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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623351" rel="nofollow">赫尔佐格
译者|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617088/" rel="nofollow">黄渊
转载自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297417/" rel="nofollow">《赫尔佐格谈电影》第426-431页
《在世界尽头相遇》是在南极拍摄的。
【答】看过亨利·凯瑟在罗斯冰架下拍摄的那些画面——就是出现在《蓝星人怀乡曲》里的那些——我立即被那地方给迷上了。我告诉他,我也要去南极潜水。他则一个劲跟我解释,那儿十分危险。水温低于冰点,指南针也不管用——因为距离磁极实在太近了,所以指南针永远指着上面或是下面。潜到冰架底下,头上是六米厚的冰层,水里则有乱流,人随时有可能会被卷走。但他们潜下去的时候,照样不系安全绳,因为那样才能更行动自如,作业起来不会束手束脚。但这也意味着,上浮时想要寻找出口,也失去了可借助的外力。如果不能迅速找准方向,那就性命攸关了。他们只是一群业余爱好者,万一不幸被困在冰下,也不会有人耗费宝贵资源来救他们。显而易见,我是不可能有机会自己潜到那底下去了。
他还说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南极艺术家与科学家计划(Antarctic Artists and Writers Program),任何人都能提出申请。这真是太好了;毕竟,我既不是飞行员,也不是科学家、机修工或是大厨,我去了南极,应该没法给大伙儿带来什么贡献。很快,我向他们递交了一份奇怪、疯狂的申请书。我解释说,虽然我对哺乳动物精神失常的情况很感兴趣,尤其是企鹅这种动物的精神错乱问题,但是我去南极洲,并不是要拍关于动物的电影。我还在申请书里提到了自己对蚂蚁的兴趣,某些种类的蚂蚁,会将蚜虫当作奴隶,从它们身上挤小滴的葡萄糖出来食用。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想知道为什么大脑更复杂的动物,例如黑猩猩,反倒不会去利用比自己低等的动物;为什么黑猩猩就不会想到要跨坐在山羊身上,迎着日落一骑绝尘。真没想到,国家科学基金会接受了我的申请。要知道,想去南极的大有人在,好多诺贝尔奖得主都还在排队呢。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申请就成功了。《在世界尽头相遇》刚一拍完,还没进行任何放映,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人就联系了我,希望这片子能发挥一些教育上的作用。我告诉他们,放在诗歌课上,或许还有可能,如果是科学课,那估计就不适合了。后来我还知道,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也向他们提了申请,他也想去南极拍电影。但他究竟打算怎么拍这部电影,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了,因为基金会否决了他的申请。如果让他过去拍的话,光是剧组工作人员,估计最少也得有三十来人。
在南极,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供给,每天约需花费一万美元。所有设备都得从新西兰空运过来,飞行时间需要八小时。喝的水,每一滴都需经过海水淡化处理才能获得;单是喝一小杯水,其处理过程中所需消耗的汽油,就也得是同样体积的一杯。然后还有运输、取暖、食物、后勤与供电,全都不是易事。有鉴于此,我决定将剧组精简到最低限度:仅有两人,摄影彼得·蔡特林格和负责录音的我。我们的基地选在麦克默多科考站,它既是科研中心也是后勤枢纽,备有各种固定的科研设备。麦克默多科考站位于罗斯海的一个岛上,而那片海湾的面积,大小相当于法国。科考站内生活着数以千计的男男女女,全都是掌握尖端科学的追梦人。我和彼得以此为基地,又去了周边不同的分属营地,其中就包括潜水员所在的那一处。他们搜集到不少生物做研究,光是在我们逗留期间,至少就发现了三种全新物种。
去南极之前,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计划?
