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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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沉静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时间的沉淀，来自细节的真实，来自纯粹的影像。这种力量看似不经意，却非常地难能可贵。”这是万玛才旦在颁奖仪式上宣读的授奖词。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费穆荣誉最佳影片“，颁给了这部气质独特的影片——《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影片以接近真实的影像，创造了独属于李冬梅的美学风格。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一部纪念妈妈并向母亲致敬的电影，本片全程在重庆取景拍摄，以导演李冬梅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全素人演绎，从一个十二岁女孩小咸对家庭和村庄的记忆入手，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农村的七天经历。在这七天里，发生了三次死亡和两次出生。故事充满了个人化风格和哲学意味，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导演李冬梅试图以这种影像化的方式表达对故土的眷念和对妈妈的思念。

“初看下，用疏离沉静的固定长镜头拍摄的《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会被迅速归为人们熟知的中国乡村编年史类影片。但这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快就会被忘记，因为这部电影的表现形式是出于对纯粹与极简的追求而绝非讨好和做作。”法国《电影手册》杂志主编、著名电影评论家Marcos Uzal（马科斯·乌扎尔）在2020年10月刊第769期《电影手册》中对这部电影给出了高度评价，称其“满足了对一个电影节最大的期待，即启示性”。

上帝在7天之内创下了世纪，李冬梅导演用7天的时间回忆妈妈告别前最后的时光，这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二者之间的关联。匈牙利电影大师贝拉·塔尔就曾在电影《都灵之马》中，用六天的时间讲述了一个蕴含哲学思辨的“反创世纪”的故事——一个身有残疾的马夫与他的女儿在六天里的艰苦生活。这六天的生活非常简单，在第一天，马夫赶着马车回家，女儿帮他把马收回马棚。第二天风沙大作，老马不吃不喝，马夫无法出门，只好留在家里。第三天，一群吉普赛人经过这里，争夺井水，马夫赶走了他们。第四天，井水干涸，他们无法继续生存，老马不进食。第五天，父女准备收拾行李离开这里，但他们却因严酷的天气而半路折返，油灯也燃尽了。在第六天，父女两个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守着一个生土豆，在沉默中陷入绝境。电影最后在他们的沉思中定格结束。

贝拉·塔尔根据“尼采哭马”的典故创作了《都灵之马》，他认为人们只注意到了尼采，而忽视了那个马夫和老马，他们是谁？为什么要抽打那匹马？他们的命运如何？对于贝拉·塔尔来说，“尼采在那匹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尼采就是那匹马”。所以这部电影讲的不是尼采的疯癫之谜，而是那匹马和马夫的命运。

然而在映后的采访中，问及《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中是否蕴含某种宗教的概念时，李冬梅导演矢口否认——

“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在创作本片时其实我拒绝一切概念先行。创作阶段一切都是根据我的记忆和直觉，不会去想宗教、哲学这些概念。对我而言，在创作过程中的排序：情感走向>记忆框架>最终呈现。我的“七天”与宗教的“七天”意义完全不同：电影里的“七天”始于小咸上学的周日，结束也在父亲回家、妈妈下葬的周天，这与我的记忆有关。但其实如果我能用五天把这个故事讲完，我就会选择五天。”

图源：@芭莎男士

这样的阐述似乎是导演有意在对自己作品“祛魅”，而这种“拒绝阐释”或许恰恰是秉持着“自然主义”的导演的真实主张——从个人私密的情感经验出发，以具象化的生活琐碎作为创作基础，将人物融于环境中，通过对自然不动声色的观察，引发观者超验的观影感受。导演敏锐的审美直觉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理性与逻辑，你无法以任何常规的类型化标准去定义它，而蕴藏其中的某些“看不见”、“感觉不到”的启示性时刻却直指人心。

《都灵之马》中反复出现“吃土豆”的母题，“土豆”象征苦难，（同样命题的还有梵高的画作《吃土豆的人》），作者通过一系列煮、剥、食土豆的动作呈现父女二人生存之艰。与此类似的，《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中的人物执着于“吃饭”这个动作。在小咸的家庭中，“吃饭”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外婆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呼唤着家庭的其他成员，母亲从阁楼的梯子上下来，外婆和外公已坐在餐桌前等待。空间的变换使得这段记忆不仅依附在图像层面，还依托于独特的家庭空间。

一般的影片中，“吃饭”往往是呈现人物关系、设置戏剧冲突的一个所指。然而在这部影片中，“吃饭”回归了它本原的意义，人物并不通过对话构建新的意义，仅以数次“吃饭”动作的重复而堆叠出意义。在海德格尔的艺术观中，艺术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影片中“吃饭”成为了人物“存在”的证据，在这七天之间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三次死亡与两次出生，却在导演这一次次生存层面的动作的处理下将之化作庸常，仿佛死生是和吃饭睡觉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它们终究会随着时间的长流流淌，人物仅仅作为存在者而存在着，不悲不喜。

影片几乎没有使用背景音乐，全部采用自然的声音，和极简略的对白。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中，外婆呼喊“阿孝咕”的声音言犹在耳，这部作品也是如此。也许最深层的记忆是不需要背景音乐来矫饰的，家人的呼喊与细语是最动听的音律。而这些音律在银幕上响起之前，或许已在作者的脑海回荡了十几二十载。

李冬梅导演上台领奖，并发表了获奖感言。她语音语调不高，语速平缓，却句句清晰。就像这部影片一样，给人沉静的力量——“我三十一岁的时候才决定做电影，那是一个迟来的决定。《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对我来讲不止是一部电影，它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用了最笨拙的方法去呈现这段珍贵的记忆，才让你们给我这么大的荣誉。电影里的老人，摇着扇子的，是我的外婆。她已经去世了，89岁。演爷爷的老人也去世了。电影里很多我描写的人物，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当然还有我的母亲，他们是我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们都离开了。我总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东西，也许我们看不见，感觉不到，但是他们还在。所以，如果妈妈还在的话，希望能够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刻。谢谢你们。”

“这是我的第一个剧情长片，一直想用这个片子为自己去世的妈妈作个告别，因此故事和拍摄的场景都比较真实。电影里我尝试用最质朴、最简洁的方式去呈现那些记忆片段，不做任何修饰和渲染，但每一个镜头里的时光都是我记忆27年以来反复的回响”。

或许观影的过程是乏味甚至煎熬的，但当你跟着电影全程走下来，又会留下无尽的回味。它是那种会始终陪伴着你的电影，你不用时时聚精会神地关注它，偶尔打个盹儿也没事，但你想看它时它就在那儿，就像记忆一样。

References

（1）都灵之马，在世的坚守与尊严，《光明日报》2014，1，李洋

（2）《三代重男轻女，这个农村故事让她悲从中来》，Totoro