻灭的灵性的碎金。是的，我把这种全新的农民性概括为“非法”二字，它满含情绪地渴望某种“公义”，体现在对均等的要求上，似乎公义只关涉一个分配的问题，但它一点也不想通过理性的手段，它极易被煽动和煽动他者，因为它所做的便是重复不幸叙事，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然而正义的价值远比这深刻，在古典哲学中，正义被认为是一种“灵魂的和谐”，即正义是关乎我们自身灵魂秩序的事。一个人只有能在伦理生活中，运用理性调控、安排好自己的欲望和激情，才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平等地对待他人。刘小样畏缩了，她说“我丈夫并没有做错什么，这对他不够公平”（请注意，“公平”又出现了）。温和革命以内疚感操纵人心，远胜过暴力革命以恐怖制约人身。但它们达到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公义永远的失去。

因此，柯莱特的“坏丈夫”使她写作、成名、寻找真爱，刘小样的“好环境”让她退让、消隐、消失认命。因为与伟大的精神相比，其实无所谓“伟大的道德”，当可贵地实践精神苏醒而不能的刘小样们走到人生中途的时候，最终还是败给了关于公义的“政治正确”与“宏大叙事”，尽管她告诉张越，“我的心是不情愿遵守的”。那么，得益者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