【答】完全没有。根本就不存在试水的可能;我只知道,把我们放在那里之后,要再过六个星期才会有人来接我们,到时候我得带回去一部电影。完全就是两眼一抹黑,既不知道会在那里遇见谁,也没想好到底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动身之前,我看了一些南极的照片,稍微读了一些相关文字;但我十分清楚,真要到了那儿,必须马上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反应要快,而且还得跟着感觉走。
飞机降落在冰雪覆盖的跑道上,我们才刚走出机舱,彼得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的天,我们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向那些没来过南极的观众解释这一整片大陆?”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小时候,我被逼着学了九年拉丁文,外加六年古希腊文。当初学的时候,也都是不情不愿,但时至今日,我却一直对古代文学情有独钟。荷马的那些史诗,我早已烂熟于胸,甚至可以按着他那种六音部诗行来说德语。古代文学作品中,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s)向来都是我最心仪的经典之一。他小时候在意大利北部务农,《农事诗》里写到了农业、田园生活和种地的事。那就像是一组组神秘的咒语,咏诵着蜂巢的华丽与羊圈里恐怖的瘟疫。他还写到了树木修剪与地里的牲口;他说出了云卷云舒的荣耀与公牛呻吟着各自的名字。所以,针对彼得甫一落地就提出的那个疑问,我也立即做出了回答:“我们就照搬维吉尔在《农事诗》里的做法,他什么都没去解释,他只是说出了大地之荣耀的命名;我们也这么做。”
《在世界尽头相遇》是用长达六十小时的素材剪出来的,它是一次向神祷告,祈祷地球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它传达了南极风光带给我的内心震撼与惊奇,也是我为这片大陆谱写的一曲颂歌。在南极的时候,维吉尔给了我巨大的慰藉,所以影片快结束时,我用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唱诗班的音乐,那是所谓的深沉男低音,比一般的男低音还要低一个八度。我让他们用那美到难以想象的嗓音,一个接一个地唱出圣人的名字来——只有名字——以此来确立他们的荣耀。埃里伯斯火山是我的拍摄对象之一,它海拔超过三千六百米,因为透过火山口直接就能看到地球内部的关系,在科研领域极具重要性。全世界像是这样的火山,一共也只有三座。它那炽热的岩浆,连续向外喷吐出熔岩的火球,其中某些火球的体积,竟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么大。或许是因为它们喷发起来足以消灭一切,所以我们人类对于火山的威力,向来都有种很难说明白的好奇心。
这片子拍得难不难?
【答】跟其他片子差不多,也没有特别难。外界似乎还留在过去的老观念里,以为南极还是像当初阿蒙森、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和沙克尔顿(Ermest Shackleton)去的时候那样,各种艰难困苦。但事实上,麦克默多科考站就是个丑陋的采矿小镇,充斥着喧闹的建设工地、挖地三尺的机械设备与温度适宜的房屋设施。这里有温暖的床铺,有自助餐厅和酒吧,有ATM机,甚至还有有氧健身操工作室和瑜伽课。当然,室外条件肯定要更艰苦一些。我们是夏天去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如果你选在冬天去,那就要面对整整五个月的极夜。在此期间,撤离是不可能的,所以凡是去那儿的人,智齿和盲肠都要事先拿掉,以防万———哪怕它们明明都很健康,也必须这么做。另一方面,长达数周的极昼,真要想适应起来也不容易。一定要做好严格防护,否则太阳一照,几个小时里就有可能患上雪盲症。
我们自己的靴子和防风大衣,都没让带过去。所有人都是到了那里之后,统一发放此类装备。因为一般的雪地靴,零下二十五度时或许脚趾还不会出问题,但温度再往下走,肯定就要冻伤了。我们带去的摄影机和录音机,也都事先在洛杉矶找了室温零下二十度的地方,专门做了测试。我一共带去两台录音机,但几乎是一到麦克默多,就只能把其中相对更精致的那台给弃用了。它上面有很多细小的按钮,戴着手套根本无法操控。到达科考站后,一上来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全都被浪费了。按规定,我们接连参加了三堂强制性的培训课程。第一课教你如何野外生存——包括如何挖地洞,如何用冰块搭建小屋;第二课是无线电通讯,第三课是驾驶雪地摩托。我觉得当地管理部门太过关心我的个人安危了,把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这令我特别忿忿不平。对我来说,这稍有些爱护过头了。不过话说回来,抵达后第三天,我就在一处陡坡出了事故,七百多斤的雪地摩托从我身上碾了过去。之后好几个星期,我一直浑身发痛,弯腰系个鞋带都很难做到。
