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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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 Jeanette Winterson 有本畅销自传,标题来自于她母亲对她说的一句话: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翻译过来就是 “既然可以正常,何必要快乐?”
Jeanette 的养母发现她喜欢同性之后,要求给养女进行一场驱魔仪式,把她变“正常”——哪怕代价是家庭成员的离心离德。
东亚人对"人生错题本" 的恐惧都能感同身受:从选专业到找对象, 每个决定都要反复斟酌,力求"正确"。规训到极致的人生,是在每个路口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选择标准不是自己喜欢什么,而是那个赛道的张雪峰老师告诉你该选什么。
别问 "这样快乐吗?"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从十年前的作品《密会》开始,导演安畔锡也反复地在探讨这个问题:“要正常,还是要快乐?”

和大多数强情节的韩影不同,安畔锡的片子,专注于平凡生活的细波微澜。 故事里的女主角们, 过着与你我一样的平凡生活:有一份正常工作, 车子房子, 体面的男友或丈夫,是别人眼中努力生活的榜样。然而这样在规范中行驶的人生,却突然遭遇了意外——爱情闯入了。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失控的意外。沟口健二曾借角色的口说:“在一个权力关系稳定如单元格的社会中,个人是不允许存在的。表现自我的方式只有两条,自杀和通奸。”安畔锡镜头中的爱情,不是霸总爱上实习生,或者财阀助我复仇成功,而是些麻烦又"不合规"的感情: 年龄差距大(特指女性比男性年长), 有师生关系, 或者出轨。这些失控像一记重锤, 砸穿了女主角们努力维护的人生样板间。

《毕业》里,徐惠珍和多年前的学生,如今的同事李俊昊的恋情被公开之后,面对众多责难,她难过地发问:如果我是男人,或者我也是二十多岁,难道还会面临同样的处境吗?观众当然知道答案,就像导演在《密会》的采访里说的:20岁的男性和40岁的女性恋爱,这个事是会让女人遭到唾弃的。于是,女主人公被冷嘲热讽,失去工作和一切曾让她感到安稳的事物。脱离“正常”的选择是昂贵的,它意味着不再获得象征性秩序的庇护,被排挤到社会边缘。放弃了别人眼中的标准人生,却换来了内心的自由与安稳。《密会》里的吴惠媛,奉献了自己的良知和自尊,从自己服务的上流阶级手里换来优渥的生活。最后必须要把自己也送进监狱赎罪,才能在阳光下露出微笑。这是反父权资本版的拆骨还父,剔肉还母。
被定位为人本主义导演的安畔锡,其创作的终极之问,自然是:人该怎么活着?他作品里的女主角们,或多或少,做着与文化相关的工作:比如音乐教授、图书管理员、或者语文老师。角色的职业空间是故事展开的背景,自然也把对人性的探讨,不着痕迹地带入了职场戏里。

《毕业》里的职斗并不复杂:讲的是大峙洞的追逐补习社,因为副社长禹胜熙不愿屈居人后,与补习社的竞争对手合谋,利用男女主角的恋爱事件,试图夺权的故事。这场政变的契机,源于男主角李俊昊加入补习社,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
女主角徐惠珍作为补习社的王牌,手中有最多的生源,是掌握核心资源的技术骨干。她因为内心缺少对补习社讲师这份职业的价值认同,因此,在听到曾经的得意门生李俊昊要加入这一行之后,充满了愧疚,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自己的误导,才让他脱离了原来“正常”的轨道。所以不自觉地,给了李俊昊过多的关照,以至于影响到了其它老师的利益。补习社老板金院长,和副院长禹胜熙,都敏锐地嗅到了人心的浮动,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分化与拉拢员工。

金院长与徐惠珍是老相识,当初几人一起,将补习班从小作坊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然而,金院长对徐惠珍主要是利用和防备。当初借钱给她还债,是为了把她绑在补习社做牛马;等徐惠珍成为明星导师之后,他又时刻担心她某天离职,会将学生带走。因此,他不断寻找机会培养竞争者,分走她的生源。
为了握紧手中的钱和权力,金院长可以向徐惠珍哭着下跪道歉,打感情牌;可一旦徐惠珍因为恋爱事件变成负资产,他就毫不犹豫地与她切割。
像所有本事不大却善于弄权的领导一样,金院长自以为深谙制衡之术,却不料给了禹胜熙夺权的机会。
禹胜熙敏锐地察觉到金院长的弱点,开始悄然布局。她一边拉拢受影响的老师们,一边利用金院长和徐惠珍之间的矛盾,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东亚艺术作品中,女性对权力的追求往往被描绘为"不得已"或"情势所迫"。这种刻画隐含的社会规训是:女性热爱权力是"不正常"的,因此必须由外部因素驱动,而非源于内心渴望。然而,《毕业》打破了这一惯例。剧中"白发魔女"(最佳补习社的社长)坦然承认:"我的目标就是掌握绝对权威。"