本片之所以能拍成,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一九六一年生效的《南极条约》的基本精神。在我看来,那称得上是文明世界所有过的最好的文件之一。它禁止在这片大陆上实施任何军事行动,明确规定南极只供科学研究,必须妥善保护,一切行动必须遵循和平与知识的原则。条约还明文禁止在这里进行核试验或是倾倒核废料。这是现代史上国与国之间文明交往的最强有力的宣言之一。我还记得,曾几何时,至少有十几个国家,都宣称南极大陆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的领土范围,但真到了南极,你会发现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政府,它不属于任何人。拍摄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各种非常了不起的国际合作关系。在片中出现的那条神秘、超现实的冷冻鲟鱼,它位于数学意义上真正的南极极点之下,存放的地方就像是某种圣坛,周围摆着爆米花做的花环,位于一条终年零下七十度的隧道之中。东方号科考站位置偏远,一般情况下很难抵达。那儿的俄罗斯科学家出现了食物短缺的情况,只好跑来阿蒙森-斯科特科考站求援。他们带来了鱼和鱼子酱当礼物,用以交换自己急需的面条。
如果说南极洲代表了什么的话,那便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山姆·鲍瑟(Sam Bowser)是位科学家、潜水员,在科考站下属的营地内工作。他爱看科幻题材的B级片。他放给同事看的那些电影里,尽是些怪兽、外星人什么的。其中就包括有《X放射线》(Them!),那说的是因为沙漠里做的核弹试验而变异产生的巨型蚂蚁。但是,比起南极冰层底下的真实世界——黏滑的团状物上,长着诱敌深入的触须,凶残的颚骨能将猎物一撕两半——电影里的一切不过都是儿戏。难怪史前的哺乳动物纷纷撤离海洋,都转到了相对安全的陆地上,在那儿继续进化历程。
片中拍到了很奇妙的一群人。
【答】广袤无际的南极,风光独一无二,但本片的重点所在,与其说是别的东西,其实还是那些生活居住在南极的人。那儿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全都意义重大,因此吸引到某一类型的相关人员,都聚集到了这里。在麦克默多科考站,每一扇门背后,都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这里不存在原住居民,所以生活其中的所有人,虽然各自不同,但却又有着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被地球上这片广阔、未受破坏、未被染指的土地所吸引。有人跟我说过,世界上所有未被束缚的人,全都向下直落,一直落到了地球的这个底端。
片中出现的那些人物,有些是我才刚认识只有几分钟的,又或者,我们之间的对话,其实就只有你在片中看到的那么些,想要再多都没有了。例如美国冰川学家道格·麦卡伊尔(Doug MacAyeal),我遇到他的时候,距离他飞往新西兰的航班起飞,只剩下三十分钟了。但我觉得他说的东西十分有意思,所以还是坚持要他陪我们拍上三十分钟。当时室内非常暖和,但我还是请他把那件超厚的红色防风大衣给穿上了。毕竟,谈论关于浮冰的话题时,身上只穿一件汗衫,那也太可笑了。我们开始拍摄,边上有一群大声说话的意大利人影响到了我们。意大利男足刚赢下某场比赛,他们正在喝酒庆祝。好不容易让他们消停下来,距离那航班起飞,只剩下十二分钟了。我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我不想听科学家说话,我想听诗人说话。”他点了点头,开始讲述自己最初是怎么会来南极的。原本,他只是为了研究一座冰山,但到了之后马上便发现,其尺寸可不仅仅是比撞沉泰坦尼克号的那座冰山更大,事实上,它甚至大过制造了泰坦尼克号的那个国家的面积。这片大陆,真是大到令人心生敬畏,以往的相关认知,都需要重新调整。
还有一位多面手机修工,当初是从铁幕那边逃出来的,时至今日内心仍有伤痕,无法触及自己的经历。他背包里装着睡袋、帐篷、衣物和炊具,随时不离左右,时刻准备好要逃离麦克默多,去探索新的疆域。然后还有保加利亚来的哲学家斯特凡·帕绍夫(Stefan Pashov),他在科考站的工作是操作重型机械。打从五岁起,祖母就会给他念《伊利亚特》《奥德赛》和《阿尔戈英雄纪》(The Argonautica)。这些文学作品激起他内心中某些强烈的情感。“正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这个世界。”他解释说。他的故事真的挺能让我产生共鸣的,在离家万里的地方,还能遇上这么一个气味相投的人,那种感觉真是太棒了。而在他看来,我俩能在南极相逢,这其实特别符合逻辑。因为这地方本就是所有职业梦想家的归宿。我还在那儿遇到一位年轻的语言学家,在这片不存在本地语言的大陆上,在这种连博士都得自己洗碗的环境中,他倒是过得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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