她和禹胜熙这两位野心家,不仅坦诚自己的权力欲,还在权力斗争中展现出果断无情的一面。她们熟练运用各种手段:操纵欲望,散布谣言,勒索贿赂。观众看一个故事,是想从故事中看到自己。权斗计谋只是背景,人性的试炼才是焦点。一直以暖男形象,徘徊在徐惠珍周围的尹组长,在禹胜熙故意向他首先透露了男女主角的地下恋情之后,不但立刻撕下知己好友的面纱,更立刻召集其它老师,煽动他们对徐惠珍进行讨伐。当徐惠珍恳请他不要成为敌人手中刀时,他摆出一副被辜负的模样,振振有词地指责徐惠珍利用了他的感情。事实上,徐惠珍从未接受过他的示好。人物的行为源自他们的价值观:尹组长从未真正地将徐惠珍作为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给予尊重,所以她的选择才会让他恼羞成怒。另一位在权斗中展现出小人本色的,还有国文组同事李明俊。他盗取徐惠珍的教学材料,交给禹胜熙作为筹码。在男主角的挑拨下,他认为留在大峙追逐学院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便果断背叛了原阵营。对李明俊而言,背叛和欺骗是家常便饭。讽刺的是,正是这样突破道德底线的人,却最大声地用道德和公平的名义来指责徐惠珍。与丑角化的男性角色相比,补习社的几位女老师,则都颇有侠气。南清美与李俊昊同时加入大峙追逐学院,是很有事业心的女性。尽管看到李俊昊得到更多资源倾斜,她内心不平,但却没有陷入嫉妒与腹诽中,而是大大方方地表达不满,再以实力站稳脚跟。当补习社陷入内斗,其他人急于瓜分徐惠珍的"资源"时,她作为禹胜熙极力拉拢的人才,站在那条利益与道义的钢索上,却最终拒绝成为"群起扑食的野兽",站在了徐惠珍一边。

珉智是徐惠珍的教学助理,她起初被禹胜熙的优厚条件所诱惑。然而,与前学生夏律的相遇改变了她的想法。夏律称赞她是一个“好老师”,深深触动了珉智,让她明白自己最珍视的究竟是什么。她于是打算接受禹胜熙的条件,但目的是为徐惠珍当卧底。当珉智将这一"无间道"计划告诉惠珍时,被千夫所指,即将面临职业生涯的终结的惠珍,第一反应却是为珉智的困境而落泪:"禹胜熙把你当成这样的人,一定让你很辛苦吧?"这样的相知相惜,比爱情更让人动容。

安畔锡作品中的男主角,往往是勇气与理想的化身。在他的故事里,这样的角色通常是充满少年气的年轻人,他们强烈而稚拙的感情,与一切以利益为导向的现实发生碰撞,试图突破板结的社会规范。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到了《毕业》的男主李俊昊这里,就更复杂了。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生,他辞去大公司的稳定工作,去当补习社国文教师的理由是:时代不同了,他这一代人无法再复刻父亲的道路,通过在职场埋头苦干,就能负担得起江南的房子。想要避免阶级滑落,唯有搭上注意力经济的快车,实现财富的指数级增长。他的目标是先进入大型补习社,借助网络宣传,成为全国范围内的补习名师。这是社会结构固化之后年轻人们的普遍心声:再没有信心去期待明天会更好,短平快捞钱才是真理。带着如此动机加入补习社,李俊昊在故事发展的中段,却又以一腔理想主义热诚,想教会学生何为阅读。他放出豪言,要摒弃只追求分数的衡水模式,让孩子们感受文学的力量,用戏中的台词来说——“读文学,是为了让人成为人”。连徐惠珍一开始都觉得迷惑:不是说为了攀爬阶级楼梯才转行的吗?怎么又当起布道者了?导演为弥合角色发展中的割裂,安排了一段关键的闪回戏,展示了年少时的李俊昊在徐惠珍教导下初次感受文学魅力的经历,暗示他对僵化体制的不满才是离开稳定的公司职位,投身补习业的潜在动力。然而,尽管有这样的铺垫,李俊昊这个人物前后的割裂感仍然明显。导演虽然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氛围的变化,但这份敏锐却伤害了人物的情感逻辑。

安畔锡用爱情故事作为探讨人性的工具。然而,作为一部大众文化作品,如果无法在某种程度上抚平观众的焦虑,就不算完成使命。电视剧里,主角们选择了"快乐"而非"正常",结果也并没有那么糟:禹胜熙与白发魔女两位野心家,最终因互相猜忌而功亏一篑;徐惠珍借此机会彻底告别补习班,回到校园,重拾当检察官的梦想;南清美支持男友继续他清贫的学者之路,却意外收获了个财大气粗的准婆婆,要把她捧成下一个补习界的"明星"。这是一个非常三言二拍式的结局——善恶有报,赏罚分明,是儒家文化推崇的各归其位,也是西游取经四人组重回编制的安稳落幕。相比于《密会》中女主角的结局,导演对反叛者的命运更宽容,也更乐观了。作为中国观众,看到徐惠珍三十多岁还敢回到校园,我不禁会想:韩国难道没有"35岁就该退休"的魔咒吗?然而好的文艺作品并不负责给出答案,而是负责展示可能。最后徐惠珍能否成为检察官,并没有那么重要。真正的"毕业",也并非在“快乐”与“正常”之间做出简单选择,而是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在矛盾中不断探索成长——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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